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社工 Helen – 與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同行

Helen 是有二十多年資歷的社工，專業是家庭和社區服務。約她在活化後的南豐紗廠見面，主要是因為位置方便，那新舊對照及輪迴重生的元素是 bonus。我們坐下打開話閘子後發現原來彼此一直跟香港的舊區很有淵源，連出生和成長的地區也很近 – 她在紅磡，我在幾條街以外的土瓜灣 (最近才知道原來兩者可以合併叫做「紅土區」)。以故的美國天文學家 Carl Sagan 有句名言: “You have to know the past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Helen 今天想要說的，也要由從前說起。

小時候

「小時候，在紅磡發生過一件很深刻的事。當時我們一家住唐樓，租一間房，房東是上海人，我們就跟房東一家同住 ，客廳是共用的。有一天，我看到母親被上海男房東推進房間內。母親很快跑了出來，卻又被那男人推回房中，接著再次逃了出來。那是我兒時記憶中很恐怖的一幕。有時我獨自留在家裡，那個男房東會嘗試用糖果引我出房。這種事，我爸爸也知道一些，所以他一直很想有一間公屋。後來如願，我們便搬離了那個地方。」

你是否對女性有多點同情?

「是的。小時候看到親人的經歷，長大後在工作上看到很多婦女受虐，知道很多例子。」

環境不好，人會變得更加 vulnerable，是吧? 我和 Helen 年紀相若，她居於紅磡時，我身處土瓜灣一條私家街上的唐樓。那地段龍蛇混雜，警察不會內進，四周上下都舖有很多鐵皮，陽光只能從鐵皮與鐵皮的隙縫中滲進一點點，終日陰陰濕濕的，又髒。唐樓的梯間吊著有一隻小燈泡發出微弱的黃光，空氣永遠是發霉的。我曾在這梯間目睹母親被人從後箍頸打劫，那影像一直印在腦中。你被打 / 打壓，就算你出聲，但因為你在社會上被視作 insignificant (即今天所謂的 having “no stake in society”)，沒人會理你的。這是我在成長過程中看到的現實，相信是造成我對不公義難以容忍的原因。

「對，我也是。跟我一起讀社工的同學也是這種人，同樣有這種意識。我相熟的一群，很多做了非主流的社工服務，去了職工盟、搞工會、或是做 CD (community development)。」

使命感

當初入讀社工系就是因為想追求公義?

「當時我沒有把追求公義和社工這職業連繫起來。那年代有套很受歡迎的電視劇叫《北斗星》，但講的主要是青少年問題。反而我兒時所見婦女被男性打壓的惡劣情況給我的感受更深刻，令我很想幫助別人。但家人和親戚總是叫我不要出聲，千萬不要搞事，做人應該要聽聽話話。

「我父母都是有點慣被欺壓的那種人。我爸爸借了錢給人家，人家不肯還錢，於是我去拍門討債。」你當時有多大? 「應是小學二、三年班吧。事後家人罵我，怪我多事。但我真的把債追回來了。」Helen 笑了起來。「我大概就是一個多事的人吧。我很想保護別人，自己反而沒有什麼。我見到媽媽受欺侮，我覺得我應該保護她。」

Helen 那份當社工的使命感是後來才出現的。「在社工系讀到第二年，實習生涯開始了。聖誕節時，我和一班同學去探露宿者，希望在普天同慶的日子令他們感到自己沒有被遺忘。在大角咀的天橋底，角落中有個男人跟我說: 『是聖誕嗎? 我還不知道呢。』我給他禮物，但他沒有收下。於是我學到一件事: 原來真正的社工服務並不是送東西給有需要的人士，而是與他們同行。

「又有次在家庭服務中心做長者個案，我去探望他們，陪他們談話。我幫一位老伯伯申請某些服務，他卻沒什反應，好像對自己的處境和福利不太關心。但當我跟他談話時，他會請我吃餅乾，並反過來關心我的近況。我發現原來這些接觸，對他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Helen 在畢業後滿腔熱誠的做了駐校社工，工作才剛開始便掲發了一宗老師性侵學生案，受害者多達十數名，但學校怕家醜外傳，只怪她多事，並用盡方法掩蓋真相。當時她隸屬教育署，堅持把事情如實上報，最後那犯案的老師的確是受到法律制裁被判了監，但大部份受害人父母的反應卻叫她感到難以接受:「有兩、三個小女孩哭著對我說:『媽媽不准我講。』她們的成績很好，家人叫她們專心讀書便是，別的不要想不要提。但這明明是兩回事，我覺得很不公道。

警察

「但我想特別一提的是: 當年 (那是90年代末) 那班警察很好，很有保護兒童這個意識。那時負責案件的警員對我說:『這些案件大家都難做，我們是支持你的。』我當時覺得小朋友很有福，雖然受了創傷，但有警察站在他們那邊。小朋友告訴我:『我知道有這麼多人在幫我，我沒有再發惡夢了。』」

那現在呢? 周遭的氣溫彷似一瞬間冷了下來。

「這個夏天以前，我總覺得，就算整體上警察怎樣不好，保護小朋友那 team 總還會是好的，因為他們受過訓練，知道怎樣為 child abuse 受害者落口供等等，他們真的會站在小朋友那邊，他們是有良心的。但現在我看到警察這樣打年輕人，當中有些只是初中生，我實在接受不到。當年那班小朋友，現在已二十多歲了，她們發展如何? 她們看到現在的形勢，會怎樣想? 」

你認為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猜是政府的風氣培養出現在的警察。但我也有聽到聲音，說他們拉人、打人其實從來都是這樣的，只不過… 」只不過以前我們不是被捕的對象? 「對。這刻我忽然想起… 我曾經和同學到兒童院做義工，想接觸所謂最壞的那班年輕人。在那裡我們聽到很多他們被警察欺侮、毒打的故事。他們說著說著便哭了起來。那時我對他們的話半信半疑。後來做駐校社工，接觸到的警察又很好，差點令我完全忘記了兒童院那件事。」

現在這個 crisis 是你在二十多年的社工生涯中遇過最大的嗎?

「是的。這次動盪的程度… 連我們和 NGO 的人員開聯會，我們也沒有頭緒應如何處理。尤其是那些『執仔』的社工，他們做得很辛苦。我們手上本來有一堆計劃要去討論，但現在不知怎樣向前走，像是沒了方向，許多計劃都停了下來。」

抗爭

Helen 多年來專心服務一個舊區，對區內的人和事瞭如指掌。盛夏時有天她到一個教會的祈禱會暨休息站幫手，同行的有牧師、教徒、醫生、護士和律師。「那天有近 200 名抗爭者到來。我跟他們談過，知道他們捱得很辛苦。有些人需要地方換衣服，但不敢除面罩，於是我們騰出空間給他們換衫。他們多是到一到、上洗手間，然後便離開。」她補充: 「那班教會人員事後受到四方八面的攻擊，承受了很多後果。」

一班社工呢? 我們在直播中常見到他們的身影，看著他們拿著大聲公竭力呼籲警方冷靜，看著他們在人群中執仔，也看著他們跟急救員、記者、議員一同被打和被捕。

Helen 苦笑:「頸上掛著的那張社工證，其實沒有任何保護作用。以前大家從沒想過會有這種情況。」

她反思: 「這場運動有幾個主要場地，我嘗試把這些地方跟我的經歷連繫起來。譬如葵方站: 我曾在那裡跟一位患有情緒病的朋友抱在一起哭了一場。那位朋友可說是一個很典型的港女，但那刻我倆的真性情都出來了，把我們扣在一起。有些地方我是特別懷念的，但亦因為如此，我很怕這些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地方現在被毁了。」

這次我回港留了數個月，有很多機會重新認識香港不同的地區，亦有很多機會跟母親相處。家母很愛吃，七月有一晚我們去了葵芳新都會廣場一間未曾去過的日式咖啡店吃晚飯，還吃得很高興。飯後我們從行人天橋步回車站。三天後，葵芳發生了大型衝突，防暴警察就在這天橋上向車站內的人投催淚彈。我和母親看著直播，一顆心沉了下去，覺得很傷感。

「對，有時我路經某個地方，想起看過片段有人曾在那兒被捕受傷，會感到很不開心。而這種事持續發生，這種不開心是不斷一層又一層的堆上去，沒有舒緩的機會。我嘗試避開不看那些片段，卻又做不到。

「我覺得我們社工可以做的其實也很有限。

「本來我們的工作是為有需要的市民去 fight for 某些東西，現在我發現原來社會上有更要緊的事在發生，更需我幫忙。怎算好? 我以前所做的好像忽然變得很離地。

聽說這次運動，年輕人跟家人決裂的程度遠較雨傘時大。你有沒有接過這些個案?

「學校社工會接觸得較多。我聽過有學生在校內情緒激動，亦有家長闖入校園要求見子女。我親身接觸到的反而是有情緒病的舊 case – 本來已穩定下來的人，最近因情緒波動而病情惡化。

「這場運動翻起了我很多回憶，連帶令我意識到一些今昔的對比。但我不想想得太多。我的意思是: 我不想留戀以前美好的事。現在是回不去的了，很傷感的。」

-----

* 通常我會讓受訪者自行挑選地方進行訪問，這次因為要遷就受訪者的時間和地點，由我破例選場地。我選的是位於南豐紗廠內的 Retold。這年春天我第一次到訪南豐紗廠時便對這家小店情有獨鍾，實際原因其實一時也說不起來，大概就是環境、氣氛和咖啡都剛好合意吧 (噢，差點忘了他們間中還有 live jazz sessions)。我不認識店主或店員，那著名黃店的身份我也是很遲才知道，只感到一種很自然的 gravitation。春去冬來，它已裝載了一些我在此地十分珍貴的回憶。願同行的人安好。

*原文於 2019 年 12 月在 Facebook 【非凡港女】發表。該頁於同年 6 月底被黑客入侵, 繼而被 Facebook 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