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

写小说的人。

弗兰克·奥康纳《孤独的声音-短篇小说研究》前言

翻译的简单介绍:我一时兴起,翻译弗兰克-奥康纳《孤独的声音-短篇小说研究》 前言,发现翻译真不是好干的。1、翻译是个体力活。虽然现在有百度翻译、GOOGLE翻译软件,但它们智能化水平不高,还是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2、翻译考验对被翻译语言的掌握程度。弗兰克-奥康纳是非常厉害的短篇小说家,作为一个玩语言的人,他使用的语言虽然平实,但含义是很宽广的。如何精准地传达他的原意,存在着一定困难。3、翻译文学评论需要非常熟悉外国文学。这篇前言主要介绍短篇小说研究问题,作者大量引用俄国、美国和爱尔兰短篇小说家的作品,同时还引用了英国诗人勃朗宁作品来证明短篇小说将焦点放在某一戏剧性时刻产生的巨大艺术效果。如果没有读过这些作品,翻译起来会很吃力。4、本身这部作品来源于奥康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程讲稿,带有很多口语化的东西。翻译时候如何保留他讲话的语气,也是需要注意的。总体来说,奥康纳这本书非常具有创见,激发读者对短篇小说的热爱和探索。


前言 

“从霍奇那听说,曾经某地有个人叫内德·沙利文,一天晚上他从杜拉斯沿着山谷路走过来时发生件奇怪事。” 这是我生活的时代里故事开始的方式。在讲故事的早期发展阶段,它像诗歌和戏剧一样,是一种公共艺术。由于缺乏严谨的技巧,它并不像前两者那么重要。但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样,是一种现代艺术形式。它比诗歌和戏剧更能反映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不再以“从霍奇那听说”开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优点在于更为真实。这种真实性是批评和科学时代的产物。这里我说的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从新闻报道里获取的逼真。而是指一种理想的行动以逼真的方式进行。像我们将看到的一样,有很多种方式表达逼真,就像有很多伟大的作者。但却没有一种方式去解释真实性的缺失,没法说明在某一时刻人物的行为为何变得完全无法解释。

 

从短篇小说一开始,就像长篇小说一样,放弃了公共艺术的种种手段。这些手段假设观众会对讲故事人的即兴表演给予大量的赞同,例如“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怪事情。”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私人艺术,开始并且继续运转,从而满足个人的、孤独的、挑剔的阅读者的标准。 然而从一开始,短篇小说的运作就和长篇小说非常不同,描述这种差异是非常困难的。这是评论家的主要工作。

 

“我们全都出自果戈理的《外套》”,这是屠格涅夫的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尽管这句话适用于俄国小说多过欧洲小说,它依然是条普遍的真理。

 

读到这里,就它自身而言,“外套”并不非常让人印象深刻。自从他的时代之后,果戈里在“外套”里做的所有事情已经频繁被做,有时甚至做的更好。但如果我们关闭对因它引发的后来短篇小说的思绪,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再次阅读它,我们能发现屠格涅夫并未夸大。我们全都出自果戈里的“外套”。

 

它是一个无足轻重并且被同事嘲笑的穷抄写员的故事。他的旧外套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甚至喝醉酒的裁缝也拒绝进行修补。因为外套上没地方能再放下一个补丁。他只能买个新外套。阿卡基·阿卡基维奇(那个穷抄写员)对预计产生的如此空前支出感到震惊。结果由于一些小的幸运情形,他发现自己能够买一件新外套。这在一或两天内将使他变成一个新人。毕竟在他真实的生活里,他并不比一件外套强多少。

 

然后他被人抢了外套。他去找警察局长,这个赃官的回复不能让他满意。他又去找一个要人,而他只是滥用自己的权力并且吓唬他。侮辱叠加伤痛让他无法承受,他回到家就死掉了。故事的结尾以异想天开的方式描述他的鬼魂寻求正义的过程。而正义对这个可怜的抄写员来说从来没有比温暖的大衣更有意义。

 

故事到此结束。一些人忘记了因为“外套”发生的事情,例如契诃夫受影响创作的《小公务员之死》。而另外一些人认识到在以往文学世界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作品。它使用了滑稽地模仿英雄史诗的古老修辞手法,创造出既不是讽刺也不是英雄史诗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介于两者之间,也许最终会超越它们。据我所知,这是小人物在小说中的首次出现。“小人物”可能比我以后使用的任何术语都更好地定义了我所说的短篇小说。关于阿卡基·阿卡基维奇的一切,从他荒唐的名字到他荒唐的工作,都处于相同的平庸水平,但是他的荒谬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果戈里所掩饰。

 

只有当这些笑话太难以忍受时,当他们摇动他的手臂并阻止他继续工作时,他才会出声:“让我一个人呆着不行么!你们为什么侮辱我?”。他的话语和声音中有些奇怪东西。里面有一种引起同情的东西。所以一个跟着其他人来嘲笑他的刚入职年轻人,突然停下来,仿佛割到心脏;从那天起,一切都改变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给他。某种不自然的力量使他脱离了之前相识的同伴。那些同伴认为自己出身高贵、为人优美。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最欢乐时刻,那个光头的谦卑小抄写员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用令他心碎的话说:“让我一个人呆着不行么!你们为什么要侮辱我?”在这些话里他听到了其他的声音:“我是你的兄弟。”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把脸藏在手中,此后他一生中无数次颤抖,因为看到那么多人类不人道的行为。在高雅,有教养的礼仪和我的上帝的掩盖下,有多少野蛮残暴行为!甚至可能发生在一个被世人视为绅士和荣誉的人身上。

 

只要仔细阅读这个段落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它,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诃夫,舍伍德-安德森 和乔伊斯的许多故事都不可能写出来。如果有人想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个短篇小说的意思,没有比这半句更好的了,“从那天起,一切都改变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他眼前。”想要为这部作品另取一个标题,可以选择“我是你的兄弟”。果戈理如此大胆而出色地做到了,以模仿英雄的性格,荒诞的小抄写员,将他的形象强加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这样,即使我们在笑,我们也对其中的相似之处充满恐惧。

 

现在看来,这是长篇小说无法做到的。由于某种原因,我只能猜测,长篇小说注定有个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认同过程。一个人不可能用一个只需要一件外套的小抄写员阿卡基·阿卡基维奇写个长篇。就好像不能用一个丢掉一枚硬币在下水道的小孩汤米·汤普金斯来写长篇。在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中,一个小说人物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读者对自身某种角度的看法,例如“野孩子”,“叛逆者”,“梦想家”,“被误解的理想主义者”。而这种认同过程总是导致某种常态性的观念,并与整个社会之间存在某种敌对或友好关系。小说角色行为符合读者认为的小说所设定的正常世界,读者才认为是正常的,反之则是反常的。这不仅涉及英雄,还有半英雄和半神半英雄。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正常社会的概念,长篇小说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长篇小说中有一些例子似乎与此矛盾,但是总的来说,这应该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当社会彻底搞砸时,众神才被召集。

 

但是在“外套”中,这不是事实,在我将要考虑的大多数短篇小说中这也不是事实。除非是代表作者的那个无名恐怖人物,否则没有读者可以认同的人物。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可以依附于小说人物自己,并被视为正常的社会形式。在讨论现代长篇小说时,我们将其称为没有英雄的小说。实际上,短篇小说从未有过英雄。

 

相反,它是一个被淹没的人群。这是一个不好的词,但我不得不用这个词来求更好的意思。那个被淹没的人群,在一代又一代一代代的作家之间改变着它的人物。可能是果戈里的小职员,屠格涅夫的农奴,莫泊桑的妓女,契诃夫的医生和老师,舍伍德-安德森的一直梦想着逃离的小镇青年。

“即使我死了,我也要用某些方式阻止你被击败”,她哭着说,她的决心如此坚定以至于全身颤动。她的双眼怒视,握紧拳头。她宣称“如果我死了,看到他变成像我一样没有意义的乏味人物,我将回来。”“我现在让上帝给我这个特权。我将承受落到身上的任何打击,只要我儿子能够为我们两个表达某些东西。”不确定地停顿了一下,那个女人盯着男孩的房间。“然后不要让他变得聪明和成功”她模糊地说。

这是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为乔治-威拉德写的这段话并不好。但可以写给任何一个短篇小说作家。女主角试图从哪里逃离?为什么她想让她的儿子逃离?“打败”意味着什么?这里它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或者肮脏,尽管这经常是被淹没人群的特性。最终它看起来意味着被一个没有路标的社会所击败。这个社会提供不了目标和答案。被淹没的人群不是完全被物质条件所淹没,而是因精神因素的缺失而被淹没,就像J. F POWERS的美国故事里的好牧师和坏牧师。

经常在短篇小说里有这种感觉:那些不合法人物,游走在社会边缘。有时作为一种讽刺和呼应,又叠加在象征性人物耶稣、苏格拉底、摩西身上。这并非毫无意义,一些著名的短篇小说例如“Lady Macbeth of the Mtsensk District” 和 “A Lear of the Steppes” 支持这一点。而另一篇短篇小说“An Akoulina of the Irish Midlands.”则完全相反。作为短篇小说中最有个性的部分,一种对人类孤独感的强烈意识,我们并不经常在长篇小说中找得到。事实上,这样说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再次读熟悉的长篇小说是为了寻找同伴,然而我们亲近短篇小说则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心情。这种心情更接近帕斯卡的名言: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让我恐惧。

我承认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思想:它对于一个未受过批评和历史训练,而只是用内心之光去探索的作者来说,过于庞大了。但是有很多迹象表明它是条普遍真理,这使我无法忽视它。当我第一次讨论它时,我只是注意到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独特的地理分布。由于某些原因沙皇俄国和现代美国似乎能够产生伟大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然而英国,毫不夸张地说是长篇小说故乡之地,在短篇小说方面的表现却非常糟糕。另一方面,在我自己的国家,已经产生了四到五个我认为的第一流短篇小说家,却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长篇小说家。

我试探性地追溯这些差异,但总的说来,就像我现在认为的,主要是国家对于社会的态度不同造成的。在美国和沙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态度是“它也许能运行”,在英国是“它一定能运行”,在爱尔兰则是“它完全不能运行”。在我们时代的年轻美国人或屠格涅夫的年轻俄罗斯人可能对成功和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期待,又带着某种程度的愤世嫉俗。而对于一个英国年轻人,甚至到今天,除了碰上坏运气,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实现它。然而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仍然无法期待什么,而只能得到不理解、嘲笑和不公正。这正是《都柏林人》的作者得到的。

读者将发现我留下了法国,关于它我知道的不多。还有德国,似乎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在小说上做区分。但是这些日子里我已经收集了新的证据,来证明我结论的真实性。我发现爱尔兰人已经被西印度群岛短篇小说家挤了出来。很多迹象表明西印度群岛人变得被尊重,像塞繆尔-赛尔文这样的作者写的就很好。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来自于同一个源头,但以不同的路径发展。显然它们是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它们的不同从思想体系上来看不是那么正规(当然就像我们看到的,也有很多正规的不同)。我当然不是说未来短篇小说只能让爱斯基摩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来写。还没走那么远,我们有充足的被淹没人群。我强烈地认为我们能发现它,从一种为被淹没人群吸引的心态上。无论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时刻,譬如流浪汉、艺术家、孤独的理想主义者,梦想者和被宠坏的牧师。长篇小说仍然可以坚持市民社会的经典内容,描写人在社区中作为一个社会动物。就像简-奥斯汀和特洛乐普那样做。但是短篇小说保留它的特性,远离社区,更为浪漫、个人和深刻。

但是形式上短篇小说也不同于长篇小说。简而言之你能说短篇小说是短的来表达这种区别。它不一定真实,但是作为一个概括,它做的足够好了。如果长篇小说家把一个有趣的人物塑造成和社会对立,然后由于他们之间的冲突,小说家将让他的人物掌握这个社会,或者被社会所掌握。小说人物将做所有那些合理预期的事情。时间将是他最大的财富。按时间顺序的人物发展或者事件是生活中的基本形式。长篇小说家忽视它将使自己处于危险中。

对于短篇小说家,没有这么一个基本形式。因为他的参照系永远不可能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他永远都必须选择一个他能接近的点。他做的每一次选择可能存在创造一种新形式的可能,也可能完全失败。我已经通过一首布朗宁的诗来说明这种选择的要素。几乎任何一首他伟大的戏剧性抒情诗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它本身却陷入了一个单独的特别重要时刻。例如当Lippo Lippi早晨潜回修道院时被逮捕。Andrea Del Sarto辞别他温顺的情人。圣普拉希德教堂的主教垂死时安排后事。但是既然整个生命的时光必须挤压进一些时刻,这些时刻必须经过仔细挑选并且被一种超凡的光芒照亮。这种光芒使我们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仿佛他们全都是同时的。

Ferrara公爵的两任妻子以及第一任妻子奇怪的死亡,本可以写成一本五百页的长篇小说。我们却只看到了五十多行的诗,省略了他第二段婚姻,直接描述第一段。开始的几句让我们血液冷却。

画在墙上的是我上一个公爵夫人,

看上去她还活着。

这不是生活给我们的基本形式。它是有机的形式,来源于一个细节然后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些关于帕内尔的书里有个关于他小孩儿被他情妇Kitty O’Shea杀死的恐怖故事。帕内尔像个鬼魂一样在房间里发狂乱走的时候,心满意足的丈夫Willie O’Shea优雅地接受着来访者的慰问。当你读它时,你不必读整个关于帕内尔的浪漫故事和悲惨结局的肮脏故事。悲剧就在那儿,只是等待一个布朗宁或者屠格涅夫来写。在个人生活所呈现的标准构图下,短篇小说家必须寻找新的构图来。

短篇小说家不同于长篇小说家:他一定更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艺术家-可能我需要增加的是,考虑到我选择的例子,更像一个剧作家。为此,我也与之有关。塞林格一个野蛮的故事“Pretty Mouth and Green My Eyes,”与帕内尔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回响着帕内尔的那一幕。一个被欺骗的丈夫因为妻子晚归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他却没有怀疑到他的妻子正在他最好朋友的床上。他最好的朋友以一种粗暴和现成的方式安慰他。最后这个被欺骗的丈夫,一个正派男人,为自己的暴躁感到羞耻。他再次打电话给朋友说他妻子已经回家,尽管她仍然在情人的床上。

现在,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就像我相信特洛乐普那样的,然而是一个拙劣的作家。我不是很确定我是否更喜欢长篇小说家而不是低劣的剧作家。我不是很确定长篇小说能够经受住我从帕内尔的生活或者塞林格的故事里引用的那一幕的影响的冲击。我不能想象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同时是个拙劣的作家。除非是舍伍德-安德森,或者那些没有任何戏剧感觉的短篇小说家。

例如海明威,他已经研究了如何巧妙地处理重要的时刻,以至于我们有时结束时候得到太多的意义和太少的信息。我试图用“白象似的群山”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人们把这个故事想成长篇小说,人们将把它视为一个男人和女人正在开始破裂的爱情故事。因为男人害怕承担责任,劝女人同意去堕胎,而她认为这是错的。就长篇小说而言,这种发展是很容易的。他是一个美国人,她可能是个英国人。可能他在别处有妻子孩子的家庭责任。她可能对堕胎有道德上的禁忌,可能考虑孩子的出生时她受到家人和朋友支持她的期望的影响。

海明威就像布朗宁在“My Last Duchess,”里一样,从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里选择了一个简短的场景。在欧洲大陆一个路边的车站候车的时候,这对恋人象征性地脱离了正常的环境和朋友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的一个决定已经开始影响他们过去的生活,也将必然影响他们的将来。我们知道那个男人是美国人,这也是关于他我们唯一被告诉的。我们能猜出来女人不是美国人,这也是关于她的全部。光强烈地聚焦在一个是否堕胎的决定上。它是关于堕胎,完全是关于堕胎,却又不光是堕胎。我们也被迫做出我们自己对于堕胎决定的判断,但只是在抽象的层面上。很清楚,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男人在其他某地负有家庭责任,我们会比现在给予他一点更多的同情。相反,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男人没有其他责任,我们会比现在给予他更少的同情。另外如果我们知道她不想堕胎是因为她认为这是错的或者这样会放松她对男人的控制,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她。那些光是聚焦了,但仍然很暗淡。我们不能像在“My Last Duchess,”那里看进去阴影。

她有

一颗心—我该怎么说?—太快变得高兴,

太容易被感动;她喜欢

她看到的那些,她的目光又到处跑。

我要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虽然精彩但却太浅薄。我们的道德判断得到激发,但我们的精神想象力并未激发。就像在“The Lady With the Toy Dog”里我们被提供了作者所掌握的充足的信息,这能使我们对他笔下的一对恋人的行为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长篇小说相对艺术性的欠缺确实允许作者偶尔歌唱自己未受限制的感情。甚至是中篇小说家也经常响亮和清晰地在某几个章节歌唱。但是对于短篇小说,因为它全部的抒情性的资源,歌唱的部分经常缺席。

这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重要区别。我们能在我研究的第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屠格涅夫那里看到。本质上的区别取决于作者认为他必须给予给予读者多少信息才能让精神想象力发挥作用。海明威没有给予读者足够的信息。就像莫泊桑的妈妈抱怨他的儿子,说莫泊桑没有进行充分准备,就太快开始了他的故事。她的抱怨和我对于海明威的抱怨类似。

但是莫泊桑甚至早期的契诃夫写的短篇小说,有时因为写的太初级,以至于不可能犯太严重的错误。它很少超过一则轶事或者一个被剥离了大部分细节的长篇小说。另一方面“My Last Duchess” and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 的短篇小说形式是极其复杂的,一堆短篇小说家在它们构成的迷宫里迷失。一篇短篇小说里有三个必要的要素:阐述、发展和戏剧性。阐述就是“John Fortescue是X城的一个律师”。发展就是“一天Fortescue夫人告诉他说她打算为了另外一个男人离开他”。戏剧化就是“他说你将不能做这样的事”。

短篇小说家在戏剧化的情节里必须把阐述和发展结合起来,有时戏剧化展示了一种明显的倾向,阐述在外来侵入的重压下奔溃。“作为一个律师我要告诉你你将无法做这样的事情”John Fortescue说。“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非常精彩的地方在于海明威使用的技术去除了不必要的阐述。但像我所说,它的弱点也在于很多必要的阐述没有提供。屠格涅夫可能发明了戏剧化的短篇小说,但是他很快在后来的小说里很快认识到它的危险,甚至在简短的那些像“Old Portraits,”。他退回到长篇小说。

理想地,肯定是要给读者精准足够的信息。在这点上,短篇小说再次不同于长篇。长篇小说的长度似乎会影响长篇小说家是否告诉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但长度对于短篇小说并无影响。莫泊桑经常开始地太快因为他要在两千字内结尾。 O’Flaherty有时给我们他的小说已经进行地太长或者不足够长的印象。巴贝尔和契诃夫的小说从来不给我们留下这种印象。巴贝尔有时能在不到一千字结束一个故事,契诃夫能写超过八倍这个长度。

我们能粗略地说长篇小说的形式是由其长度决定的。短篇小说的长度是由其形式决定的。短篇小说除了它自身提供的材料外,没有什么标准的长度。去填充它使达到常规长度,或者去剪裁使它低于常规长度,都可能是一种伤害。我害怕现代短篇小说正严重地受到编辑对长度的看法的影响(像大多数短篇小说作者一样,我被告知没人愿意读超过三千字的东西)。我从读屠格涅夫、契诃夫Katherine Anne Porter和其他作者从得来,“短小说”的表达是一种用词不当。伟大的短篇小说不一定短小,把短篇小说的内容看成小艺术也是一种固有的错误。基本上来看,长度并不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别之一。它是纯正讲故事和驳杂讲故事的区别。这么说某些人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我不想谴责驳杂地讲故事。纯正的讲故事具有更强的艺术性。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有多少艺术比自然更为可取。

我也不确定怎么样应用这种区别,如果它到处都适用。在试图区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时,德米特里·米尔斯基提出,短篇小说去除了19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中流行的关于一般理念的对话。我试图将这种说法吸收到我对主题的模糊感觉中去,将其认为是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另外一种说法。在一个奇妙的短篇小说中,例如“普宁和巴布林”,两个主要角色似乎根本没有任何普遍意义。如果他们是长篇小说中的角色,这种普遍意义本来是必然的。实际上,当他们确实出现在《前夜》这样的长篇小说中时,他们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读者必定要在他们当中选择一方支持。我们不会支持人类自由的非法捍卫者和夸夸其谈的诗人。虽然作为被淹没的人群中的成员,我们同情和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没法开口为自己说话。

甚至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决斗》中,这篇极好的短篇小说篇幅长于屠格涅夫的几本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对于任何真正的普遍性来说太具体和奇怪。尽管到处都是一般化的对话。我们看拉夫斯基和纳迪耶达·费奥多罗夫娜,就像我们从外部看普宁和巴布林。我们对他们带着同情和理解,但同时又错误地认为,他们的问题是自己的,而不是我们的。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给我们的东西,不只是短篇小说的简洁和长篇小说的膨胀对比。而是短篇小说因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纯净性,它是被自身的必要性所驱动,而不是为了读者的便利。

就像我说的那样,这还不是全部。长篇小说像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一样,是一门伟大的通俗艺术,充满了通俗艺术的各种杂质。但是像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一样,它具有一种物质的肉体,而像短篇小说这样的纯净艺术却经常处于失去它的危险当中。我曾经试图通过说“从契诃夫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代灵巧的文体家,他们使得短篇小说不再局限于一个讲话人的音调里,”来形容自己与形式的斗争。”甚至十九世纪有些作家似乎也有同样的不适感。一个是列斯科夫,他是唯一一位未被充分翻译的伟大俄罗斯作家。

但从他被翻译的悲惨的个别短篇小说来看,他显然希望文学具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他试图恢复民间讲故事者的艺术,以便我们可以听到讲述者说话的语调。民间讲故事的人,因为听众(就像一个听睡前故事的孩子一样)一次只能理解几句话,不像读者可以同时掌握许多细节。所以只有一种保持听众注意力的方法,那就是堆积事件和惊奇。一个年纪大的讲故事的人,他找人读了我的一些故事给他听。他悲伤地说“其中没有足够多令人惊讶的事。”在列斯科夫的《着魔的流浪汉》中,他会发现里面有足以让他都满意的令人惊讶的事。

列斯科夫对于过度也有通俗的口味。他喜欢人们充满热血。他们喝醉时,他喜欢他们喝的烂醉;当他们坠入爱河时,他并不愿意他们太谨慎。“姆岑斯克区的麦克白夫人”作为一个题目毫不掩饰。被激情消耗的女主人公,首先谋杀了她的公公,然后是她的丈夫和她的共同继承人,最后杀死了情人的情妇后自杀。我想我那个民间讲故事的老朋友对此将多么高兴,但是我无法想象他该对“带小狗的女士”感到多么失望。“一个人都没被杀吗?”我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哭泣。如果不添加两次闹剧事件,两次谋杀和至少一个鬼魂,他不可能在他的小别墅里对听众讲这个故事。


但是,如果仅此而已,列斯科夫就只是俄罗斯的吉卜林。就我对他作品的理解而言,除了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即对巧合的处理和对过度的口味)之外,他与吉卜林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应该说,吉卜林属于口头讲故事的肤浅东西,却没有过去那种特别奇特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照亮了口头故事最狂野的奢侈。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中,吉卜林描述了印度英国部队里的爱尔兰反叛者的土著后代,在祈祷的时候,对着耶稣受难像和帽子徽章唱“绿色的穿着”。但他把耶稣受难像,祈祷,帽徽和爱尔兰反叛者歌曲同残割牲畜作为爱尔兰必不可少的东西一起,他用这种通常的方式使这种行为庸俗化了。这是列斯科夫不会犯的错误。

 

 

 

不,列斯科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定义了一种不同的观点。这种不同不像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区别,而是两种不同类型人的区别。吉卜林爱现实只有当现实刚好发生在他倾向的那一边,而且很好的装备了连发的步枪。列斯科夫爱现实是因为他自己甜蜜的理由。对于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来说,鞭打是一种恐怖的事情。对于屠格涅夫来说,他感觉到历史已经把他置于鞭打者的位置。对于作为奴隶的子孙的契诃夫来说,他感觉每一下的鞭打都直接落在了自己的背上。对于列斯科夫,不带偏见情况下,我们不妨直面这种看法。他发现整个卑鄙的事情非常有趣。对他来说,鞭打和其他测试一样是一种耐力测试。男子气概的本质是忍耐它的能力。他很可能以同样的理由为酷刑辩护。

他们狠狠鞭打了我一顿,使我站都站不起来。他们用草席把我抬到我父亲勉强。但是我并不太在意。我真正在意的是我的判决的最后一部分。那部分判决判处我跪下,把石头敲进去花园的小径。我为此感觉很难过,在脑力里空想着如何摆脱困境后,我决定放弃。

这种非同寻常的态度你可以至少可以在列斯科夫至少一个另外的故事里找的出来。这非常有他个人的特点。例如当“着魔的流浪汉”主人公已经赌光了他老板的钱,他意识到他的错误值得上一次鞭刑。所以他低着头去找老板。

“你来干嘛”老板问。

“无论如何给我一顿好打,先生,”

现在,这不是被嘲讽的英雄。这不是性变态中的虐待。这与高更日记里的一幕完全相同。高更的情妇对他不忠,要求挨打。与其说是她对自己的行为感觉到特别内疚,不如她本能地知道高更在那之后会感觉好点儿。这是劳伦斯“Tickets, Please!”的原始孩子气心理的一部分。在成年人和文明人之间,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幼稚和原始的心理学事实。但它意味着列斯科夫在这方面经常是正确的,而像契诃夫和屠格涅夫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是错误的。

我二十年前读到列斯科夫的“The Stinger” 时,立马想到契诃夫的“At the Villa.”。契诃夫的这篇小说是个悲剧故事。一个文明的工程师,同他的妻子和家人,试图为他周围无知的农民做一切事情。但却招致了他们的嘲笑,并被他们恶意赶出了家。列斯科夫的故事讲的是设在俄国的一家英国工厂的文明的经理,他用温和和没有意义的惩罚来取代野蛮的鞭打。那些农民本来希望英国人对待他们像父亲一样,当他们做错的时候揍他们一顿。当他们被要求站在角落里的时候,他们完全被吓坏了。最后因为失望,他们烧毁了英国人的家。和契诃夫那个是同样的故事,不过这次是从内部来讲的。

再次我们可以一直争论下去却得不到任何结果。主要的不同是列斯科夫通过他的奢侈使我了解农民。然而契诃夫这个圣洁的医生,试图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然而根本不知道他们思考方式。尽管他是俄罗斯人,对于列斯科夫和高更的世界来说,他简直是个外星人。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世界,但是就他描写的某些东西来说,列斯科夫是真正的艺术家。

这场战争与传统主义背道而驰,原因我在本章开头段落已经陈述。形式的本身是现代的。像戏剧这样的原始艺术有可能朝着一个更为通俗的方向发展。但短篇小说的实验却是朝着另外的方向。如果按照俄罗斯评论家的观点,列斯科夫是和契诃夫一样伟大的作家。但他在俄罗斯以外几乎无人知道。吉卜林是个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他有一些列斯科夫的美德。同样在说英语国家以外毫无影响力。甚至在说英语的国家里,很难从任何一个严肃文学作家作品里推断出来吉卜林这样的一个作家曾经存在过。甚至在他本国,他没有对劳伦斯、科帕德或者普里切特产生过影响。

在爱尔兰,人们当然能肯定地推断他对The Irish R.M的作者Edith Somerville 和Martin Ross的影响。但是他们作品在他们国家的历史只是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场实物课。

以下几段讨论爱尔兰文学的,因为译者对爱尔兰文学太不熟悉,暂时不翻译。

如果我熟悉美国文学像我了解爱尔兰文学那样,我可能把我的目光放在舍伍德-安德森的俄亥俄温斯堡上,然后说这对于美国来说就像“ The Untilled Field ”对于爱尔兰。那个1919年的日期,像Moore书的1903年一样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让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是孤立的、独特的、自满的。而这一点激起了他们的不满,使他们变成一代流离失所的人,无论他们是在美国国内还是欧洲大陆。1919年和舍伍德-安德森标志着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到了1920年菲茨杰拉德描写军队的归来和由此产生新的复杂情况。几年间,海明威和福克纳正在勾勒新的文学。

我过去说我认为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必然是伟大的作家时,我将安德森排除在外。他到了四十几岁才开始真正写作。但很少有作家对短篇小说能做什么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他绝对肯定地指出了他自己的被淹没的人群,那些美国中西部孤独的梦想者。他们的孤独和悲剧比 George Moore的牧师或者乔伊斯的小职员更为深重和悲惨。也许是因为,像安德森自己一样,他们是开拓的、自信的、有能力的男女,从出生以来没有理解什么叫被打败。在乔伊斯的“Eveline”和安德森的“Adventure.”之间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两者同样处理因为这样那样原因被  的感性的妇女。Eveline正等着和她的爱人一起去Buenos Aires,但是当船要离开的时候,她离开了男人跑回了家。她还没开始就被打败了。Alice Hindman则是毫无希望地等待她爱人的归来。在一个雨夜里,她脱光衣服跑到街上,想把自己送给第一个遇见的男人搞。但那个人又老又聋,只会说“什么?到底说的是什么”。所以爱丽丝回到家上了床,“把她的脸转向墙,开始试着勇敢地面对这个事实。那就是温斯堡很多人必然孤独地生活,孤独地死去”。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个可怕时刻,当他清晰的乐观主义让位于同样清晰的沮丧失落。安德森人物对于自己毫无希望的处境了解的如此清楚,以至于有时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是叶芝坚持的被动受苦不是艺术的材料的真正的例子。

有两个可怕的词,一个人和孤独在“俄亥俄,温斯堡”每一个故事里响起。然后“手”这个词与它们一起,手指向一个那儿没有的人类契约。然而契约是主要的危险,因为结婚使人们屈从于被淹没人群的标准。已婚的人毫无希望,只能传递逃离的梦想给他们的孩子。危险是这个美丽故事的主题。“The Untold Lie,”和之后一个稍差的“The Contract.” ,传递给孩子们的希望是安德森最好故事里的主题。

“Death.”在这个故事里George Willard的祖父不信任他的女婿,留给他女儿八百块美元作为她逃离之时的“一扇大开的门”。伊丽莎白被打败后,节省它给自己的儿字乔治作为“一扇大开的门”。她在结婚一周后把钱藏在床脚的墙里。到故事的最后,钱还躺在墙里,被粉刷和遗忘了。

从这本重要的小书这里,美国文学逐渐发展。美国人把短篇小说处理的那么出色以至于它成为一种国家的艺术形式。我之前已经给出一个美国短篇小说超出其他国家的原因。但是当然,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美国人口很大一部分是被淹没人群。这种对待陌生人奇怪的友好,和美国人对每个人的残忍并存。这些友好的人,他们在祖先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迷失,然后理解到一个熟人社会里,例外要超过规则来起作用。这种行为的奇特性是短篇小说的生命之源。它通常是一种返祖现象,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爆发,遥远而久远。

我的美国学生写的许多故事里,我记得一个犹太男孩有篇比我写的还好。故事写一个女人在纽约开了个旧破烂店。她儿子为了去玩,从钱柜里偷了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钱柜被打破,他的母亲也失去了意识。她被另外一个她认识的犹太人给抢了。但是当她的儿子想要报警时,她变得疯狂。“对于穷困的毕姆太太,有个做肮脏的贼的儿子还不够坏么?我还要让警察去她那里?”从那以后,我放弃了从钱柜里偷窃,故事以这个结尾了。

啊,犹太人!你要说。但这个故事不仅仅是犹太人,就像Saroyan最可爱的故事不仅仅是亚美尼亚人,Katherine Anne Porter的故事不仅仅是黑鬼或者爱尔兰人。它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就像果戈里外套里的小抄写员哭着说“我是你的兄弟”。

但是我想那就是 J. F. Powers的故事对我的重要性。然而它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从他的名字来判断,Powers 先生肯定比我更爱尔兰。他最好的故事是关于牧师或者准牧师,一个金钱社会里不受欢迎的人。尽管金钱社会已经留下它肮脏的爪印在牧师们所属的教堂。Powers先生发现了一个天才的被淹没人群,像Saroyan的亚美尼亚人,Willa Cather被宠坏的艺术家和安德森被宠坏的浪漫主义者。跨过使我和他们分隔的深渊,我似乎听见果戈里的小抄写员的哭喊声。“我是你的兄弟”。

但是,在今天的写作里,最典型的现代美国短篇小说家是塞林格。不只是因为他已经发展了自契诃夫以来从未有过的短篇小说形式本身。也是因为他的作品某些东西引人注目的准确—反小说。他的主题尽管仍然是人类的孤独。但让他具有典型性的是他描写的孤独是具体的,而不是泛泛的。

是的,他为了博取我们的同情制造了犹太人和爱尔兰人联姻的产物的人物角色。这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孤独的被淹没人群的组合。但是尽管他没有被淹没人群,没有客观的对象对于他表达的孤独:他所有的角色都是哈姆雷特。这可以解释他在年轻人当中的流行,因为年轻人经常试着把自己视为哈姆雷特。 Zachary Glass是个成年人,也是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商业职业(电视)非常成功的人物。然而在他个人世界里,他像任何青少年一样孤立。明显地,他不像我们中的一些人喝醉酒,说傻话,他也不和女秘书一起回去她的公寓。人们将想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我们能看到塞林格作品的发展。在他最漂亮的早期故事“For Esme, With Love and Squalor,”,一部杰作如果真有一个的话。一段同英国小孩的对话成了拯救驻国外美军士兵的原因。而在“A Splendid Day for Banana Fish”里,这样的对话并没能使Seymour Glass不去自杀。在“Franny”里一个精神濒临崩溃的女孩来到大学赛场来看她爱着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在女厕所里崩溃,只是吟诵:耶稣,怜悯我。

在三个故事里我们已经遇到严重的评论上的困难。当“Franny”出现后,大学学生和老师们在Franny 是否怀孕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不是因为作者的笨拙或者读者的过分聪明。这对读者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批判意识,不知何故,故事的驱动力不是很充分。这一点被它的续篇“Zooey,”充分展现出来。Zachary Glass在这个故事里试图解决他妹妹的崩溃。对于Zooey,就像Franny一样,看起来没有肉欲的存在。最初的读者试图通过 Franny怀孕提供更多的信息。因为怀孕是肉欲生活的事实,而读者下意识地认识到它的缺失。

在“Franny”里,她和年轻人是情人这一点没有被说明,而是被暗示出来的。至少他们在一起已经一年了,很明显年轻人没有清楚她的冷漠。她对肉食很挑剔,但没有迹象表明她对肉体接触也厌恶。据我所见,Franny正在经历一场没有道德的道德危机。她自己心目中的耶稣完全没有肉体,也没有精神上的缺陷。也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根源来自她的动物本性。

这在更长而且漂亮的续篇里变得更加清晰。Zooey 28岁。他是个电视演出的成功演员,尽管他鄙视这种演出。在他的年纪,他大概在xing上不会是无辜的。像Franny 和他们死去的兄弟Seymour一样,他是个追寻上帝的人。然而我们从未被告知他对终极事实的追求对他的xing生活以及他对待工作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精神上的不满足并不会驱使他离开工作去做一些能让他精神上满意的事情。

我对格拉斯家庭的唯一怀疑是他们看起来已经很完美了。然而完美的东西只能逐渐褪色。

我们已经被告知长篇小说已死。我也确定对短篇小说说这话的人同样多。我想这个宣告可能有点早。我应该更愿意听诗歌和戏剧已死的论点。我本不该对此过于热心,但是我准备承认,既然它们都是初级艺术形式,就有一些问题需要回答。但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是印刷、科技和个人宗教这些现代环境对初级艺术形式的极端改写。我没看到它们被替换的可能性或原因,除非出现大众文明对全部文化的取代。如果这发生,我们可能全要进入修道院。或者如果大众文明禁止,我们要进入墓穴或者洞穴。但是甚至在那儿,我怀疑会发现不止一个崇拜者手里会拿着一本破烂的“傲慢与偏见”或者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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