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政治问题

（小引：Weiche先生先前在拙文“評析許淵冲、李健吾、周克希譯《包法利夫人》” 下留言，就拙文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那篇拙文基本上只是从翻译理解和文学语言的运用角度来讨论问题。为了主题集中，那里的讨论没有明确提出并讨论一个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后出的文学译本往往不如先前的？感谢Weiche先生的留言，使我可以正面提出这个问题，并得出我自认为是大致不差的观察和结论。)

Weiche@chenweiche

與您分享同是李健吾的譯本，如您所討論的其中一個段落，他是翻譯為「就像一個蠢人的臉,暗啞的醜陋具有深厚的表情」，跟您所引用的有頗大差異。猜想是當中某版本經出版社或後人一再修改（李先生於1982年離世），想使字句更現代化，否則怎會如此不同。我手上是台北桂冠圖書1994年出版的譯本。

您討論的完整段落書中翻譯如下：

可是,不知道他是沒有留意這種動作,還是不敢這樣做,祈禱完了,「新生」依然把帽捧在他的兩個膝頭,這是一頂複合式的帽子,含有羽盔,沙普司喀,圓筒帽,水獺便帽和軟睡帽的成分,總之,是一種可憐貨色,就像一個蠢人的臉,暗啞的醜陋具有深厚的表情。卵形,鯨骨撐大;三道縗條沿邊;隨後是菱形的絲絨和兔子毛,一個隔個,條紅帶子分開;再往上去,好像一口袋,尖尖的頭是硬紙剪成的多角形,覆着一層複雜的繡貨,垂下一條過分細的長繩,末端 不用流蘇,墜着一個小小金線十字架。新帽子;遮簷熠耀着。

最後，您的文章對挑選譯本很有幫助，非常感謝。

津轻海峡@tsugaru_strait

非常高興並非常感激您的留言評論。您提供福樓拜《包法利夫人》當中一個不同尋常的句子的另一種翻譯（即台北桂冠圖書1994年出版的譯本）對相關的研究來說非常重要，對讀者、對學子就這個重要問題進行的思考更是重要。

就我本人來說，由於種種原因研究資料蒐集不夠齊全，我的研究有嚴重的局限。您提供的資料使我的相關研究可以朝專業水平向前邁出一大步。您的資料提供也啟發我由翻譯問題想到了更多的、我認為是同樣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問題。

首先要說，您猜想得一點也不錯。李先生1982年去世，在此之後中國出版的李健吾譯本是由後人、主要是李先生本人的後人主持修訂而成的。我手頭上的2018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李健吾譯《包法利夫人》的前言說，譯本是由李先生的女兒 “李維永女士親自審閱認定”。

由這一說明，結合我們所能看到的譯本，我們或許可以得出幾個言之成理的結論，這就是，李女士是一個不懂法語，不懂翻譯、不懂文學的人，或者是一個專業水平差、談不上認真負責的人。

鑑於審閱認定譯本這種編輯工作十分繁雜，編輯審定者難免掛一漏萬放過一個有錯誤乃至嚴重錯誤的句子，我們可以認為李女士不一定就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人，她在這裡只是有一個疏忽，這種疏忽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不應苛責。

然而，從法語學習、翻譯和文學角度來看，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裡的疏忽則不應當輕輕放過。此外，這個問題也可以啟發我們看到並思考一些更廣泛、更深刻的問題。

讀這裡的法語原文（... dont la laideur muette a des profondeurs d'expression comme le visage d'un imbécile），以及您所引用的台北桂冠圖書1994年譯本譯文，還有我本人的譯文（“那帽子的沉默的醜陋有一種猶如傻瓜面容的表情深度”）可知，李女士要是懂法語，她就不可能看不到擺在原文當中的那麼多關鍵詞；她要是懂翻譯，她就不會如此毫無道理、毫無翻譯道德地背離原文；她要是懂文學，她就應當知道這種句子是福樓拜的神來之筆，得意之筆，不同尋常之筆，不可改動。

另外，她要是懂文學，她就應當知道福樓拜在這裡是玩了一個典型的陌生化筆法，即把人們司空見慣的現象（如傻瓜的表情）寫出來，寫得很奇異，寫得令讀者感覺陌生（不但讓中文世界的忠實譯本的讀者感到陌生，也讓法語世界的讀者感到陌生），由此感覺耳目一新，由此對他們所熟知的世界有了一種新的感悟，而作者則是由此成就了文學的一個最重要的功用，這就是，讓讀者對自己的周遭世界、對先前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事情變得更加敏感。

總而言之，李女士要是懂法語、懂翻譯、懂文學，她就不會如此改動或准許他人肆意地、假充高明實則笨拙地改動她父親原本好好翻譯出來的法語句子，把好眼治瞎了，把好牙拔掉了。我猜想李健吾先生假如黃泉有知，怕是要在地下扼腕長嘆或輾轉反側了。

從社會科學和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讓李維永來擔任翻譯家李健吾著名譯本的審閱認定的工作卻不交代她作為審定者的資格、資歷、專業資質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好的象徵。 2018年該社出版的李健吾譯本的前言只是說李維永是李健吾的女兒。但我們知道，翻譯的才能與功力是不可遺傳的。

我認為這個例子和象徵清晰地展示了在過去的73年裡，中國的文學翻譯走了一條跟世界翻譯主流背道而馳的道路，其主要特色是背離專業化，背離舉世公認的翻譯標準和宗旨，不是盡力讓讀者可以通過翻譯了解外部世界，而是要通過翻譯來強化讀者坐井觀天、固步自封、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如此之多的中國翻譯不約而同地力圖使讀者通過翻譯看中文是多麼優美，多麼精巧，中文是全世界最精美的語言，而這種奇妙的心態是與中國共產黨當局幾十年如一日或高調或低調宣揚的強國夢、民族復興夢是一致的。

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任用不懂翻譯、不懂外語的人來擔任負責外國文學翻譯審核和出版的做法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時一事的錯誤決定，也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家的問題，而是普遍的問題。在當今中國，許多認真負責的外國文學翻譯抱怨說，出版社負責審核譯稿的人常常是（幾乎總是）不懂外語也不懂翻譯的人，他們的審核標準不是看譯稿是否更好地再現了原文的形式和內容，而是單純地看譯稿的漢語好不好，而他們（審核者）的標準無非是他們自己非常有限的漢語語言和文學知識，以及他們大成問題的語言文學趣味。

在這種翻譯出版制度之下，我們就看到了李健吾的好譯本和好譯文給改成爛譯文的事情，就看到了日語水平非常有限的豐子愷被挑選來翻譯連日本人自己都覺得非常難讀的《源氏物語》，就看到了充斥著令人難以忍受的陳詞濫調的林少華翻譯的村上春樹在中國大行其道，讓中國讀者錯以為村上春樹是一個喜好使用陳詞濫調的寫手和作家。

說到村上春樹的翻譯，我認為中國堅持選擇林少華和台灣堅持選擇賴明珠翻譯村上春樹也是非常好的象徵。

我曾經大致研究過林少華的翻譯和賴明珠的翻譯，發現凡是林少華使用陳詞濫調的地方，賴明珠都是避免使用陳詞濫調，而是嚴格遵循原文；凡是林少華翻譯錯了的地方，賴明珠的翻譯都是對的。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我認為不能用中國總體的日語水平低來解釋，因為在中國日語水平高的人數不勝數（而且，現代日語也不像古希臘語那樣學習起來需要相當高的基礎和過門）。另外，村上春樹的語言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學日文的讀者理解村上春樹的文句不需要日語水平非常高，林少華的翻譯錯誤常常是大學日語專業一年級的學生就可以輕鬆愉快地識別的。

此外，林少華充滿錯誤和語句俗爛的譯本在中國最流行也不能用出版社一時的錯誤決定來解釋，因為林少華的錯誤比比皆是，受到許多人的批評（日本專家甚至有專門的研究），但林的爛譯本仍是一本接一本地出，形成一個大系列，蔚為大觀。

我認為，解釋林少華和賴明珠譯本分別在中國和台灣大行其道的唯一正確的解釋是，在過去的73年裡，中國的文學翻譯走了一條跟世界翻譯主流背道而馳的道路，其主要特色是背離專業化，背離舉世公認的翻譯標準和宗旨，而這一切跟中國的政治生態密切相關。或者說，是中國政治生態的一種反映，一種結果。而台灣的翻譯則是跟世界翻譯主流匯合。

如今許多人說，中國和台灣漸行漸遠。顯然，至少在文學翻譯領域，中國和台灣確實是漸行漸遠。

再次感謝您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