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eading for writing

花神咖啡館

發布於

           

1920年的巴黎瀰漫著超現實主義(Surréalisme),藝術家們把一戰的惡果歸咎於理性主義橫行;精神分析學說、直覺主義、潛意識、達達主義重回巴黎。那時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和曼‧雷(Man Ray)分別從馬德里和紐約來到巴黎,另一位超現實主義畫家巴勃羅‧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也在巴黎。1940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酒館、咖啡館、書店、畫廊、工作室、出版社、報社紛紛聚集在左岸,與右岸的巴黎市政廳、白修德,以及二戰後出現的馬歇爾計劃總部相映成趣。位於巴黎塞納河左岸的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見證着這句話:“左岸是情感,右岸是理性”

自17世紀以來流行在法國藝術家之間的沙龍(salon)模式:“禮貌、優雅和誠實”,文人雅士趨之若鶩,他們談論文化、歷史、音樂、文學,唯有政治絕口不提。20世紀的法國精英雲集,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等人聚集在左岸,打扮時尚的年輕男女們在左岸談時論政,展現出巴黎獨有藝術品味。

沙特的其貌不揚絲毫無減其左岸領袖的魅力,七百多頁的《存在與虛無》出版後,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已經席捲全球,“存在先於本質”的理念使得只要有沙特出席的演講幾乎座無虛席。沙特說:“我們說存在先於本質的意思指甚麼呢?意思就是說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湧現出來──然後才給自己下定義。”物件正與人相反,沙特以裁紙的刀片指出刀片的概念被製造出來的時候已經被定性,與人的非定性截然不同。人把自己放在世界中心,用自己定性自己,人不可能只有一種本質,人會因應環境的轉變而改變自己,人就是這樣成就自己。法國在二戰解放後,沙特主張法國必須走出政治上的第三條路,法國頓時變成全球的焦點,大家都在注視這位存在主義大師如何帶領年輕人解放及重塑巴黎。

二戰後倫敦把文化之都的美譽交給巴黎。沙特:“我們完全把自己黏在這裡了。從早上九點到中午,我們在這裡寫作,我們去吃午飯,下午兩點又回來跟在這裡遇到的朋友們聊到晚上八點。晚餐之後,我們在這接待約好的人們。這可能有點詭異,但我們簡直把花神咖啡館當自己家了。”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成為巴黎藝術家的“媒介”,藝術家帶著不同目的而來,在“花神”裡施展著不同的藝術“手段”,把“花神”盡情地佔有。波娃除了日夜審批《現代》外,她的著作《第二性》進入最後寫作的階段,波娃與沙特之間獨有的情感關係、波娃在同性間的暗湧,《第二性》將引起全巴黎人的注目是必然的。《第二性》對女性二戰後被受壓迫的現象進行詳細分析,高舉女權主義的旗幟的波娃,不再是沙特的追隨者,西蒙‧波娃是當代女性主義的奠基者。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的“荒謬三部曲”推出後,在哲學上與沙特的分歧愈見明顯。沙特在評論《異鄉人》時指出“聲稱提出原始經驗,但實際上,狡猾地過濾掉全部有意義的聯系,但這些聯系也是經驗的一部分”“即使站在宇宙的尺度來說,生活也不是荒謬的”後來在討論審判二戰通敵者的問題上,沙特和波娃與卡繆的立場更是壁壘分明:沙特和波娃堅持為了廣大人民的未來,一些冷酷無情的行為很有必要;卡繆在《戰鬥報》(Combat)進行了大膽的反抗活動後,更加明確自己的行為:不拷打、不殺害──至少不是在國家的批准下進行。阿爾貝‧卡繆被波娃描述為溫暖、有趣、熱情的人在作品和政見上漸漸走上另一條道路。

20世紀50年代,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Arthur Baldwin) 說道:“我住進法國旅館的時候,才明白法國咖啡館的必要性。”開業已達一百多年的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依舊成為談話、保持頭腦活躍的場所。當年它支配了沙特等人的社交生活,那裡有日益壯大的圈子:當年的巴勃羅‧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阿爾伯托‧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米歇爾‧萊里斯(Michel Leiris)、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讓‧熱內(Jean Genet)。“花神”曾經是存在主義的代名詞,如今遊客依然絡繹不絕,他們在咖啡館桌子旁邊建立關係。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讓-米歇爾‧弗雷德里克‧馬克龍(Emmanuel Jean-Michel Frédéric Macron)宣布,因應新冠肺型疫情出現第二期反撲,大巴黎地區以及8個大城市將於10月17日開始實施4到6週宵禁。在法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咖啡館活動又要停止好一段時間了。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