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那年失业16（连）

多海躺在床上等李靖电话，但脑袋里却还在拼命寻找他有关彭伟的记忆。他们两个人只在高一时短暂同班，但没怎么说过话，唯一不多的交流就是彭伟找多海借杂志看。当时的多海每周都会买电影杂志带到班里，一开始本来是小圈子几个爱看电影的好朋友共同的娱乐活动，但却逐渐成了全班人每周都会参与的事。电影杂志从前排传到后排，有人下课休息时看，有人上课时偷偷看，有时杂志传回到多海手里，还会有人再来找多海说自己还没看，问能不能借，彭伟有时就是这个人。他个子高，坐在最后一排，但却并没有与坐在最后一排的人打成一片，他人话不多，特别没存在感，属于那种你不留心根本就不会记得的人。上大学后，多海在一次中学同学聚会上有碰见了彭伟，他感觉彭伟的性格变了很多，至少在聚会上，彭伟表现得很健谈。但谁能想到这么多年再没听说过任何有关他的事，而当再听说时，获悉的却是他的死讯。

还有肖茹，多海以前喜欢过肖茹，但这层纸一直没捅破，后来文理分科，肖茹选了理，多海选了文，喜欢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他当时还想着如果能考入同一所大学，说不定还能再续前缘，但生活总事与愿违。多海躺在床上等电话的那段时间，发现对曾经的记忆在他努力想起彭伟的过程中不断涌出，他还能记起很多人的名字，甚至是当时班里的座位安排。他突然想到当时高中结束时大家互相道别的留言册他还带在身边，他走到书桌前，打开最下面一层的抽屉，里面堆满了这些年来他收到的明信片，这一摞摞明星片底下压着一个封面上画着龙猫的本子，翻开第一页，留言的人是李靖。的确，能有个从小到大一直相伴左右的朋友，不是件谁都能遇上的幸事。多海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找彭伟留言，毕竟两个人关系并不近，后来也不在同一个班。正找着，李靖的电话打过来了。

“不好意思，刚我公司的电话。咱聊到哪儿了？”

“没事。你公司找你有急事吗？要不然你先忙，咱俩什么时候聊都行。”

“没有急事，就是问要我前段时间出差的发票，我忘了给财务了，刚扫描了一下原件，他们做账要用，下周还得再把原件交过去。”

“哦，没急事就好，”多海把留言本放在一边，接着说，“你刚提到彭伟的事，哎，想想真的让人觉得害怕……”

“对，我想起来了，最可气的是，肖茹说公司对这件事的处理态度。一开始完全就当是员工离世跟自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虽说彭伟是猝死在地铁站，但谁都清楚他猝死是因为连续加班几本没休息，他们公司第一反应是冷处理，内部发了一个讣闻邮件，说对此表示惋惜。去他大爷的，说起来这事儿我就生气，肖茹跟我说，他们一开始连抚恤金都没打算给。彭伟出事后，彭伟项目组的组长想跟上司争取给大家放一礼拜假，一方面确实太累，另一方面组里死了一个人，这心理冲击也不小啊。公司上司不答应，说一礼拜假太长，公司损失太大。你猜上司说什么？他说公司掏钱让全组人去做体检，只要没事就正常上班，有问题的放三天假。你说这是人说的话吗？”

“那后来呢？给抚恤金了吗？”

“给了。彭伟家人来处理后事，警告公司说他们会走法律程序，至少聊天记录能证明彭伟一直在加班，从时间上看已经违反劳动法了……”

“告也没用啊，就算理论上违反劳动法了，也并不代表上诉就一定会有结果啊，公司可以说加班是彭伟自愿的，你怎么证明他不是？我不是法律专业的，但我估计实际操作层面不见得是违反劳动法就会被罚吧？执行层面可能也存在漏洞，让员工加班又不是他们公司这一家，要真能告，彭伟可能就不会出事，现在都拿绩效说事，你干这么多活，那这么多钱，这一套把加班都扭曲成了员工为了多赚钱自愿加班，搞得资本家一个个像做慈善一样……”

“打住打住，再说你就该高谈阔论批判资本主义了，咱现在还扯不到那上面。彭伟他家人这么说一来确实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打算，二来是为了给公司施压。他们也不傻，知道就算这样做儿子没了还是没了，但付抚恤金某种程度上能说明公司承认自己有责任。这事儿闹挺大的，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其他员工情绪也不稳定，尤其是听到他们上司的反应，觉得自己就没被当人看，死了就死了，没人在乎。他们大厂也不是个小企业，公司高层也不傻，肯定知道这事儿影响不好，最后给了几十万抚恤金，还发公告说要改革公司不良的加班文化。反正那份公告措辞还挺老道，‘不良的加班文化’，感觉你也能解释成‘我要改的是不好的，但加班不一定是不好的’，不过这招暂时平了众怒。”

“我操，真他妈不要脸。”多海这句脏话既愤怒，又无力。搞社会学研究的，批判理论看多了，现在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能用来抨击资本主义的概念与论点，但问题是有什么用呢？除了出气、泄愤，还能有什么用？对啊，能有什么用，他也这样问自己。他看着屏幕里的李靖，他也不知道能说什么，或者怎样才能转移话题。

“你等下，肖茹给我发了条信息……我去，她说她已经辞职了。我先不跟你聊了，我问问她咋回事。拜拜。”

挂了电话，多海才看到天已经蒙蒙亮了，一夜过去，这世上失业的人又多了一个。和他不同的是，这人是主动选择失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