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那年失业25（连）

“就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从哪儿开始说”，意外遇见多海虽然让安黎觉得十分开心，但她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得跟别人再讲一遍自己的处境。她总在没完没了的说这些，她觉得自己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跟身边所有人重复着自己的痛苦。一开始仅仅是发牢骚，就像每个遇到困难的人都会找亲人朋友倾诉一样，为了排遣不好的情绪，也为了集思广益，说不定聊着聊着就能蹦出一个新点子呢？说不定转换思路就能找到工作呢？但随着时间推移，失业就不再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一个要被克服的困难，而是成了生活本身-一种无法再被挣脱的状态。

痛苦重复多了自己也会烦，但安黎刻意回避这个话题不代表别人不会问。虽然大家都是出于关心，但“找到工作了吗？”，“你怎么这么难找工作？”，“要不然你再接受个职业培训？”，“再读个别的好找工作的专业？”这些问题可能说者无意，但听者却总觉得有些刺耳。每一次，安黎都要从头到尾解释一遍为什么她，一个三十出头、母语非英德法意、在德国取得哲学博士、在瑞士驻来乍到的非欧盟成员国外国公民，在这里找工作会这么难。制度的、非制度的、主观的、客观的原因都有，但每当她解释这些的时候，她总觉得自己像是在为自己的失业找理由，就像是不愿大方承认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自己太差。她说不清为什么她内心总隐隐地对自己有那么高的苛求，为什么她能对外清晰地解释一件事的可能成因，但私下却对从自己嘴里说出的话充耳不闻，满脑子只责怪自己不够强。

有次安黎解释着解释着，只觉得自己像是慢慢泄气的气球，一点儿劲儿也没有，她看着对面的那双眼睛，觉得有些恍惚，这些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的话每一次都在揭她的短，俗话说“扬长避短”，可她却没完没了地把自己的短暴露给别人看。她觉得自己就像站在舞台上，却突然失去了信念感的演员，看着台下的观众，脑袋发瓮，虽然嘴里还是念念有词。她解释着解释着就说不下去了，只补了一句：“我浑身上下都是劣势，能找到工作才怪！”而疫情暴发后的情况更糟，大企业裁员，小企业停业关门，经济的惨淡更让找工作这件事显得像天方夜谭一样荒诞不经。

德国的朋友说让她回德国，至少在这儿她还有学习和工作经历，还有人脉；父母说让她考虑回国就业，毕竟有主场优势。但尴尬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工作再重要，安黎也深知这不是她人生的全部，而且她也不再是一个人做决定。回德国也好，回中国也罢，都意味着她要么和丈夫两地分居，要么劝丈夫放弃工作，跟她去一个她认为自己胜算略大的地方重新开始。她做不到，对她来说，这无异于给自己的困境雪上加霜，两个人失业和一个人失业这笔经济账不难算。

多海似乎觉察到安黎有难言之隐，说：“你要不想说就算了，没事儿，就当我没问。不好意思，我嘴快，也没多想就……”

“不是，算不上什么难言之隐，就是感觉最近一年总在跟人解释这些事，我自己都烦。”

“我明白……”，但多海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有多感同身受，安黎就接着说：“长话短说就是，我教授最后给我的成绩相当于我已经没机会考虑学术界了，博士后对我来说没戏了。哲学博士在职场也不是多受待见的专业和学历。”安黎尽量压缩自己的解释，就像是在诉说别人的经历。

“咋可能？你当初不是一直说他对你论文的反馈一直特别好吗？听你说的感觉不像他对你有什么不满意啊？他给你啥成绩？”

“cum laude。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博士期间我定期给他看我的论文进展，作报告，他从来没说过有什么严重问题，他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也都照做了，他以前还跟我说过‘这最后肯定是篇特别好的论文’，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最后最差也是个magna cum laude。我计较这些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矫情？”

“绝对没有，要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也计较。奋斗三四年写的论文，又不是说你不认真，这样的结果肯定不好受。你问他原因了吗？”多海有些气愤，但也很担心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给成绩毕竟是很主观的事。

“我问了，他说是我过度解读了，他没说过我的论文不好，但也没好到给我manga甚至是summa的程度。他还说他不想轻易给人打高分，这样高分就没意义了。他的解释就好像我是在跟他要高分。我跟他说，我之所以会问就是因为觉得落差有点大，因为这个分数基本就意味着我不能再读博士后了。还没等我说完，他就说‘我的责任也不是保你读博士后，就因为你自我感觉良好，我就要给你高分吗？’，”安黎深吸一口气，每次提到这件事，情绪还是有些激动，“我都不知道我是应该对我自己失望，还是对他。最后他真的是判若两人，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我到现在还是一肚子问号。但他的评判和他最后说的那些话，确实让我对自己充满了怀疑。博士这些年建立起来的自信、自我认同瞬间崩塌了，好像所有我对自己的肯定都是因为我过度解读，我自视过高。”

“那你二导呢？”

“二导是我到最后论文快写完了才找的，他没有参与整个过程，就是最后把论文看了一遍，照我教授的分打了一样的分。不说了不说了，都过去了，谁也改变不了。说多了我自己都烦。”安黎喝下杯子里最后一口已经凉透了的咖啡，不好意思的对多海说，“真不好意思，在你答辩之前跟你说这些，你别多想，咱俩也不是同一个教授。”

多海叹了口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安慰。但他能理解安黎受到的打击，三四年的奋斗最终只换来一句“就因为你自我感觉良好，我就要给你高分吗？”，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可能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