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信的猫

宁浩的《疯狂的外星人》里有这么一幕。伤痕累累的沈腾和黄渤生无可恋地对外星人说： “地球给你了，随便吧。”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疫情这只手，不知扼住了多少人命运的咽喉。挣扎，似乎不再奏效，只不过让人更快地失掉了所有希望，更清晰地看到眼前漫漫的长路其实就是个死胡同。

等李靖的爸爸再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几天。理论上春节假期已近尾声，但各地封城停工的状态，让这个春节显得没有尽头。若是以往，假期延长绝对是大部分打工人、上班族梦想成真的美事，但前几日的争吵和爆发，让现在这个被延长的假期和这个走不出的家门显得像是副枷锁。

武汉突然决定封城的时候，李靖一家正在准备年货。像每年春节一样，除了买菜买肉买水果零食，就是准备辞旧迎新的氛围，还有过年那几天的吃食，从大年二十五开始，家里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大扫除，写春联，买菜备菜，炸丸子炸麻叶……虽然跟过去相比，年味淡了，但过年前的准备工作似乎还和小时候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妈，我回来你高不高兴？”，这是肖茹下火车后见到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妈妈腼腆地笑了笑，旁边的舅舅说：“肯定高兴，不光你妈高兴，我们都高兴。”这是第一次全家人出动去火车站接肖茹，能来的都来了，肖茹开心的一个接一个的拥抱，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彭伟的离世，她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重逢。

“就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从哪儿开始说”，意外遇见多海虽然让安黎觉得十分开心，但她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得跟别人再讲一遍自己的处境。她总在没完没了的说这些，她觉得自己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跟身边所有人重复着自己的痛苦。一开始仅仅是发牢骚，就像每个遇到困难的人都会找亲人朋...

“迷茫，痛苦，想死”，安黎在搜索引擎里敲下这几个词的时候，已经失业一年多了。还好她找到了一个自由职业工作，能保证自己基本的日常开销，还好她丈夫有收入，她不用操心房租水电网费保险，还好他们夫妻恩爱，她没有来自压力，还好她家人尊重她的想法，不催她生孩子，给她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11月的风中夹杂着的寒意不再遮遮掩掩。要是起大早出门，呼呼喘出的气已经能形成一片片模糊的白烟。被肖茹一大早的火车折腾醒的李靖干脆早早到了公司，除了楼下值班的保安和上早班的保洁，空荡荡的楼里就只有他。上楼、泡咖啡、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桌上摆着当天例会需要的文件，还有实习生欧阳留下的...

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奇迹，有奇迹的，就不是普通人的生活。一夜暴富、著作大卖、创业成功这些奇迹至少意味着，有些貌似普通的人，其实已经是冥冥之中被命运眷顾的天选之人。真正的普通人中也有无数几年如一日买彩票、买股票、写小说、搞发明的人，就好像一个马云背后其实有无数跟他一样辛苦，甚至比他还要...

打视频电话看别人吃火锅，像是在看电影。但这部电影好不真实，电话那头那两个多海熟悉的人，让这一切显得像是他在梦中窥见的平行宇宙。那里没有疫情，他也不曾远离朋友，他从没决定出国，他甚至都没有参加那年夏天的高考，而是选择了艺考，但他落榜了，没能进入自己心仪的电影学院，他去了第二志愿的戏...

李靖出门后短暂的安静让多海觉得很尴尬。他说不清自己不知该说什么，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说错话，让肖茹刚刚平复的情绪再起波澜，还是因为时隔多年后，突然要跟曾经暗恋的女孩单聊让他紧张。但肖茹先张了口。“那你呢？你什么打算，要留在德国吗？” “留？我还不知道留不留，现在我还在等答辩，论文不久前才交上去。

“大导演，你怎么改行去搞学术了？！”肖茹刚出现在视频电话另一头，就忍不住调侃多海，“我听李靖说，你现在是社会学博士，牛人！什么时候出书啊？” 多海不好意思地抿出一个笑容，答道：“还没答辩呢，出书还早着呢。我听李靖说你要回西安？”多海本想先问肖茹这些年的近况，但还没来及叙旧，嘴里就蹦出了回西安这件事。

等待很熬人。等的时间长了甚至会失去对时间流逝的习惯感知。一两天可能会变得像一周，一个星期可能会变得像一个月，直到最后连当事人自己也搞不清今天到底是哪天。越到年末这种感觉越可能出现。在这个人们会例行回顾过往的时刻，经常会出现一种晃如隔世之感，惊讶之中夹杂着些许懊悔：一年又快要结束了，而我又完成了什么？

失眠一夜后迎来的是明媚的深秋之日。在视频里看到许久未见的老友，让多海觉得暖融融的，就像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阳光一般。但这依然无法抚慰彭伟的死讯和肖茹辞职的消息带给他心里的波澜。他的生活按部就班、平淡无奇，即使在疫情前也是如此，而世界另一端，有人失去了儿子，有人失去了同事，有人在疫情...

多海躺在床上等李靖电话，但脑袋里却还在拼命寻找他有关彭伟的记忆。他们两个人只在高一时短暂同班，但没怎么说过话，唯一不多的交流就是彭伟找多海借杂志看。当时的多海每周都会买电影杂志带到班里，一开始本来是小圈子几个爱看电影的好朋友共同的娱乐活动，但却逐渐成了全班人每周都会参与的事。

“你那儿几点？你这是大半夜睡不着觉？”聊天屏幕上很快弹出一条回复。“嗯，睡不着，心里有点难受，想找你聊天，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凌晨两点多给朋友发信息的多海没想到能这么快收到回复，国内现在是一大早，上班的人应该还在通勤的路上。李靖跟多海是发小，小学就认识，双方父母在同一个单位上班，那时还住在单位家属院里。

延签，是一块石头落地。多海不再担心居留的法律问题。如果只是法律问题，那么离他下次担心还有一年时间。延签后的那几天像是夹在焦虑中间的奢侈喘息。找工作的压力放大的不仅是失业的焦虑，还有对未来的焦虑，与因对过去的选择产生怀疑而起的人生焦虑。那种焦虑感让人觉得只要不是没完没了的敲击键盘和滑动页面，人生好像就失去了意义。

周二，续签的日子。在移民局约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多海到了却发现移民局大楼的大门紧锁，门口贴着的告示上写着“请走侧门”。侧门门口站着两个保安，看到有人过来就问“约得几点？”，“请出示预约文件”，然后转到玻璃门的另一侧，盯着墙上贴着的七八张A4纸核对预约信息。

“多海，格朗好像在招博士后。我刚看到这个消息。她的招聘信息发在社会学人邮件名单上，昨天发的。你不是一直跟她有联系吗？这个职位跟你有关吗？” 早上多海起床后，冲好一杯咖啡，坐在窗前打开电脑，第一个跳出来的信息提示就是同事昨晚半夜发的这封邮件。

本硕博一共十年，多海是个科班出身的社会学研究者。这些年来，他最熟悉、甚至能倒背如流的词汇是反实证主义、形式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实证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后工业化、晚期资本主义等等，每一个概念背后的理论、著作、研究现状、甚至名人轶事他都如数家珍，虽然他也有盲点，但至少在这个领域他游刃有余。

多海第一次有了紧迫感，脑子里的胡思乱想化成无形的压力压在他心口。他想找工作，但他不知道从何找起。对做学术出身的他来说，最自然而然的职业生涯就是继续留在学术界打拼，但本来有望的一个“东家”已经没戏，他的博导又已经退休，无心顾及博士生之后的职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