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说：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一个人讲真话还不够，大家都要讲真话，就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了。大家都讲真话，国家就自然会好了，”

电诈之所以泛滥，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有重要关系，还与多部门过度采集公民个人信息有关，打击电诈应该把精力和重点放在规范信息什么采集和使用，严惩买卖公民信息犯罪，尤其是要对掌握信息的人员、部门、机构加强监管，对于过度采集信息的要采取措施，及时清理和删除公民信息。

1.其实是通过侵犯医患言论思想自由以及剥夺医患合理权利的手段，打造各种徒具形式的表演，以至于一些滥权腐败的戏子也能走上前台。2.执政者所谓自我纠错的机制只不过是宣传媒体口是心非的说法。3.还让一些普通人如你我，受权力操控利诱后，在所谓大局的名义之下，也完全可能做出相同的作恶行为。

当权者故意操纵中国医保基金漏洞和医疗自费项目创收，放任传染病的播散，以经济利诱和逆淘汰机制提拔了一批捍卫帮主利益、侵犯医患合理权利替主子洗地的所谓专家，培育了武汉市第四医院滋生滥权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这与中国执政者的官方宣传截然不同。只有将侵犯人权与政治腐败相提并论才能够理解它们持续剥夺和损害医患合理权利的原因。

其实说起来，这些原本都是合理且正常的患者基本权利，但因为执政者优先投资科技业和军事相关产业，而牺牲了那些资金短缺的社会保障：例如退休金问题和医疗诊治不择手段以利益为中心。因此，普通中国人并不能充分维护自身的合理权利，各级官方部门也没什么动力去帮普通患者和医务人员去争取合理权利。

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可归结为多种因素，包括城乡发展不均、教育资源不均、户籍制度、经济压力、社会福利等。还有网友调侃，一个来到中国大城市的农民工，其子女的受教育权还不及成功赴美的走线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本身就在自己的国家偷渡。令人遗憾的是，户籍制度问题就像房间中的大象，它在当前日益恶化的舆论环境中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全讨论的话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假如裁判文书不能充分公开，人民监督何从谈起？人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又何从谈起？

一方面通过医保基金和自费项目等创收“阳光收入和灰色收入”，另一方面创收“反哺”医疗系统帮派进行滥权腐败，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和自我监督的能力。即使掌握世界先进医疗技术和利用低人权优势也难以成为行业标杆，而是对本行业从业人员的侮辱。

细看这篇“道歉”文字，其实水平很高，绝非一个镇的水平——可以看出，不存在拦阻采访，只是出于安全考虑劝离，甚至暗指记者给救援添乱所以才强行劝离。那为何道歉呢，因为工作人员沟通能力不强，方法粗暴简单，引发了记者朋友的误解和舆论的质疑，产生了不良影响。说了半天，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爆炸导致个体死亡，也不知道为何只是“连线”和直播的正常报道都被限制了，更不谈能够起到一定“监督”作用的官媒暗访了。

只有权力制衡的机制越完善、不会因说话而恐惧，那么民众越能通过法治程序发挥监督作用，就越不可能出现因为制度而产生的大规模滥权腐败。如果回避根本的制度问题讨论这些医疗行业中的滥权腐败，那只会成为另一种严重的滥权腐败。

有些人必须讲真话，这是对人民，对信仰的真情流露，以及在具体行动上对这种情感的呼应和践行。遥想20多年前SARS疫情中的蒋彦永医生时，会发现讲真话可以拯救个体生命，荣耀自由意志，书写秉持良心与专业可以达到的道德高度与理性成果。

将权力兑换为经济利益，通过垄断资源和任人唯奴，以及采用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手段党同伐异，则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公平正义的反面。因此，中纪委（国家监察委）试图实现权威告知与严打震慑的两大功用来披露中国医疗系统腐败对挽救公信力难有建树。

很多人有个误区，评价一个人是否清廉只看到了贪了多少钱财，而忽略了滥权才是最大的贪腐行为。在专制极权体制中，钱财的作用要远小于权力的作用，权力可以换来金钱，但金钱不能或只能换来部分的权力。所以评价一个人是否清廉既要看他是否贪污钱财，更要看他是否贪权，也要看他是否贪名，因为后者往往是整个国家动乱的诱因。

莫言不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协副主席，目前并不缺少保护他的力量。也许，攻击莫言的或者是为了流量赚钱，或者是为了所谓爱国和正能量的高级黑低级红，或者更是为了宣扬臭名昭著的“思想犯罪”。

因此，即使对这些耍流氓的基层官员说不，也不可能阻止他们加倍的肆无忌惮。毁的是“某人”的社稷江山，得实惠的是利益集团，有何不可？

不过，有一句话还是得说：《武汉日记》是我一生中莫大的荣耀。尽管它来自不经意间。但它就是这样来了，不是吗？四年过去了，我一直庆幸自己做了这件事。回头看时，尤其如此。心想如果没有这份记录，即使如我这样的亲历者，很多细节都会彻底忘光。所以，与这份荣耀相比，那些低级的叫骂和同行的落石算得了什么？不能发表和出版作品又算得了什么？

从正面来说，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的滥权腐败是“奉旨行事”，是被医疗系统保护伞指派和承认的。而从反面典型来说，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一些希望在专业和公共领域努力的人，譬如人权律师和活动家，以及记者和作家，如果关心公共利益，参与政治，就被污蔑为“国外反华势力的棋子”。

仅仅是利用人性弱点编织而成的陷阱，为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傲慢的权力提供了施暴的机会。所以在医疗系统讲真话的少，讲假话的泛滥成灾，作出一次“清醒”的举动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作恶却可以无数次、且愈发猖獗。其实说假话在医院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是滥权者的盛世，终归来说是少数人的盛世，并不是我们大家的盛世。例如，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的“盛世”就是让某些患者和医务人员成为“雪花”而已。不过，这一年里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们不再去惧怕这种公权力，决定站出来去争取，或者捍卫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诉求。

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过高估计个人品性的力量，而低估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武汉第四医院，小病大治拉动经济内需的恶行，往往就是从一系列小的恶行发展而来，包括对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的听之任之，因为恶行与权力会相互强化，小恶会助长权力滥用，进而导致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