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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狗,读书健身与做饭,迷惘无助而勇敢 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偏爱才是真正的爱,死忠才是真正的忠,愚孝才是真正的孝——周濂

成为一代新人——新时代粉红的认同与时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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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关乎极左,小粉红的讨论经过多年的争吵,再次因为方方而被翻起,当然以笔者的惰性并非新进的讨论而决议撰写文字,本文的讨论基于一个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为什么即使是临近的几届,在关乎基本价值的问题上依然可以呈现出显著的不同,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价值为什么成为一种少数。

一、问题的提出——一代新人与逝去的旧时代

大陆舆论转向与管理氛围收紧本身是一个无须讨论的事实,尽管在2000年代也未必存在多么的自由,默存于心中红线依然约束着那个时候的讨论,但自2003年收容遣送废止所可以看到的民间对于政府的批评与相较于现在更加被容忍的讨论,至少直到温州动车事件后才渐趋消失,在这期间,传统媒体因为都市报的兴起以及政府的特色管制而形成了跨区域监督的模式,民间随着互联网的野蛮发展而带来了来自民间的对于政府与国家权力的监督与讨论,前者代表如南方系媒体,后者则体现在周正龙,杨达才等一系列事件,当然二者并非孤立,网络的声音往往需要传统媒体的跟进才能带来围观改变中国的结果。

而这个时代在政治上严格的新时代的到来之前已然开始消逝,并在新时代打来之后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公共事务成为越来越多人有意避开的禁忌,犬儒愈发成为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依笔者的生活经验而言,在15年,16年之际尚可以在更为私密化的朋友圈中看到师长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与评论,但之后逐渐隐晦化,以学术文章回应现实社会问题,再到无言以对。

在旧的时代逝去的同时,不难发现一代新人的崛起,成为在任何舆论场中乃至群聊中都难以避免的存在。对于方方而言他们是极左,对于肖战事件中的反击者而言他们是举报蛆,对于帝吧而言,他们是出征者,对于官方而言,他们是年轻的爱国者,对于看客而言他们是小粉红,而对于笔者和笔者的同学而言,他们是或近或远的不同于我们的他们,例如对于低我一级的学妹而言,是旧日所熟悉的价值今天不在,是梳理,曾经年少时代的龙应台如今千夫所指,对于更低一级的学妹而言,则是无措,或许旧日未必有何价值深入心中,但是今日所见却是迷惑,而相较于她们,身边能看到的投入到这场狂欢中的更是不知凡几。

那么他们何为,他们为何?

二、天然粉:洗脑与认同——新的时代与旧的认同

在《一滴泪》中,送别巫宁坤的李政道解释为什么不前往“新中国”的时候,说自己害怕洗脑。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态度,即使在今日也常见类似的争辩,大陆人不是被洗脑,已经睁眼看世界,越出国越爱国等等,洗脑一词更加强调一种类似于1984的自上而下的灌输,而忽视行动者的主体性,笔者认为我们不应忘记葛兰西对于文化霸权的讨论,资本主义不仅仅有强制,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版本同样是。

正如同以前在端上读过的一篇人类学者对于晋江小粉红的互联网民族志一样,以晋江小粉红为代表粉红是一种来自于自身家庭——大城市中产的体验,基于自身能够获取到的信息,所“独立”做出的对于中特社的拥护,一种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当然这一研究的局限就是,并非所有的粉红都是晋江小粉红,后者存在的基础是一定的对于公共事务与历史的阅读,尽管材料可能是选择性的。

在此我像给出一个相似而不相同的解释,认同来源于一种生活体验,一种成长经历中避开了权力规训的富于时代性的体验。依越出国越爱国而言,对于留学生群体而言,多数属于国内中上层家庭出身,他们本身就是同龄人中相对顺遂的一批人,乃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顺遂的一批,而八十年代的青年面对的则是本科生从天之骄子坠落,没有国家负责生活费,毕业可能面临失业等(《天安门的力量》)即使是最个人层面也具有的愤懑,本身不必承担国家强大的代价或者面临被规训的境遇,经济上的免于匮乏,政治上无需体验官僚制的积弊,日常生活中他人的境遇也呈现出项飙所讨论的附近的消失,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校工只是与自身无关的工具人,在国内的随缘静好有着自身的家庭遮挡风险以及国家对于媒体日趋有力的监管加以维系,远方的国家是面对灾难的有为,是对于腐败的有力,是集体主义呈现出来的肌肉景观,近处的生活是珍珠奶茶是万达的商业奇观是外卖的便利,强国不仅仅是一种被诟病的叙事,更是一种对于部分人的生活体验,而出国后则会面对不熟悉的社会,在国内中不会针对自己所在群体的歧视,接受到挫折的体验,而海外的民主与言论自由等的价值体验则与己无关,也许只有喝不到自己买的矿泉水的时候才会想到人权两个字。

当然类似的生活体验不仅仅会是留学生群体所共享,高铁就如同历史上文物对于民族想象的作用,高铁的速度以及建设,乘坐的体验成为了新时代邮票上的长城泰姬陵,只不过想象的不是过去的伟大而是现时的伟大,也因此高铁建设背后的铁道部巨额的贪腐与利益输送都成为有为而敢于打破常规的官员的注脚,自身软件无法与硬件相匹配所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都成为了批评者的恶意攻讦而被嘲讽,与之相似的包括大兴安岭火灾成为被吹捧的对象,三鹿事件成为被污名的阴谋,纵使感受过医院看病难贵给医生塞红包,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乃至政府公共信任危机的一代人并未远去,在新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是只服膺于高铁的便捷,只体验外卖的便利的一批人,新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年代,但一定是对于许多足够年轻的人而言最为岁月静好的年代。当然现实有时也会打破他们的想象,一个人在中国怎会永远避免权力的规训,而有些体验到类似经验所带来的转变则是推友喜闻乐见的被铁拳强奸。

新的时代的岁月静好固然是近些年来少见的,但是催生的认同却再陈旧不过,也无怪乎方方等老一辈会用极左这一称呼,其攻击性,举报与民族主义倾向,乃至于对于暴露黑暗的文学主张的反对都是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似曾相识的。岁月静好下的一代新人有什么是真正新的么?《三体》背后的社会达尔文, 纳念纳兔的国家主义拟人化叙事,还是工业党的对于物的奇观的迷思抑或成为饭圈标志的举报?以上的文化产品或许不是新人们创造的,但是却是他们选择的与追捧的。即使是将举报视为公民权利,将攻讦他人视为言论自由,这种对于公权力的信仰与对举报的熟稔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传统文化”了。

三、打造无需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

也正是在新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打造无需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础,正是在那些坚定的支持者身上。共产主义曾是激励一代代人的政治理想,是对于资本主义时至今日依然有效的批判立场,但是在新人的身上很难看到更具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一如同苏联成为俄罗斯一样,苏维埃的政治理想变为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威权主义政体,支撑今日新人对于国家想象的集体主义的力量线路,是源自于内战时期的对于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的信仰乃至于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的迷信,乃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偏好国家主义迷思,他们可以构成今日的中国特色的坚实基础,同样可以构成昭和青年的皇道派基础抑或长在青天白日满地红下的外省菁英建设民国的基础。

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一些并不一定是所有人的但至少碎片化的存在于他们身上的。比如对于权力的笃信,独特的政治生态使得即使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下,依然是非常现代而非后现代的对于事实的相信,有限信息下依赖于权威的判断,而不是在无限信息的时代依赖于自身的能力去判断什么是事实,寻求交叉印证不同信息源的信息,而是选定了唯一作为权威的权力,典型的就是疫情期间的辟谣,某种程度上的父权式的隐喻,孩子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只需要知道君父所说皆为真理。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日复一日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观念被因此而强化,外国媒体都是具有歧视性的立场因而是不可信的,只有中文的党媒才是可靠的,而在党媒中,只有符合自身偏好的是可靠的,所以南方为代表媒体不行,胡锡进都可以是成为被他们批评的对象,因为立场不够忠诚,而值得信任的共青团和思想火炬那样的缺乏资质但立场足够的人。

正是如此,不难发现举目四望,他们都是敌人,他者需要按照他们的意志存在否则就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如果对方不接受改造,那么就是敌人,就需要战斗。面对及其私人话的内容可以采取公共的方式作为工具,例如一系列的工具性举报,假政治之名以党同伐异,比如饭圈内战中对于对家的举报中的理由可以是包含大量政治口号与名义的,面对老师乃至公众人物,不满意其言论则选择举报,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则更接近于信仰,但共同构成了对于国内舆论场中无论有关公私的暴力。而对于自身喜欢的明星,球队乃至资本,同样存在着试图改造的诉求,要求其不谈政治但又必须爱中国,无论是在重大时点隶属哪个明星没有发生,还是在全球社交媒体对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公众人物的言论审查都是如此,对于后者甚至发展到日本为动漫配音的声优都不能幸免,而其背后的逻辑则是完全市场的,市场即权力,来自中国的资本就是正当性的来源 ,对于企业的各种规训更是如此。至于媒体,外国媒体的不被改造使得其成为敌人,任何敌人的话都是不可信的,除非是夸奖中国,而即使在陈述事实也不可以,赞扬中国防疫措施有力不能提及前期的问题,否则即使歧视的证据。本国媒体则呈现出基于立场的判断,胡锡进都可以成为汉奸,而思想火炬则可以成为权威。当然政府也可以是敌人,比如在民族主义情绪被侮辱的时候,比如外国人永久居留权的立法。

当然,敌人不仅仅可以被发现,也是可以批量制造的,当一个人成为敌人,谁不割席或者以他们认可的方式割席谁就是敌人,代表性的比如对于nba的抵制,莫雷的私人言论构成了抵制球队乃至联盟的基础,肖华被美国舆论批评为投降的声明却成为其维护莫雷的证据,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只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是准确而重要的。因为外国组织是敌人,所以与之相关的国内ngo维权组织成为敌人,因为外国留学生是敌人,所以山大的女生被荡妇羞辱。

举目皆敌的过程中,不断地战斗,不断地制造敌人与形塑团结的我们,而硝烟与狂欢之外呢,留下的是什么?一次次的反对辱华,但当歧视其他族群的时候从不丝毫反省,他们所反对的只是自己作为被歧视的一方,自己作为丛林中弱小的一方,自己作为没有享受特权的一方,而需要的不是改变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成为不平等的秩序中的权力者,就这样一个无需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终将建成,以共产主义之名,他们可以解释自己的优越,更可以解释为什么举目皆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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