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敗者回憶錄85：裂口的開始

2021 年 11 月 9 日

1979年五月，寄往大陸的雜誌遭海關沒收，並通知訂戶，指是「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

1976年四人幫倒台，到1979年初，是《七十年代》與中共的蜜月期。那時，中共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的主流是批判文革派，而《七十年代》以香港雜誌的身份為主流派掃清道路，其中尤以呼籲鄧小平復出，為劉少奇、彭德懷平反，使文革被打倒的劉的黨政系統、彭的軍隊系統一大批老幹部復出，重新執掌權力。這符合當時中共主流派的意願。與此同時，《七十年代》亦涉及中共的體制問題，特別是權力轉移的制度化，掌權者的特權和百姓受權力欺凌的問題，這些深入到制度的探討，並不符合掌權者的利益。我並非不知道，但我當時認為，這正是獨立輿論的愚者千慮的責任。

1979年前，鄧小平的最高權力地位仍然未鞏固，推動「打破毛澤東永不會錯的神話」，打擊「兩個凡是」，讓西單民主牆批判文革派，是鄧派在全國製造輿論的要點所在。因此，儘管中共從來不容許外來報刊進口，但在1978年，不僅《七十年代》可以帶進中國，甚而北京、廣州許多機關紛紛訂閱，都可以收到。有順德一位民眾寫信給海關，問《七十年代》能否允許進口，獲明確答覆「可以進口」，因此才托親友在香港代訂。

1979年五月，寄往大陸的雜誌遭海關沒收，並通知訂戶，指是「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

鑑於當時與中共的關係仍然良好，我以為是一時間中國內部的失誤，期待事情有轉機，在等了個多月後，就於當年7、8、9三個月，陸續就這事件寫了三篇「社論」，題目分別是「反對中共當局非法沒收本刊」「怎樣的言論對中國有利」「言論開放有利於安定團結」。這三篇文章，以向讀者交代中國對雜誌從開放到禁制的過程，來借題發揮談言論自由對中國的重要性。

社論不挑戰中共建政後所訂立的限制國外出版物進口的條例，反對的是「非法沒收」，因為除非是毒品之類的東西，海關若不准某一樣東西入境，也只是要你留下，出境時帶走。現把東西沒收，就是另一層次；沒收後加一個「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罪名，這又是另一個層次。我們的抗辯，就是針對既已獲准進口，又突然禁止，再當毒品般沒收，並加上罪名，從這三方面分別論述。就「有害安定團結」，社論提出「狹隘的黨派立場、狹隘的民族立場，和看風使舵的言論，均對中國不利」，「與其竊竊私議，不如公開討論」，「沒有批評，要言論何用」，最後的結論是：言論開放有利安定團結。「只有當政者相信人民，讓人民有知情權，讓各種不同的意見與民眾見面，讓海外嚴肅探索中國問題的報刊可以給民眾接觸到，民眾才會對當政者有信心，並知道怎樣發揮民主權利。」揭發問題實現的是清污除垢的安定團結，而掩蓋問題實現的是藏污納垢的安定團結。

三篇社論，明確了我們雜誌在殖民地香港的輿論角色，由英國提供的保護傘，可以使我們說出中國老百姓想說但在大陸不能說的話。那時候，愛國，一心希望透過輿論促使中國進步，仍然是我的追求。我相信只有批評才有進步，沒有批評就只會越來越向絕對權力倒退，越來越腐化。

《七十年代》被禁止進口的幾個月，一向同我有密切聯絡的中共駐港高層，沒有約我見面，有見面的藍真也沒有同我談論這件像沙發上的大象那樣明擺著的事。直到九月刊出第三篇社論，才通知我去新華社與王匡社長見面。

那次見面，跟過去與李菊生社長、祁烽副社長的平和地聊天式談話不一樣，是十幾人在一個大客廳開會式座談。王匡講了一大堆廢話，主要就是說我們三篇社論不合適，指「中共非法沒收」不對，不是「中共」，是「中國海關」，現在是「黨政分開」的。我平和地但毫不保留地對他的話表示異議，說要「黨政分開」只是一個追求，還不是現實。並再次扼要陳述社論的觀點。我試圖力爭在中共體制內實現一本雜誌的言論自由，但沒有得到與會者支持，包括藍真在內的與會者都沒吭聲。這次會晤有點不歡而散。而真正主管報紙雜誌的祁烽副社長卻沒有出席。

王匡在文革前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文革被批鬥，文革剛結束的1977年復出任出版總局局長，這時全國只准讀毛著的禁書時代尚未過去，他在出版局率先開放了35種中外名著的重印工作，在中國算是較開明和有作為的人物。可是，既外派香港，又要服從中央僵硬政策，表現也就只能這樣了。

這是我爭取作為中共體制內刊物的言論自由的挫折，也是我們與中共關係裂口的開始，但這時候還沒有真正和公開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