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在马驹桥，想起自由

文｜萨法维

就作为劳动力的人是一种商品而言，他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即生产体制强加给他的生存方式认识得越清楚，他越使自己无产阶级化，他就越感受到商品经济的逼人寒气，也就越不喜欢与商品息息相通。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我坐在出租屋门口，点起一根烟。薄荷与尼古丁混合的味道不算舒服，但若有所思地消耗时间的感觉却让人着迷。对面饭店的人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看着短时频，在过剩的信息前人们丧失了面对空白的想象力。在饭店外的人行道上，还有一个孤独而暗淡的背影，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身着蓝色的外卖员制服，面前是一碗大份拌面，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夸张不已。我靠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转头而来的是一张布满风霜褶皱的警觉的脸。我从刚买的烟盒中抽出一根烟，递给他。他笑了，委婉地说着拒绝、带着一连串的“谢谢”。显然，他没有时间像我一样悠闲地等待一根烟的时间，五分钟之后，他吃完了拌面，骑上一辆挂着他人夜宵的斑驳电驴，走了。这里是凌晨1点的马驹桥，北漂打工族们的家。

在北京东六环的边上，通州区与大兴区的交界处，有一片毫无特色、白领精英未曾听说的区域，但它在体力劳动者中却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它是北方最大的劳务派遣中心，也是很多进京务工人员落脚的第一站。

泥泞的道路上，不明液体沾湿的塑料垃圾随着微风飘起，没有路灯的狭窄街道显得阴森恐怖。但马驹桥外不远处，几条街道隔开的亦庄灯火通明，高级写字楼像是遥不可及的剧场幕布，笼罩在马驹桥的周围，默默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幕幕人间悲喜。没有路灯、柏油路、干净的厕所，很难相信这里是21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而它的隔壁亦庄却刚刚被确定为重点发展的首都副中心，那里号称要杜绝大城市病，中外企业云集，高中低档次的住宅楼鳞次栉比，就连小河边幽静的自行车赛道都铺设了太阳能板，带着来自未来的简约。

马驹桥与亦庄就像是一对互相依存的孪生兄弟，或者更生动地说，马驹桥是一座巨大的原料工厂，为亦庄、大兴以及周边形形色色的工业基地提供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这便可以解释为何马驹桥不具备现代化所承诺的一切——任何提升地价与生活成本的行为都将被转嫁到周边工厂所生产的各色成本上。或许也只有在马驹桥，我才能住进60元一晚的“酒店”。对于在农村生活的人来说，这家酒店房间的环境并不算太差，几平米的房间里放了两张床和一台电视机。这台电视机看起来颇有年岁，在还没有液晶屏的时代里它的大脑勺一定十分可爱，当然它现在只能是个永远黑屏的装饰物，和这座房间里刷着短视频的人面面相觑。床单和被套混杂着霉菌与香烟的味道，泛黄的床单让人想起90年代的梦想，放到现在则有些缺乏希望。

远在古代，这样如今破败的区域却曾是一片繁华。作为与卢沟桥和宛平城齐名的拱卫京师四大桥头堡之一，马驹桥曾经有“马驹”，也有“桥”。早在元代，皇家就在此饲养大量军马，当时修木桥方便通行为“马驹桥”。明末清初，山西晋阳人陆续来此经营酒业，左右店铺有上百家，庙宇、会馆、斗行、烧锅等车水马龙。年岁斑驳，马驹桥作为入京门户的位置没有改变，只是由商品的集散地变成了人的集散地。谈起90年代，马驹桥的原住民似乎相当怅惘。“曾经的马驹桥和北京郊区许多美好的村庄一样，有着曼妙的生活，”作为标志性建筑的镇政府、中心小学、敬老院在80年代末曾热闹非凡。但人口不到五万人的村庄迅速被人口迁移的大潮所淹没。

亦庄初期都是工厂，大批工厂的工人来马桥居住。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大批廉价的住所。天南海北的人大量涌来。城市化吞没了一切，北漂们把马驹桥作为务工的落脚点，老乡间滚雪球式的相互介绍加上马驹桥天然的优越位置，使得这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在国家权力收缩的改革开放之初，基层的自组织在外来人口的涌入下崩溃重构。流动人口取代了这里安静的社会主义老社区，拖着箱子往来的行人都不在北京本地成长。他们来自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的农村，有的人只是在这里住个一两天，找到打工的地方便搬走，也有的长期在此落脚，成为了新的马驹桥青年。他们被称为“马漂”，作为“北漂”的一个亚种，维持着独特的生活方式。

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对于马桥青年来说，马桥生活中最重要的环节可能在于打工挣钱了。早上5点钟，我的闹钟响了，大概5点20，我走到十字路口。在夜里了无人烟的地方，这个时间却聚满了人。中介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日结的工作有保安、外卖分拣员，而在疫情需求的冲击下，200-230一天的医药公司吸纳了这里绝大多数的打工者。形形色色的劳务公司把早上求职的青年们聚在一起，无论男女，不用简历，中介一般只问一个问题：“有没有身份证？”

在马桥青年之间，递烟可能是作为表示友好的最普遍方式。人群被赶到前往产业园区的大巴上，我跟着一个小伙，递给他一根。他看起来不是很精神，果不其然，昨晚在网吧通宵了一夜。和三和大神一样，这些甚至不到20岁的青年们自农村辍学。外出打工意味着逃离窄小的村庄与留守老人的双重束缚。他们卖力地穷尽青春的能量，抛弃第一代打工人时代的出租屋与储蓄的梦想，打一天工，上三天网。网吧与游戏如此迷人，不仅仅在于它们能够帮助青年们发泄情绪、带来刺激神经的快感，更在于游戏与网络世界意味着一片完全自由的幻想天地。在网吧中，他的一切都是轻盈的，现实却无比沉重。

我和他一起坐上了大巴，车子把我们载到了大兴。这里有着国家示范的产业园区，街道整洁，写字楼与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中介把印着logo的马褂发给我们方便辨认。人们在厂房门口排列集合。监工用嘶哑的声音大叫大喊，对着不守纪律的工友一阵迎头大骂。他看起来很愤怒，无端的愤怒。不过这里的人们也很明白这个规矩，监工的威胁一点用也没有——他所能控制的不过是大家一天的工资罢了。

人们做的工作很简单，不需要任何技能，学不到任何东西。药厂拉来的过剩劳动力一般只干两件事——贴标签与拧瓶盖。这是一家著名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生产基地，它靠自己远销欧洲的新冠疫情检测试剂在这一两年大发横财，市值飙升到几十亿。原有的生产线和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扩大的需求，也因此，与现代化厂房的外观不同的是，公司在建筑物内部开辟了新的生产场地。说是生产场地，其实不过是一个作坊，一张张长桌整齐的排列下去，拉来的人坐在一起，完成检测试剂生产的初步工序。厂房的门口贴满的大大小小的警方提示，提示的内容大同小异：遇到劳务冲突请报警。

没洗手、没消毒、没签合同、更没有五险一金，再写下名字与手机号码之后，对方递来一件白色马褂和一顶卫生帽。每张桌子都有一个监工，一间屋子有一个总监工，生产场地上方是空心的，二楼还有一个露台，上面时常出现公司人员。他们时不时巡视，站在二楼的位置将所有人尽收眼底。这样一来我们很难仰望到不知何时会出现监视的公司人员，但对方却可以轻易地看到我们以及监工手里的一切动作。就像是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每个环节与人都处在赤裸裸的监视下。

在7点开工前，我们上交手机。我被分到了“拧瓶盖”组。药剂盒的上半部分的盖子是塑料，而下半身则是橡胶，他们都已经被标准化的机器制作完毕。而我们的工作便是像拧汽水瓶盖一样把这两部分拧在一起。这是一门听起来简单轻松的工作，但当它真正来临时，我才知道这份恐怖。熟练的工友用绷带绑住自己的食指和大拇指，再戴上三层橡胶手套。塑料瓶盖和橡胶瓶身之间存在着尺寸的差异和材料的张力，只是我们要是不用力，便会有一条肉眼可见的缝隙。大家默不作声或是低头私语。拧好的一瓶试剂要插在规整的塑料盘中。每个塑料盘能齐整的装一百个试剂瓶，也就是说，监工能很清楚地看到孰快孰慢。同行的工友们都很熟练，监工绕着桌子走，挨着挨着抓起大家拧好的瓶盖，对没拧紧的工友破口大骂、对拧得慢的工友横加催促。拧瓶盖组的大多是男性，女性大多被分配去了更轻松一点的“贴标签”。年轻一点的大多是像我一样刚来的短工，而年长的则冀求能够长期有保障，有编制。工友之间有种莫名的团结感在流淌，人们面对监工的辱骂一声不吭，却又默默在同桌之间传递帮助与技巧。

过了几十分钟，到第一百个瓶盖，我的手开始麻木。到第两百个，监工抓起一把，面露难色，让我把这一袋打回去重做。显然，这里实行末位淘汰制，拧不好拧得慢会被请走，不仅自己拿不到工资，半天的劳动成果被免费献给了公司，而为了能够顺利赚到钱，剩下的人也不自觉地开始了相互比拼的“内卷”模式。到八百多个瓶盖的时候，我的手套磨破了，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脑子无法思考，眼睛死死地盯在手里的瓶盖上。到了中午，我的食指与大拇指因为长期地拧瓶盖，已经开始起泡，肌肉酸胀麻木。同时，由于坐在拥挤的室内，身穿不透气的卫生帽、白大褂和鞋套，闷热与劳累的感觉一道袭来。除了中午的一顿自费午餐，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工人们没有休息时间地重复这个无聊的动作。230元的报酬看起来很诱人，但很难有人能够连续不停歇地每天干。

深夜，回程的大巴载着手里拿着230元的人们在疲惫的昏睡中回到马驹桥。网吧大厅通宵有的只要30元，沉暮的天空下，这群年轻人在北京的雾霾天下游荡着。他们习惯被骂懒惰、缺乏斗志，他们没学历没技能也没证书。于马桥青年而言，时间停滞在现在，从未前行，而他们想要的那份自由，在无意义的工作和通货膨胀下，越来越遥不可及。

我在马驹桥镇住的这家“酒店”房间房门锁不好，厕所则要走出门几步路，这对女性来说并不友好。传说15年那会儿，西后街那个公厕，一个女孩半夜两点出来上厕所而被人强奸，至此之后各个房东都在家院里修建公厕。虽然90年代黑帮火拼的夸张故事早已远去，但斗殴扒窃并不少见。犯罪与欲望总是共生，飞舞的色情卡片背后是异乡人痛苦的挣扎，随处可见的无人性用品商店与殡葬业务、劳务公司一道构成了马驹桥生活的奇景。但有关肉体的商品近年来情况有些不同，备受警察打击的性服务行业转入地下一家家明目张胆写着“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玩偶体验”商店开始在这里出现，但他们免去了组织卖淫，将近些年兴起的硅胶“真人娃娃”作为打工男性的服务者，价格更低廉，更明目张胆也更健康。除了性，这里合法娱乐功能齐全。网吧、台球馆、按摩店、KTV、纹身理发美甲以及各种档次类别的餐厅应有尽有，并且都维持在相当物美价廉的水平上。与这梦幻般消费中心相对应的则是死亡。马驹桥镇有一个殡葬用品一条街，作为北京殡葬用品批发源地，京城经营殡葬用品的商户都集中在这里进货。红木、紫檀、大理石、玉石等材质的骨灰盒琳琅满目。他们像是一个暗示，给这里短暂的消费主义快乐蒙上悲剧的色彩。也无怪乎当笔者在互联网上搜索为何马驹桥有如此之多的殡葬业务商店时，得到的答案只是一句轻描淡写地“死的人多”。

无论是底层的办公室白领、新兴服务业人员还是工厂普工，出卖劳动力以进行储蓄积累的过程都是困难的。说到底，马桥不是作为及时行乐的法外天堂而存在的。它在北京所享有的例外状态皆来源于一个最根本的假设：这里的人要为邻近的工厂廉价地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对于在北京生活的白领来说，工资中的一大半将被用以支付房租，但对于在工厂里的蓝领来说，工资需要被用来为身体提供再生产，他们需要极端的享乐体验以对冲流水线上工作超过12个小时的身体折磨。要在北京提供低价的消费主义体验，房租首先要低，也因此，马驹桥的地价像是被刻意维持在低水平。地铁亦庄线在接近六环3公里的地方突然东北方向折返，要是想要搭乘地铁前往北京市区，必须先坐公交再换乘。而从马驹桥往来北京市中心有至少20公里，要加上转搭其他线路的麻烦以及北京地铁拥挤与闷热的环境，想要住在马驹桥再前往金融街、国贸上班显得不太现实。

不过，通勤与房租倒是成了扼杀想象力的合谋者。有人幻想自己有了哆啦A梦的任意门，提起任意门的用途却只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的愿望：可以住在便宜点的马驹桥，早上起来打开任意门便到了西单上班。当然，在现代工业条件下，如果任意门被广泛生产，地理排布和房地产体系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就曾说过，流通是生产的一环，商品的流通便附加价值。也就是这个关系，生产的空间被反映在城市、农村的景观与时空关系上。空间运输也属于“价值生产”，客服空间障碍的能力也属于“生产力”。这点反映在马桥上，则是一对“通达”与“限制”的结合体。一方面，在马桥的外来务工者、常住民、流浪临时工能够在每天凌晨坐上劳务中介的安排的打工到沿着京沪高速、六环路笔直畅通的柏油大道被运到亦庄、大兴各地的产业工厂园区，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被交通的货币与时间成本阻挡在北京核心区之外。他们看起来是自由的，却又在种种排布下深深陷在故乡与恐怖都市的广袤交界的幻灭地带，哪都可以去，却又哪都去不了。

当我离开马桥的时候，我望向那边城中村式的建筑，很多窗子仍然保持着黑暗，另一些窗子更是令人伤心地在傍晚的煤气灯下枯萎。这些凋敝的窗棂包含了孤独，衰老，贫困以及穷人们闭口不提的所有苦难。而我们谁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经历各自生活的戏剧，这正是我们衰老的原因。而对于马桥青年来说，工作就是把血抽出来，再拿时间当燃料烧它，烧完之后剩下的灰，那就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