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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狗,读书健身与做饭,迷惘无助而勇敢 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偏爱才是真正的爱,死忠才是真正的忠,愚孝才是真正的孝——周濂

爱国锦标赛——新时代的激进爱国何以步步紧逼

摘要:在本文中,笔者回顾了晋升锦标赛的概念和历史并提出了爱国锦标赛,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力造成不同主体广泛地参与锦标赛以获得正面激励的同时避免的负面激励,相较于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强制,自下而上的监督使得锦标赛的动员范围更广,力度不断增加,但本身也发展成为系统的意外性后果,行动者因激进立场而非权力认可获得权威,带来潜在的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我们处于一种被称为“加速主义”的情境中,尽管缺乏明确的规则与文件表明,但对于向来擅长于意会的中国人而言,那条红线越来越逼近乃至限制我们的日常生活,曾几何时我们不会想到被指责为善叼飞盘的胡锡进可以被指责为“汉奸”,周玄毅可以仅仅因为对于被举报的老师的声援而被集体举报,动物之森作为一款游戏可以仅仅因为用户的自由表达而被墙,周雪光教授的论文集可以在出版之后旋即下架,kol因为有“网感”而自豪,人民日报、央视会因为不够激进而被攻讦骑墙......

这些让人惊诧不是因为他们作为对抗性的力量而被强制的机制所规训,如同刘晓波先生丧失自由从来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任志强被攻击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因为异议而被攻击与规训,是如同台湾的江南案、自由中国案、韩国的光州事件一样,在一个不允许异见的社会中作为异见者被规训与攻讦是可以预期的,这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不仅仅于此,温和的批评者成为敌人,并不试图去挑战红线的人成为了越轨者,体制的维护者或者权威的喉舌因为不够激进而被攻讦,学者的研究成为禁忌,甚至游戏都可以因为玩家的行为而消失,不正常中的不正常表明了今日已非往昔

那么,我们如何进入今天的处境?

二、爱国锦标赛与模糊的红线

晋升锦标赛是周黎安提出的用以解释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概念工具,其强调锦标赛中对于获胜者而言重要的是相对位次而不是绝对成绩,中国地方官员收到晋升激励从而致力于提高本地区gdp,促进经济发展,自上而下的相似结构,考核标准以及官员构成使得这一模式在不同层级得以实现。

在本文中笔者则挪用锦标赛这一概念,相较于晋升锦标赛中强调经济发展并以gdp为明确指标,爱国锦标赛仅仅是一个行为取向,但也正是如此,我们可以发现爱国这一概念在不同时点被不同主体建构出不同的操作化指标,而不同的行为主体也只能在这一只有粗略方向的赛道疾驰。并因此使得参与者需要不断审视自身行为,自我规训与鞭策,竞争者与监督者更可以不断加码,造成对于锦标赛的参与者而言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只能你追我赶,追求相对的位次。

正如周黎安所指出的,锦标赛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仅仅是当代所独有的,毛时代的放卫星同样是一种晋升锦标赛现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毛时代放卫星并不仅仅是官员谋求晋升的一种方式,如魏昂德所指出的,官员放卫星的背景包括当时的一系列针对包括官员在内的政治运动,放卫星同样是官员谋求不被打成右倾分子以自保的一种方式。关乎生存的锦标赛参与者要比晋升锦标赛的参与者众 ,激励更强。

如果放卫星是通过预期产量的多少以体现政治忠诚的相对位次的锦标赛,尚有明确的标准可循,那么标准模糊的锦标赛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王汎森有关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王发现尽管清代的文字狱以及禁书运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来自皇权关于禁书的标准却是模糊的,是交由臣子一层层揣度的,符合帝心的官员能够得到晋升,而不符合的则被惩罚,但是正因为标准的模糊,在一层层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层层揣度,层层加码,不断采用更加严厉的标准以讨好上级并且避免自身责任,以至于到了最基层的民间,受命修史的官员将搜集到的前朝史料寄回家中都会被小心翼翼的家人断然销毁,也是在这种个体意会的氛围与压力下,最基层的刻字工人对潜在的敏感文字自行删改,甚至读者都需要涂抹文字以示不同意作者观点来避祸,作者自行修改更是比比皆是,乃至于遗民发展出了自身的隐语系统,即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也是一场关于忠诚与自保的锦标赛,如王所言,禁毁是一部悄悄的主动的全民大合唱。

三、锦标赛何以可能?——竞争的参与与双向激励

一个锦标赛能够成立,至少在于有人愿意参与竞争,以及他们以竞争而非合谋的形式参与。在奥林匹克的竞赛中,获胜者获得荣誉与经济奖励,只有更高更快更强的竞争者才能获得登上领奖台的名次以获得激励;在晋升锦标赛中,官员晋升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官员之间联合是无意义的,而以经济增长作为指标更优秀的人获得晋升机会,所有拥有晋升期望并且有晋升意愿的官员,在竞争相对公平的时候,会主动选择加入锦标赛,提高地方gdp以争取进入上一级。

对于爱国锦标赛而言,参与者不仅仅包含了那些希望以爱国获得收益的人或者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前者如同收割流量的营销账号如备受争议的北美留学生日报,后者如同网络中自诩为自干五的群体,即自带干粮的五毛,强调自己自发地支持自身选择的立场。当然,如果仅仅是许多人追求进身之资或者偏好,今天我们不会再自己的生活世界无可避免的感到这一浪潮,因为对于更多的参与者而言,参加锦标赛的目的在于避免负面激励,正是如此,才会有很多原本不应相关的个体需要参与这一锦标赛,并裹挟了更多人。

仅仅存在正向激励的话,对于那些难以获得激励的人或者不想获得激励的人而言,参与竞争是无谓的,比如对于晋升竞标赛而言,因为年龄而错过晋升机会的官员不用去努力发展gdp,正如同曾经官媒批评之前的将年龄作为选拔基础的时候,讨论的xx岁贪腐现象,即退出晋升竞赛后,利用权力为自身谋求经济利益的现象。但对于避免负面激励而言,这种努力则如同涟漪一样,由内而外波及所有人,清代文化高压时,即使作为皇子的乾隆在年轻时也不能随意阅读前朝历史,乡土社会的识字者同样面临成为文字狱受害者的风险,因而构成全民的文化压抑与自我审查。

今时今日我们则可以发现,科普博主强调“网感”,将自我审查的心路直白的剖析给他人并引以为傲,值得我们惊奇的不是自我审查本身,而是本应无关政治议题的科普博主强调自我审查作为引以为傲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爱豆、明星的爱过竞赛此消彼长,无论是作为明星-工作室-资本还是作为粉丝都在努力参与竞赛,及时参与表演,而市场、资本乃至作为商品的明星或爱豆同样本应是不必将爱国作为工作内容,将政治立场作为评价标准的,即政治之外的经济、市场的参与者同样需要积极参与竞赛;同样的还有字幕组作为民间组织的向爱国靠拢,当剧集涉及争议的时候,原本就属于地下的字幕组与视频资源网站,却积极的展示出高度的自觉性,如南方公园调侃中国后,字幕组不在翻译,网站下架全部资源,又如同近来泰剧因演员在社交媒体上提及台湾时候的立场以及对武汉病毒名称的使用,而带来的中国网民的出征,以及字幕组的立刻割席,原本政府管理范围之外的主体同样在积极参与锦标赛;当然在更加私人领域,我们也可以发现锦标赛的参与,权力不仅仅影响人们说什么,也影响人们不说什么,如何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沉默早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现象,包括笔者的师友,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人对于公共事件的沉默正是一种回应,其他的痕迹还包括求助话术的进步,从最初的仅仅直接的反应自身的感受与境遇,例如例如机场滞留的个案,又如同武汉爆发期患者的求助,前者伴随着网路上不断地对于留学生公主病、不配合乃至投毒的质疑与攻击,而后者掀起的攻击使得微博官方禁言了诸多民族主义kol十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埃塞俄比亚机场滞留的留学生求助时话语的改变,重点不仅仅在于强调自身的困境与问题即构成求助合理性的部分,更在于自己的爱国以及对于政策的遵循,构成了求助的合法性,求助之时需要将自己形塑为一个完美的受困者,微博上关于“感觉北京很热”的群体反讽也很好的反映了这一现象。

四、权力的非预期后果——从圣统到自选自圣

这种对于所有人潜在的弥散性的爱国锦标赛,其形成的背后固然存在权力的有意推动,但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笔者认为是一种意外性后果,权力的可以引导并非能够全然的到预期的回馈,部分的努力契合了民间与时代的需要,形成的结构固然有利于权力与秩序,但是同样存在着失控的风险。

由于中国的治理模式类似于黑箱,因而关于其意图我们只能基于有限的证据去根据常识去猜测,但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的环境中,不仅仅是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力量在试图改风易俗,缩紧自由的空间,其他部门相对边缘的权力的参与者同样在试图攫取影响力和存在感,以及来自民间的草根自发的力量借助结构掌握合法性推动竞赛的开展,但是不同主体之间显然不存在明显的合谋,尽管在某些特定事件中如帝吧出征nba中被认为存在官方权力的授意与组织,但在多数情况下更类似于对于同一方向来自不同主体的无声配合,也因为其并不是共谋而存在张力。

作为“六脉神剑”的官方民族主义动员。在金庸的小说中,段誉的六脉神剑是一个时灵时不灵的武功。在有关资料解密之前我们无法从内部知悉真实的决策逻辑,但从央视、人民日报等最具有权威性直接受到中宣领导的宣传机构的模式,以及以“叼飞盘”著称的胡锡进的表现而言,对于权力而言,激进民族主义动员并非是一把一往无前的利刃,而是在某些时候才用的政策工具,有放更有收,表现则是包括权威媒体在内的喉舌部门的态度在不同时点因为政策而转变,尽管称不上是张弛有度,但是无论是nba事件还是围绕病毒起源的中美论战都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以为的战斗,也包括偃旗息鼓,淡化冲突,如nba,强调合作如崔大使的呼吁,侧面的证据则如善于揣摩的胡锡进试图左右逢源,尽管左右不讨好,例如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环球时报一方面扮演者煽动本土民粹的工作,胡锡进也试图在激进化的时点降温,如在理大围城期间呼吁相信留学生自身的感受。

但是,今天的一切并不仅仅是官方的后果,尽管结果大体符合其预期,却非官方民族主义动员的结果。如果,官方的喉舌对内拥有高声望,能够有效动员基层爱国者,比如文革期间官方宣传的旗帜性作用,或者如同赵鼎新在《天安门的力量》中指出的,正是代表中央的官媒对于运动的正面报道,动员了包括政府干部内的民众积极参与支持广场抗议,而在今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媒体的权威受到了粉红的质疑,如引用毛对于人民日报二流媒体的评论,被质疑和调侃的权威喉舌还包括理论上最能够代表中央意志的中宣部,但同样有敌在中宣部的调侃。究其原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立场不够激进,被质疑骑墙,二方法不被认可,过于陈旧或过于迎合饭圈话语,后者代表性的包括“江山娇”事件,尽管是相对边缘的共青团的杰作。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有资格代表权力的媒体的民族主义动员并非一定成功,今日的他们也未赢得能够指导运动方向的足够权威

“自选自圣”的意见领袖,自选自圣是中国天主教在中国建政后强调自主性而区别于圣统制的晋升方式。圣统制之下,主教的任命来源于教廷,而自选自圣之下,至少名义上来自于内部。运用这一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原本民众因相信政府的权威而相信喉舌,以喉舌为导向,即媒体的权威来源于被权力认定的身份。而当前被追捧的权威媒体则是观察者、共青团乃至思想火炬,被追捧的kol包括帝吧官微等,无论在朝在野,他们能够拥有权威是因为他们自身比其他媒体更激进的立场,如同思想火炬,本身的简介就是社科院的一个研究所,但是却可以拥有天量粉丝,在日常交流中,有准备留学的粉红很真诚的告诉我这是权威央媒,其能够从无数类似机构中脱颖而出,其日常言论中的激进民族主义立场功不可没。在自选自圣模式下,官方的权威有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立场和话术是否受到欢迎,足够受到欢迎,曾经缺乏存在感的干部晋升快车道在被权力警告削弱后,可以凭借与下的互动翻身,草根的有官方身份的思想火炬可以成为足够权威的声音,动员民族主义。在这一模式下,运动已经不是权力可以随意把玩的工具了,而是多方共同形塑的奇葩,最成功的动员往往是民间自发,新权威媒体站台,官方跟进默许乃至支持当前的情势不仅仅是官方的意志,也是民众的意志筛选激励那些官方中的激进力量,带来了今天的这样那些被认为代表官方的形态。

五、无言的合谋——竞赛的实现

以上的讨论更多关注的是激进派民众与官方之间的互动,但更重要的是普通人为何要参与竞赛?(关于激进爱国主义民众本身的讨论,笔者在讨论粉红现象的文章中业已阐释,不再赘述。)正如前文讨论过的,负面激励的存在迫使许多人参与竞赛,但是负面激励从国家层面一直存在,无论是被认为最自由的八十年代的清理精神污染,还是公民社会博兴的00年代我们都可以在《国与家之间》看到权力对于异议、维权乃至自组织的限制,那么为什么是今天会无论是公共人物还是诸多与政治无关的领域都进行爱国表演呢?官方在缩紧,民间在拱卒

强制的力量不容忽视,曾经有人争论今时是1984还是美丽新世界,但是恐怕今时回首争论已经无意义,再娱乐至死,也不影响1984式的强制规训,作为能够改变结构的力量没有权力自上而下的对于监控的加强,我们不会看到微博从微观改变中国到娱乐+爱国的转变,也不会看到一个个根据相关法律所以如何,更不会看到一个个站方被约谈,好奇心的下架,自由派kol被规训,学者因为关注公共而被约谈而清空微博,比如步军都虞侯。但权力与结构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权力自上而下管控可见的平台,可见的已经领袖,但是寒蝉凄切的民间原本应当鞭长莫及。尽管政府理论上可以规训所有人,但是政府的关注能力是有限的,典型的规训方式是由点及面,杀猴儆鸡,即打压典型,那些最冒尖的人,而自下而上的动员才关注那些一个个个体,那些在竞赛中跑的最慢的人,而正是自下而上应和乃至于主动才构成今日不断强化的自我审视的现实。

在肖战粉丝引发的举报论战中,有一种声音是有趣的:举报是一种公民权利,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仅仅存在一种声音,所以举报应当被尊重。其背后是举报从一种缺乏道德的行为成为一种无涉道德乃至于在道德上崇高的行为,与之相应的话语是如果被举报者没有问题,被举报不应当害怕,其前设无疑表明国家有资格审查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报是一个公民合法合乎道德的无害行为。

在这种理念之下,最先受到额外关注的是依靠饭圈的爱豆和明星,毕竟头部公共知识分子要么早就被国家权力所整肃,要么早就习惯了面对腥风血雨的纷争。而爱豆乃至明星,一来依靠的就是粉丝的供养,二来背后依赖资本的青睐,资本需要流量,流量的维系依靠粉丝的热爱和路人的感官,当一个人成为不良的时候自然声誉就不存,商业价值减少都是轻微的,被官方打入另册则直接丧失全部价值,三则是不成为不良艺人,否则则会消失难以复出,而不良的标准存乎管理者一心。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戴立忍和赵薇事件的发生,某种程度上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激进派的民粹力量成功改写一切,因为黄安的举报而起,原本在大陆出演多部作品的戴立忍被认为属于安全名单的艺人,被赵薇选择作为演员,但在原本已经通过激进立场建立声望与权威的黄安的动员下,包括戴立忍在内,其本人和所有试图庇护降温的人都成为敌人,演员,导演乃至资本成为支持台独的境外势力,共青团也因亲自下场并展示出激进立场而赢得声望,其文章因敏感词而被系统删除则成为赵薇或资本控制微博的证据,共青团的下场以及被删除文章带来的是更多官方机构的下场与声援。这是另一种围观改变中国,民间力量积极发现敌人,激进派的官方喉舌声援支持动员,声势扩大,得到更加具有权威的官方力量的支持,成就定局,尽管官方负责惩罚敌人,但是发现乃至建构敌人的已经开始由民间来进行,并且一种连坐式的确认敌人的方式也已经建立,谁不割席,谁有罪

这种模式在不断地发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相信举报是有效的,可以用国家力量来消灭敌人。举报成为一种有效的力量,就不仅仅是圣战也是一种工具。因而陈一发消失了,从几千小时的直播录像中被找到没有遵循新近出台的法律的证据,甚至有主播因为轻快的唱了国歌的片段而消失,当然还有张云雷的演出片段在某些时点的流传,尽管张云雷的表演在技术上是不当的,但是几个月前的表演视频被集中传播,难言其中没有其他的因素。杨超越和王菊粉丝以公共名义的举报战则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愿意参加圣战能够动员圣战的也许有限,但是存在竞争对手的显然是更多人

公众人物之外,在私人层面举报也愈发有效,尽管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越来越模糊公众与私人,比如步军都虞侯是历史学教授,但也有几十万粉丝,或者某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被传播也更具有公共性,但举报的力量与举报者的诉求不仅仅是被禁言,而是对于现实身份的惩罚,如同一个个微博上作为敌人的“恨国党”被建构,被举报,被人肉,被惩罚。而私人层面也不局限于线上而线下,还包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举报,例如对认识的老师,认为其是敌人,在搜索其言论,包括公共性的微博或私密性的朋友圈。

那么什么是敌人的标准,谁可以成为敌人,什么是不够爱国的?正如前文讨论的,爱国是标准模糊的锦标赛,需要参加竞赛的人是在不断增加的,落后的人是不爱国的,而不爱国的标准是可以随时被建构的,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当一粒石子投入湖泊,惊起的是一圈圈涟漪。回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两条线索,自上而下新一轮对于舆论的整肃和自下而上对于敌人的发现,最先被加入竞赛的是讨论公共议题的kol和具有公共辐射的明星,前者更多源于自身的影响力和立场而被权力关注,后者则被粉丝积极监督,以及对家监督,曾几何时,微博曾是明星表演真实感受的场所,无论是展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如姚晨还是与其他人的像普通人一样的插科打诨,而随着明星-粉丝关系的转变,更加激进的来自粉丝群体的监督的出现,明星愈发展示自身的精致表演而非模拟日常的表演,在这期间已经构成了一种基于民间监督-公共权力互动的监控机制,他人的粉丝或支持力量为了提升自家的排位、仅仅基于狂热的忠诚或对于娱乐圈明星的厌恶等目的,积极审视明星的言行,制定不当的标准,并试图向权力反馈,或制造声量形成公共事件以使得权力介入,事后如果成功新的标准被认可,这样的逻辑我们在很多事件中可以发现,并发现其不断强化,包括早期对于涉及台湾、香港的明星的审查,其政治态度乃至被判定为港独台独之后他人有无割席,从要求道歉到如果道歉有用要警察干什么,从批评政府或者关注公共事务是一种正常到在红黄蓝事件中明显的随着头部明星章子怡的表示关注其他人才开始敢于跟风关注,再到脱口秀演员池子因为在辱华事件中发出了自己的不一样的调侃而被攻击乃至被公司冷藏,而在重要时点迎合表演的规定动作也越发复杂与必要,从本身表明自己爱国与忠诚的方式到成为证明自己没有不爱国不忠诚的方式,即原本少有人做带头转发以示忠诚发展为互相监督比较谁晚了谁少了都可能成为被盘点的对象。

在此后,更多主体被迫加入锦标赛,理论上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个体都不应批评中国,否则则违背了其不能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逻辑,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教师被学生理直气壮的监督,即使是在课堂上的言论,当然教师中也不乏欢迎的人,南开大学的著名教师与领导张健先生即欢迎学生举报,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舆论场中发言的人如果被认为不当即存在成为敌人的风险,如果被发现从体制中明显获益则罪加多等,很可能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些事件,比如厦门大学某位同学的遭遇,其学术造假乃至成为党员都成为加深其罪状的东西,包括某位获得公立留学的同学,向外我们则可以看到原本被审视的是在中国市场淘金的非中国大陆籍明星,到在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在海外服务中国游客的企业,以至于为版权引入了大陆的动漫配音的日本声优(魔卡少女樱中李小狼的声优在推特点赞被攻击辱华),甚至于没有正班版权进入大陆的动漫或者演员(如南方公园和近来的泰剧风波),在全球化时代所有与中国发生联系的人都应当遵循中国特色的道德标准,否则会成为敌人

那么标准何为呢?标准在不但演进,在最初建设性的意见是被赞许的,而那些激烈的批评国家和政府,讨论历史禁忌的才是敌人,而现在方方那样的批评已经十恶不赦;曾经讨论公共事务是正常的,而现在讨论本身就是问题,或者说不是吹捧的讨论;曾经爱国秀是少数人自发的行为,而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多人必要的行为;曾经正能量就是对的,负能量是不对的。但是像暴走的消失很鲜明的告诉我们,正能量不是护身符,爱国的标准是变动的,自以为爱国也可能成为敌人。暴走因为侮辱英烈而消失,但是暴走是典型的鲁迅先生谈文字狱时提到的多数都是没有吹好而不是反对而被铁拳打倒,暴走用叶挺的诗反讽那些无良广告,即自身试图弘扬正能量,讽刺其认为的社会不良现象,但自身却在标准变动后成为被权力强制的对象,而标准就是在一次次锦标赛中被民众建构或者权力发现普遍做到了之后提出新的标准,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一天鼓掌不够热烈是有罪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后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被批评是因为ta没有在实证之余讲述中国的伟大、领袖的英明。

仅仅是激进者在上蹿下跳么?当然不是,在公共议题之下,有足够多的人愿意接受声量最大的看法,攻击不一样的人,愿意接受符合感觉的观点而不进行事实上的查证与质疑,相较于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的这些人而言,我们可以关注一些更体现中国逻辑的,毕竟在讲述中国故事。如王汎森对于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当恐怖的氛围出现,标准模糊的时候,是相关的人人人自危自我审查。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熟人社交中不再有往常的对于公共的关注,只是千篇一律的岁月静好与祖国万岁,这时寻常的对于公共议题的关注都显得另类,当许多人退后的时候站在原地的就显得突兀。此外,更会有许多不是激进的人体会到了恐怖的氛围,而“善意”的劝解他人不要谈论公共事务,艺人无知不要谈论,科学家不是这个领域不要谈论,比如可以看到谢宇不了解美国不要谈论(微博上好像看到过),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不要谈论中国等等,非常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性的歌曲的评论区也会有人劝解不要谈论政治或者批评无自由,比如在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网易云评论区中相当靠前的就是引用电影中批评学生参与政治抗议的言论,当然这些声音已经随着歌曲的消失而烟消云散了,万青乌云典当记依然保留着,作为一首为智力可以说不写的歌曲,出现三七与六四,还要有人“善意”的劝说大家不要政治化的阅读理解。

多数民众的自我约束之外,是夹在中间的机构的尴尬,他们处在自上而下的强制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之间,他们既是可见的被权力规训的对象,也是一旦迟疑就可能成为敌人的主体。以社交网络平台和高校为例,前者是舆论空间的载体,也是当前权力监控机制的重要实施方式,而后者则是许多焦点事件中被规训者现实生活所依附的地方。根据公开的报道,我们不难发现社交媒体平台被监控的密集,被网信办约谈,要求整改都是家常便饭,日常我们的体验中也包括敏感词审查,文章被删除,代表性的就是吹哨子的人以及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章社会学学者郭于华老师的名字是敏感词,但是这些平台并不能得到激进派的满意,微博就经常被指控是敌人操纵的,比如当微博对于某些事件压热搜的做法本身,既可以被自由派解释为受权力操纵,也可以被激进派质控为资本的操纵。由于微博也是激进派沟通传播的平台,所以当微博的处理不能让他们满意的时候他们也会熟练的举报攻击微博平台本身,就如同肖战的粉丝举报文章不成举报ao3平台本身一样,而站方也无疑会受到更多的政治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中激进派对于红线的观感是独特的,在他们的眼中自己是正义的因而应当自由发言,自己认为正义的应当自由传播而自己的敌人则相反,因而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的敌人没有被处理,他们就会认为是平台包庇,平台收到资本操纵而属于敌人,而不易理解的则是当他们传播禁区内容的时候的不自知,他们以为站在党国角度讨论六四就是正义的,他们认为批评泰国辱华所以传播辱包图就是恰当的。对于学校而言,也类似,当公共事件发生,如果他们不能够采取足够激进的措施,他们就会成为敌人,被攻讦,影响他们政治忠诚的形象,而这一时代与曾经反右倾高压下的大跃进三年严重经济苦难类似,大型机构的负责人需要避免政治上的不忠诚,而来自民间的监督则减少了他们隐蔽的自由裁量权,原本只要不被注意力有限的上级发现就可以,比如周飞舟讨论的饥荒中各省力图省内利用资源减少灾情而避免向国家和其他省份求援使得上级注意到自身的困境,但是在民间的关注下,他们不得不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以满足需求,否则会成为焦点被吸引目光带来潜在的更高层的注视。因而不同的平台与机构也加入了这样一场锦标赛。

六、结语与讨论——自我的良知与社会的再造

在本文中,笔者讨论了作为锦标赛的爱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力造成不同主体广泛地参与锦标赛以获得正面激励的同时避免的负面激励,相较于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强制,自下而上的监督使得锦标赛的动员范围更广,力度不断增加,但本身也发展成为系统的意外性后果,行动者因激进立场而非权力认可获得权威,带来潜在的风险。

在这样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中,如果权力试图不再激进化可能带来未知的后果,也可能会顺遂民意而愈发激进化那么同样是一种未知的将来。那么生活在魔幻现实中的行动者可能就会面对如《现代性的大屠杀》一样的境遇,如何不作恶,乃至如何不再无力,在此我想延续鲍曼的讨论,致良知,尽可能释放自身的良知,传播常识、知识以及科学的方法而非推动激进化,相信理性的力量,在共同体中抱团取暖。用福柯的作品的名字则是,讲真话的勇气与必须保卫社会。要相信,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

当然本文仍有许多不足,理论运用或许六经注我,经验事实受限于观察讨论的不够详细且可能有选择性。

最后,想起一段名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尽其义,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谓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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