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爾 的現象學研究，始終為後人留下了一道難以解答的問題：當我們僅能以主體的意向活動認知一切，倫理行為及思考何以發生？或說，當我面對他者之時，是否只能默許一種殘暴的詮釋，謀殺他者的可能，把「它」視作世界的僅僅一部分，視作認知的工具？從列維納斯到德希達，所謂 #現象學的「#倫理學轉向」，嘗試重構一種通往的救贖的倫理學知識論，卻始終未見勝利。

提到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很多人馬上就會想到「現象學懸擱」（phenomenological epoché）。雖然這概念無疑是進入胡塞爾現象學殿堂的鑰匙，但由於胡塞爾本人對「現象學懸擱」的理解隨着他的現象學發展而不斷修正，要為這概念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其實十分困難。值得慶幸的是，現在我們已不難找到解釋這概念（甚至胡塞爾的整個現象學方法）的論文和專書，為有興趣了解現象學的朋友提供很多參考資源。

做白日夢，彷彿成為了「不切實際」的同義詞。然而，想深一層，白日夢真的只有負面功能嗎？白日夢帶給我們的，真的只有空中樓閣，跟所謂的現實全無關係嗎？

這篇文章談的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討厭，而是從如何討厭一種學說的可能性，探討討厭行為本身如何在邏輯意義上成為可能。

一頭聰明的老驢因為哲學家的一句話，昇華了自己的餘生。　本系列文章所有情節均係虛構，如有雷同，涉嫌在大學當過副教授。

依據胡塞爾的研究，賓司汪格認為：對「憂鬱症」的處理或治療，可以是在患者失去了時間感知能力的情況，透過「事物的共通性」，讓患者與我們維持在一種真正的溝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