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來說說

錢穆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不知道具體是什麽時候。

某一次，美國人邀請東亞幾個國家來做一次演講會，日本人講的是禪學，印度人講的是印度哲學。中國人，當時會議主辦方請的是胡適先生。胡適先生給出的題目是要講一講杜威哲學。美國人當然大失所望，因為他們辦這個會議，就是為了聽一聽中國那一套。

錢穆先生講完這個故事，不無感慨地說：這樣一來，你讓美國人是看重日本人呢？是看重印度人呢？還是看重中國人呢？

如今再回頭看那段驟風暴雨，人人都要與舊時代決裂的日子，頗有意味。

與其說胡適先生不瞭解中國的那一套，所以才選擇自己的本行來講，倒不如說，在那段時日，他不得不如此講，也唯有如此講。「道不同不相為謀」，各從其志而已。所以才有世界語的流行一時，乃至於在中國成為了語言革命的一個方案。可這聲勢浩大的世界語，終究還是徹底落寞了，如今知道這個近代所造就的語言，恐怕也不會有很多人了吧。

世界語（Esperanto，又稱「希望語」，因為Esperanto在該語言中的意思為「希望者」），舊譯萬國新語，旨在成為世界通用語。波蘭猶太人眼科醫生柴門霍夫在對其進行了十年的創作工作後於1887年出版《第一本書》，創立了這個語言的基礎。世界語的命名來自於Doktoro Esperanto（希望博士），這是柴門霍夫出版《第一本書》時所使用的筆名。最早，柴門霍夫給這門語言取的名字「La Lingvo Internacia」，意為「國際語言」。   

這是維基百科裏面的介紹，更詳細的內容，恐怕要翻閲那些研究專著了。

柴門霍夫回憶：「是我出生與童年生活的那座城市促使我向這個方向奮鬥。在比亞里斯托克，居民分為四個種族：俄國人、波蘭人、日耳曼人、猶太人，他們各自講各自的語言，視外族為仇讎。最是在這座城市裡的敏感環境中，人比別處更容易體會到語言隔閡帶來的慘劇，處處都能體會到語言才是將本該親如一家的人類隔閡為仇敵的最重要原因。我被教育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受到的教育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但在大街上我看不到可以稱作兄弟的人，他們只是俄羅斯族、波蘭族、日耳曼族、猶太族，或其他什麼民族。儘管人人常常笑談我這個的小孩愛瞎操心，但這當時確實折磨著我幼小的心靈。當時我覺得大人是無所不能的，所以我常告訴自己，當我長大了我就會打敗現實的黑暗。」

這是這種語言的理想，為什麽唯有在那些被欺負的國家裡，纔會流傳開來的緣故所在。理想熠熠閃光，卻是風行一時，不僅僅有了語言的結構，還有很多人為此而使用世界語來翻譯各類文學，創作作品。

其實第一國際成立的時候，同樣認為，必須打破民族和國家的界限，才能夠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和平等。

我其實從中看見了當初使徒們傳教給外族人時的靈魂。相信就會得救，因為耶穌已通過自己流血，替大家贖罪了。

同樣的道理，也不應該因為國家、民族、語言、外貌的不同，而讓人和人之間互相殘殺，因為讓我們痛苦的，從來不是另一個國的另一個從未謀面的漢斯還是約翰。

但世界語還是湮滅了，仍有人喜歡，但已無法成為其理想中的可能世界。

不過，當年主張文字改革，強調要廢除漢字，全面改行字母式文字，卻並非是為了這樣一種理想。兒子怨恨老子無能，總是比承認自己無能，要更容易接受。所以兒子打老子，並不罕見，但兒子打自己，總是不情不願。

如今看來，當然大部分主張，都好像錢玄同的堅決不死一樣，不知道是年少時太過可笑，還是老年時的自己，變得可悲了。正如郭沫若年少時，才華橫溢，猶如自己詩中的天狗，可到了身死燈滅，一切成塵，反而是那些關於古舊學問的研究，還依然能站得住腳。

金剋木說，現在（他是在九十年代說的）的小說，往往有很好的技巧，但卻寫不出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性格，一切人物似乎還是在原來（魯迅、盧隱等）的基礎上，擴展開來的。他又舉出屠格涅夫的例子，認為他的小說，現在看來思想比較簡單，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但他所寫出的羅亭等人物，卻依然站得住，想得起，有一種不可被時間磨滅的價值。

時間不能幫我們篩選，但卻可以讓我們更容易分辨原本卷纏一處的毛團，猶如靜置許久的水杯，沙土沉積，清濁分層，沒有了外力的攪動，一切就不再那麽難以抉擇。

在任何時代，安安靜靜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總是不容易的。沒有人會因為你正確，就一定要照顧你、遷就你、呵護你。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外人如何看我們，而是「各從所好」，因為答案從來不會寫在課本上，因為那不是教科書一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