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52）

          从根本上说，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仍然保留封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及其深厚意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滥权根深蒂固的习俗。医院某些领导的政绩远比医院的发展重要，而医院的所谓发展远比医患的死活重要。无论是说出一种始则被权力有意掩盖，后又得到大众惰性支持而继续遮蔽的医院真相，或者追求一种自我认定的与主流有别的观念真理，都是要冒有相当大的风险的。但是，与武汉市第四医院医院有关的死亡或意外总容易被关注，因为人们看见腐败和权力对人的蹂躏，仿佛人的挣扎在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眼里显露特别残酷的美感来。

        可同时，这样的舆论也是易逝的，不仅因为芳华使然，也因为总没有确切的加害者（上级机构、保护伞和医院某些领导），或者加害者总能逃遁，所以让受害者的经历尘封。按照一般的道理，医患所受到的伤害控诉武汉市第四医院管理中的变态与扭曲，足以供应相当的警示，理应获得相称的改变。但都不见，伤害成了最孤单、最无助的个案事件，徒增受害者的悲鸣，于改善却无帮助。

        加害者往往自信权力大于周薄徐令苏郭等人，加之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系统体制，即使选择性地打老虎拍苍蝇也很难触及深层次的医改，所以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大多数人还不如装聋作哑，假装不知道。甚至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还将污水泼向受害者，诬其匍匐的姿势不够标准，竟然还想在低到尘埃里的时候要求做人的尊严。但上级机构、保护伞和医院的某些领导如斯，加冕时不觉得沾血的手会腻吗？死亡只是一段新的旅程，在我们忘却他们之前，我们和他们之间还有好长一段路可以互相铭记！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在尚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对某些人进行收买和钳制，将应缴医院职工养老保险及年金的矛盾转移到基建、设备及耗材，甚至是所谓的人才培养，来讨好大众，收买人心，继续腐化管理，以谋取更多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也是武汉市第四医院预算收支不透明，不廉洁，缺少制衡机制保证决策人员投票的公正性，鼓励医护人员把自身贬低为见利忘义的生意人，将本为仁术的神圣医学贬低为“赚钱术”，所以才会有现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衰败。

        武汉市第四医院很多人认为，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的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事实上，的确武汉市第四医院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在承受惩罚。但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

        实际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的罪恶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抗拒不了滥权的诱惑。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这才是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的任性管理之危害，这不仅仅是危及医院长远发展的利益，而且始终危及所有人（医患双方）的个人权利和现代生活。

        当一个患者或医务人员牺牲时，他们说一个都不能少。当一个医务人员因为揭示真相被捕时，就会有更多的人都去揭示真相。是绝大多数医患的利益被损害了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明白，任何地方的不公正和滥权都是对正义自由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