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敗者回憶錄115：與勞思光的交往

2022 年 3 月 3 日

勞思光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只因為他從來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做學問的人，他時刻關心中國、香港、台灣的政治變遷。

前文談到1981年，我對徐復觀教授和勞思光教授分別作過專訪，兩個專訪直接導致中共對我和《七十年代》杯葛，也使我無法不作出脫離左派陣營的選擇。我談到與徐復觀的兩年交往，及所受影響。這裡就談談我與勞思光教授的往來，我對他的認識，和一些趣事。

我在1981年應政論家徐東濱之邀，參加香港前景研究社，在那時候才第一次認識勞思光。前景社大約每月有一次聚會，就香港前景問題探討各種方案，並向中英雙方提出。當然，都沒有被採納，甚或可能沒有被認真看過。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布，前景社也解散了。不過，就在這幾年，我對勞思光作過一次專訪，也邀請他擔任過兩次「五學者座談一國兩制」的主持人。他在座談會中引導其他學者，他自己也講了很切要的意見。自認識後，我們就有較多交往。他那時在中文大學哲學系授課，與唐君毅、牟宗三齊名，被喻為「香港人文三老」。所著的《新編中國哲學史》，深為學界所重。實際上他並不老，比唐、牟小二十多歲，也只比我年長九年，但他少年老成，據說他二三十歲就是這個模樣，1981年他五十多歲，也沒有變老，還是這模樣。

他身材瘦小，據他自己說體重從來沒有超過100磅（45公斤），但每次一起飯聚，他都食量驚人。而他那個小小的腦袋，所裝載的東西也驚人。除他本行的哲學，對時局、政治、社會現象，乃至賽馬、賭博都有別具一格的思考，甚而會到澳門賭場小試牛刀。而其中在朋友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命理、術數、占卜，我認識他時，徐東濱已經說他的綽號是「鬼谷子」。說他在毛澤東去世一年前，就占算到毛過不了1976年。不過他從來不以術數專家炫耀，還說自己一向不主張人崇信術數，只是拿來自娛,或跟友好算一算。初識時他也為我開了一個命盤，對我的家世和過去，算得蠻準，講到日後我的生涯，後來的發展也好像有些譜。

前廣播處長張敏儀說，在中文大學讀書時，曾經上過勞教授的課，他們同學都叫他作「魔術師」，因為他永遠是穿西裝打領結（bow tie），像魔術師。勞思光跟我解釋為什麼到任何場合都這樣穿著，是因為有些場合是一定要打領結的，但沒有任何場合是不可以打領結的。為了不花時間在穿著上，打領結穿西裝就完全不用費腦筋了。

他接受過我們雜誌不止一次訪問，除了座談會之外，他都說不要記錄訪問稿了，所有的問題他都自己寫下答案交給我，他說這樣我們既省事，他也毋須擔心我們會記錄有錯。

勞思光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只因為他從來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做學問的人，他時刻關心中國、香港、台灣的政治變遷。1971年他出版了《歷史之懲罰》，是他一系列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結集。以嚴謹思辯和關切人類苦難的深情，對當代中國的危機以至整個人類文明面對的困局，作出系統的分析和深刻的反省，對當時的學生和讀書人有很大影響。因這種關懷，使我們自相識後，就結成了常常一起談論國是的朋友。我視他為良師，相信他也視我為益友。

他早年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未及畢業，就因1949年國共內戰而隨父母移居台灣，在台大哲學系完成學業。因反對國民黨專權，主張自由民主，引起情治單位注意，他父親獲得消息，讓他趕緊離開台灣，於是到了香港。他曾經聲言，除非台灣解除戒嚴，否則他不會去台灣。在中大退休後，1987年台灣解嚴，1989年他應邀到台灣任清華大學客席教授。那之後，因為《九十年代》出版台灣版，我也常去台灣，與他在台灣常茶聚飯聚。

2001年，勞教授以傑出學人的身分，受邀回中文大學一年，並出版了一套十三冊《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六月九日，中大出版社為他辦了一個題為「五十年來家國」的對談會，在中央圖書館舉行，蒙他邀約，選了我作為對談者。

2001年在香港一年後，勞思光又回到台灣在華梵大學任講座教授。但妻子仍然留在香港，在台灣雖有人照顧，但基本上是獨居。2012年10月21日，因心肌梗塞昏厥，被發現後，送醫不治，終年85歲。歿後，台灣和香港都為他舉行過追思會和研討會。2012年12月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追思會上，我應邀做發言者之一。我簡要地講了與他交往的經過，和他給我印象最深、從他言傳身教中受到影響的幾個要點。這些要點都貫徹在我的編輯寫作生涯中。下一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