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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怎麼變成儒枷的?——紀念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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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確實是種誘惑:人民素質這麼差,而且骨子裡根本想被奴役,為什麼要讓他們有自由意志?

求學階段,我還沒來得及進入被要求背下整本《論語》的年紀,就離開台灣。我對儒家和《論語》並不那麼熟悉,孔子也沒有給學生時期的我留下太多壓迫跟心靈創傷。

在想儒家・儒枷徵文活動有什麼是我能夠寫的時,我重新翻閱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論文集,那天早上才在重讀〈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下午就收到余英時教授已於8月1日過世的消息。這篇文章,就算紀念余英時教授吧。

題目:儒家是怎麼變成儒枷的?
類型:讀書筆記、論述
場景: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
嵌入:「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反智是我們的傳統?

余英時這麼開始全文:「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

初次讀到這句話時,我愣了一下:中國人不是向來崇拜文人、知識份子嗎?至今佔據華人文化核心位置的孔子與儒家,最重視的,不就是教育與學問嗎?

歷史上,執掌中國政治核心與官僚體制的,難道不是文人儒士嗎?我們不是一直信奉「認真讀書,就可以出頭天」?

這幾年關於「英才制/meritocracy」的書甚多,外國人至今在討論這個主題時,仍會舉科舉制度為歷史中英才制的優良範例。姑且不論科舉的諸多弊病,或到底達到了多少「階級流動」的效果,比起階級、領地皆世襲制的中古世紀歐洲社會,科舉制度至少還提供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

直到今天,整個儒家文化圈不是仍熱衷於教育與考試?我們不是仍以考上好學校作為卡位、穩固出路的最好路徑?

這個反智傳統,到底怎麼來的?


儒家的主智論

在先秦時代的儒家思想中,不管是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張積極運用知識與智性。

孔子是主張知識份子從政的,他自己就曾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他當然也贊成他的弟子們有機會去改善當時的政治和社會。但孔子心中的知識份子參政卻不是無原則地去做官食祿。他的出處標準是能否行「道」,及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如果祇為求個人富貴而仕宦,在孔子看來是十分可恥的事。所以他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余英時,2018:4)

孔子也贊成庶人議政。故有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這話的相對意思當然是:「天下無道,則庶人議。」東漢太學生的清議和明末的東林運動,都是中國知識份子受這個庶人議政的傳統影響的例子。


道家是帝王的權謀之術?

道家講求無為而治,無為,要怎麼實踐?《老子》中有這麼一段: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余英時是這樣解讀的:

老子在此是公開地主張「愚民」,因為他深切地了解,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識就沒有辦法控制了。老子的「聖人」要人民「實其腹」、「強其骨」,這確實是很聰明的,因為肚子填不飽必將鋌而走險,而體格不強健則不能去打仗或勞動。但是「聖人」卻絕不許人民有自由的思想(「虛其心」)和堅定的意志(「弱其志」),因為有了這兩樣精神的武器,人民便不會輕易地奉行「聖人」所訂下的政策或路線了。(余英時,2018:11)

如何解讀《老子》,歷來眾說紛紜,老子是否奉行反智與愚民,很難有定論。我讀道家思想,向來偏重哲學思考,或是用在自我拂照,如果硬性按字面解讀,試圖做務實面、甚至政治上的「套用」,放在開篇第一句話就點明了「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用言語說出來的道,絕對不是真正的道」的《老子》文本語境裡,其實根本違反老子之道。

我覺得道家思想無法被「套用」,並非意味道家中不存在養身處世的大智慧,但無為而治,就代表這個「道」只能反求諸己、無法也不該強加於人。如果被統治階層拿來「套用」,不但悖論,也確實會變成壓制臣民的御下之術。

余英時寫及道家演化為黃老學之流變:

自戰國末年法家攀附老子之後,老子思想的政治涵義確是愈來愈權謀化了。⋯⋯老子在政治上發生實際的作用,要等到所謂黃老政治哲學的發展成熟以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等到黃老和法家的一套辦法結合起來之後。
黃老思潮的得勢在漢初六、七十年之間⋯⋯黃老之能流行於大一統時代的漢初,絕不是單純地因為它提出了「清淨無為」的抽象原則,而是黃老與法家匯流之後使得它在「君人南面之術」的方面發展了一套具體的辦法,因而才受到帝王的青睞。(余英時,2018:13-14)

黃老之術把老子思想中的「聖人」和帝王結合在一起,黃帝四經大概是秦統一天下後才成書的,而可能是黃帝四經其一的《十大經》〈成法〉篇,便假黃帝之口言「余一人兼有天下」,帝王是大一統天下的繼承人,同時也掌握唯一的真道,故能「操正以正奇、握一以知多」,在這種思想下,聖人帝王全知全能且永不犯錯必然要禁止臣下的諍議,甚且要進行思想統一


法家的反智論

余英時接著討論影響中國政治傳統最深遠、摧殘智性和壓制知識份子最徹底的法家:

韓非之所以主張愚民是因為他根本就認定人民是愚昧無知的無法了解國家最高政策的涵義。如果再讓他們有一些足以批評國家政策的知識和思想,則祇有更增加政府執行路線時的困難。(余英時,2018:21)

余英時先引韓非的〈顯學〉篇: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嬰兒子不知其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之介,而無私解,並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然後這麼評論:

這番話真是說得痛快之至,動人之至,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句話顯得黯然失色。人民都像無知的嬰兒一樣,政府要他們吃點小苦以謀求永久的大利,他們竟然全然不能了解。以當時法家的四大基本政策而言,促進農業生產是為了解決人民的經濟問題;加重刑罰是為了鎮壓壞份子;徵稅徵糧是為了備荒備戰;在全國範圍內要人民破私立公、國而忘家是為了準備痛擊一切來犯之敵或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但是人民對這四大基本政策竟都有怨言。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如果再重視知識份子的批評或適應人民的政治水平,那麼國家便必然要陷入混亂的局面。(余英時,2018:22)

這段話我讀來怵目驚心:余英時這篇文章著於1975年,如今讀來毫不過時,和我們日常聽見的、捍衛極權的論述,並無二致。

人民非但無法理解政府的苦心,還會妄加批評:大禹治水,子產開田樹桑,皆遭人民非議。為了要杜絕人民對政府的批評,向來喜歡議政的知識份子自然是法家首要的攻擊目標,故韓非又有名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進」。


被法家、黃老術合體的儒家

秦國奉法家而一統天下,漢初帝王推崇黃老學,到了漢武帝時期,他採用董仲舒的學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面上看來,儒家自此獨霸中國思想,但實際上,這是已經被換過血的儒家,余英時稱之為「儒家的法學化」。

董仲舒自詡儒家傳人,孔子說:「攻乎異端,私害也已。」(攻為研究之意,異端是雜學、指非聖人之道,孔子的意思是,研究不同於自己的學術,才能多方了解其得失利弊,也可以避免陷入黨同伐異的偏失)

董仲舒卻上書漢武帝,要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而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這種滅絕「正統」以外的做法,其實和法家李斯上奏要求秦始皇焚書,同出一轍,雙方都旨在統一思想,禁絕異端邪說,差別只在激烈程度不同而已。

董仲舒又從法家中擷取了「尊君卑臣」的概念,韓非說:「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董仲舒則說:「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

當這個「尊君卑臣」的原則再被推廣到其他社會關係上面,就產生了著名的「三綱」之說,而這「綱常倫紀」,同樣是從法家來的!

韓非〈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所以余英時說:

漢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議⋯⋯是因為他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住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內涵。(余英時,2018:43)

自此,只有念儒書者才可以做官,司馬遷在《史記》裡便記載了許多打著儒術招牌、追求功名利祿的「儒生」,公孫弘是其中一例。其人善察言觀色、行使權謀,每朝會議,他從不面折庭爭,從不提出反對皇帝的意見,所以漢武帝很喜歡他。他和主爵都尉汲黯去面奏武帝時,他總是讓汲黯先陳事,他再觀察漢武神色,撿中聽的說,於是武帝連連拔擢他,立他為丞相,又封為平津侯。

公孫弘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



極權的誘惑

韓非兩千多年前的論述,我讀得心驚肉跳,不只因為那些話仍然犀利,也因為我發現自己忍不住對韓非的話點頭。

今天仍有許多短視近利、只會抱怨政府的人,期盼「英明有為的大政府」告訴他該往哪個方向前進,為所有事情負責,包括他的人生。

當人民水準低落,極權確實是種誘惑:人民素質這麼差,而且骨子裡根本想被奴役,為什麼要讓他們有自由意志?

許多對於民主政治的批評,也與此相仿:民主沒有效率、選民素質不佳,無法選出適任的領導者。反觀極權政府高效能、有魄力,能夠迅速把全國帶上進步的軌道——當然大前提是,政府的方向是對的。


反智的誘惑

極權的誘惑,其實也就是反智的誘惑。

我們擁有很多知識,我們受教育的程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我們掌握高端的專業技能,但那並不等同智性。

君主專政、威權統治的外在枷鎖解除了,但心智上的枷鎖也許尚未去除,而無形的枷鎖,往往是最重的。

當我們反對極權政府,原因往往是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領導階層最終只謀自身的利益、追求永久的統治權,但假設真的有一個絕對英明的領導人/階層,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接受極權統治

世上許多人,包括我在內,往往都不想為自己做決定——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其實是一件恐怖、困難且冒險的事。面臨人生的重要關口,我們都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如果有一個人,知道的比自己更多、更睿智,我們便會想聽從他,把判斷力跟決定權「外包」。

所以我們渴望跟隨「英明的領導人政府」、「教主」、「上人」、「導師」,求神問卦,希望父母或伴侶告訴自己怎麼做,跟隨同儕與團體的步伐,甚或聽從全知全能的上帝。

西方反烏托邦文本小說《美麗新世界》、電影《星艦戰將(Starship Troopers)》,也在講同樣的事:如果有人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做,我不用自己思考,其實是比較快樂、輕鬆的一件事


統治者的蘿蔔與鞭子

「聖人統治者」、「英明領導人」如何使我們聽話?因為他掌握我們的人性,法家對人性的論述,完全與當下無縫接軌:

法家假定人性是好權勢、好財富的。因此祇要「聖人」全部控制了這兩樣法寶,他就可以誘導人民追隨他的政治路線。第二,法家假定人性是貪生怕死的,因此「聖人」的嚴刑峻法便可以阻嚇人民不敢亂說亂動。⋯⋯法家對於人的思想的看法:人的思想是永遠在趨利避害的這又是法家相信思想可以通過威脅利誘來加以控制的理論基礎。法家之所以肆無忌憚地公開提倡反智論,其一部份的根據也在這裡。(余英時,2018:26-27)

法家對人性的「假設」,在今天是「常識」,但當我們視權勢財富為人生唯一追求,以趨利避害為人生終極指南,我們就如同法家御下的人民,統治者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威脅利誘之。統治者並不一定是人或政府,它也可以是企業、制度、市場,我們追求什麼,它就是我們的統治者,統治者獎勵服事它的人:你對公司有用、你能在資本市場賺錢、你按照它的遊戲規則,市場就會獎勵你、給你相應的回饋,但當有一天你不想再服膺它的規則時,它也會毫不留情地把你吐出來。



讀《論語》有用嗎?

如果單有知識與學問,不見得能抵禦極權與反智的誘惑,或免於被統治者收編。那麼儒家教育講求的智性,到底是什麼?

也許是透過對知識學問的追求與反思,建立誠實的思辨力、確認自己該怎麼做:「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然後知行合一:「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然後找到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價值與追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並且那個追求獨立於權勢財富之外,並非否定財富、或要人刻意追求貧賤,只是那不是目的、或者說有更重要的追求而已:「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我未曾系統性地研究《論語》與儒家思想,我用很直接的方式讀《論語》,把當中的話視為務實的智慧:學習孔子如何唸書、為人處世、培養品格與德性。


出世與入世:你會怎麼選?

面對混濁的世界,不可愛的人性——不管來自自己或他人,如果不想合流或受影響,超然世外,維持自身的乾淨,可能是一個相對容易的選擇。

比起儒家,從小我更喜歡道家,即便只識鳳毛鱗爪,卻總覺得道家高遠,哲學純度更高、更漂亮、更乾淨。

《論語》中記載了幾段孔子遇見這類帶有道家性格的隱者、出世者的故事。

其一是楚狂人接輿,他經過孔子的車前,高唱「鳳兮」之歌,意在勸說孔子,在亂世出仕,只會為自己帶來危險。孔子要下車與他說話,接輿已趨而避之。

其二是避世耕田的長沮與桀溺,孔子經過他們時,使子路向他們打聽渡口的所在。

長沮故意問子路:「車上執著韁繩的是誰?」子路答:「為孔丘。」長沮繼續明知故問:「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答:「是也。」長沮便譏諷地答說:「那麼,他應該知道渡口在哪裡了。」

於是子路又去向桀溺問路,桀溺問他是誰,子路答:「為仲由。」桀溺也明知故問:「是魯孔丘之徒嗎?」子路答:「然。」桀溺就說:「如今世局混亂如滔滔洪水,又有誰能改變局勢呢?你與其跟隨那人人避之的孔丘(諷孔子周遊列國四處碰壁),為什麼不跟隨我們這些避世者?」然後繼續耕作。

子路回來向孔子回話,孔子憮然:「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論語》記載孔子的志向與追求,在無法實現抱負時、或一再被提醒他是多麽不合時宜時,孔子也常露出感慨與無奈。這個故事便是如此,孔子何嘗不知他身在亂世,又何嘗不知最超然、安全的作法是什麼?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並非不喜歡大自然或動物,而是一種感慨:我是人,(如果我有志於世)我只能和人在一起;若天下有道,我又怎麼會想改變世界呢?


活在人間世

以前我偏愛道家,覺得孔子太世俗,因為年輕的時候潔癖比較重,總想確認自身的完好,想不受沾染。

近些年比較明白,活在人間世,必然充滿了理想與現實的扞格,待在自己的山上,就可以完滿地堅守自己心中最高的道德價值準則,但想要做事,就必須把手弄髒。活在人群裡,就無法希冀自己的道可以放諸四海皆準。

更重要的是,《論語》提供的是道理、原則,而不是標準答案,無法被化約為教條。極權的誘惑、反智的誘惑,就是想說服人,天下有「一道」、「一教」,以此統一人心與思想。

但我們在《論語》裡讀的,是活在人間世,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想有失望的孔子。孔子的語錄能讓人得益,不在於我們可以從那些話中提煉出真理、寫進教科書,而是因為那是他活在世間,體悟出來的道理與智慧。

孔子與學生、人君、同儕相處,他的話總是說在情境裡,針對不同人的提問而發,他理解學生們迴異的性格,照顧他們不同的需求,和每個人以合宜的關係相待。

把儒家跟《論語》作為政治統治工具,是把儒家變儒枷。但《論語》又確實有滿滿的政治智慧,因為所謂政治,按尼布爾語,也就是群體生活的藝術

位於廟堂上的掌權者或有他們的政治之術,但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可以從《論語》中實踐的政治倫理,可能也只有這樣:具體地善待身邊的人,具體地做一些很小的事情


以上所有古文以外的引文,皆出自:
余英時(2018),《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

文中小標〈極權的誘惑〉,竊自我很喜歡的書,許知遠的《極權的誘惑》,八旗出版。

我盡量不在文章中舉自己沒看過的書跟電影為例,但《美麗新世界》跟《星艦戰將(Starship Troopers)》,確實是尚在待看清單上的書跟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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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者的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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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幻想有一個這樣的酒吧、咖啡店,你可以很自在地走進去,心情對的時候,就坐在吧台邊,跟bar tender隨意聊天(可能會有人隨時插入話題);不想說話的時候,也可以在書櫃裡挑一本書,坐在火爐前看書,配咖啡、紅酒或者威士忌;有時候bar tender正好也在看書,悄然無聲...直到有人打破啤酒杯...但那也沒關係,反正是像自家客廳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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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社區活動提案:儒家·儒枷(Confucius or Confused(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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