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來的人｜由mentorship到fellowship

文/ 山地

曾有那麼一年，許多地區報如雨後春荀般出現；也曾有那麼一年，許多雜誌和報紙如秋天落葉般相繼倒下。盛極而極衰、大起而大落，一切只在一兩年間。

彼，某青年雜誌的總編，孩子在讀小學，想過離開，結果是看著身邊人一個一個地離開，「二○二○年是走難，二○二一年是離散，今年由家人到朋友有一半都走了。」

「你想繼續堅持，但受訪者都不在港了。以前做社福界的專題，會找張超雄，現在可以找誰？或者有誰在關心？根本整個landscape都改變了。」彼說，他不是埋怨，只是在風風火火中，情緒極度繃緊，整個腦像停擺：時代變了，隊工也變了，回不到以前，也不知可怎走下去。

事實上，曾有那麼一段日子，風高浪急，他們索性停刊半年。「我要怎樣跟intern說？他剛剛來到，發現無嘢可做喎。」當日常變得非常，既有的忽然消失，上一代還有甚麼仍可教下一代？彼坦然告訴實習生們：我們一起迷惘吧。

但就在「一起迷惘」中，走下去的路，卻慢慢開展了。由那一刻開始，他頂著極大的問號，跟實習生一起走訪不同人，四出求問；也是那段日子之後，他們視實習生為team member，一起摸著石頭過河。後來有一天，實習生急著移民，臨行前把他最珍視的書，託編輯們保管。看著那些似輕卻重的「信物」，彼開始思考：「究竟我們做了甚麼，叫年輕人如此信任我們？」

在失去信任的年代，特別是失去年輕人信任、或失去對年輕人信任的這些年，還有甚麼比成為他們可信任的夥伴更重要？「他們是一個no stake的世代，今天的大學再沒有學生會了，公共的參與都被取消了。」彼發現他想做的，或需要做的，其實很簡單，young lives matter。

這種“matter”，不是要給予特別保護，加以培訓；而是簡單的，聽他們的故事，信任他們，co-work。「我的視點，也由mentorship轉去fellowship。」

過去的internship program，編輯教年輕人做記者，今天是請年輕人也教編輯他們懂的東西。「好像由教炒美股開始吧，有一期的intern識炒美股，已經賺到第一桶金，我就請他教我們的同事投資。最近來的intern也很精彩，有連保琦、193都follow他的KOL，也有識太極的法律學生教我們朗誦……」彼滔滔不絕，異常興奮。

由當初請年輕人嵌進自己建立的框架，到反過來進入他們的世界，彼忽然發現這一代人很精彩。這個暑假，他們更邀請intern在公司附設的營地留宿，真如團契，一起生活。

今天，他們的internship program甚受年輕人歡迎，彼引述一個同事的發現：「同事從旁觀察，說我們跟其他服侍年輕人機構不同，不是派一些模擬問題給intern解決，而是把他們拉進我們真實的問題中，一起搞，玩真的，他們知道我們在take risk。」

最大的風險，莫過於雜誌的質素不保。「過去，我成日關心自己做成點，反應如何，口碑如何；其實，你身邊teammate的生命如何，他們經歷有甚麼轉化，這才重要吧。」「更何況，今天雜誌可以出到街已經成功，存在已經OK了。」彼樂於冒險，信仰的路也好，同行的路也好，本來就是跌跌碰碰地一起走下去，從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