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

它可能死不足惜,但不應該這樣死掉:悼「愛國」


前言:昨晚曾以為自己去了獨派集會。我不認為喊「香港獨立」的一是多數。但論聲勢,他們顯然比發起喊「傳統」支援中國民運口號的人要大。我來悼念六四死難者、一年找一晚出來聲援一下大陸的異見者和世界各地的民運人士。不只一次出現過提早離開的想法,但最後還是留到儀式結束。本想另一篇完整的組織下相關思絮。但一來沒有太多時間;二來也沒有心情。於是重貼以下這篇七年前的拙作。

不過,七年前的作品內裏有些觀點已不合時宜(又或者我這個人已經不合時宜)。而且近年也有一些新的想法。在此簡單分享一下。

一、 小時候,學習做中國人,主調是「苦」。政權不義、國家落後、人民物質生活不豐盛?這是現實。那我們要做的就是改變以上的狀態。這是「愛」國家民族的體現。近年有時跟年青人聊,他們強調的是政權的「惡」,還有人民的「劣」。「苦」在他們的想像中,似不存在。如果深圳河以北的人民是「劣」,那麼維持河以南的「優」,是重中之重。往昔曾想過類似的問題。但我的出發點是,為何同是中國人,這邊的可以過較好的生活呢?我是否應該做些什麼去令北岸的人也可以改善生活質素呢?我要承認我做不到,但其實仍很想做到。這樣的氣氛下,近年愈喜歡「五月的陽光」那句歌詞:「看著這如病染的祖國 誰亦要奮起叫嚷」。

二、   因為「苦」,所以向來覺得那種國族身分,是可以有很強大的反壓迫精神。反對政權的壓迫、反對西方日本的壓迫……今天國家比前富強了、外交內政上都強硬了,再加上「小粉紅」現象,要將中國的民族主義聯繫上反壓迫,無欵很難。以前對保釣很熱情時,會以民族主義者自居。今天當然不會了。但因為還是有些愛國情懷和民族情感,總是想想法子令國家民族走上正途。沒錯,我都是做不到的。

三、  有朋友說這現象也是政權造成的。我不會否認。但我會堅持這不是故事的全部。「我們」沒有做得更好,也是有責任的。

以下原文於2013年六四前夕在先發:



支聯會未放棄「愛國愛民」這句口號時,我一直對有關爭議不以為意。一來支聯會全名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記憶所及每年六四前的遊行都是叫「愛國民主大遊行」。事實上,不論是廿四年前的大型群眾集會,還是之後的年度晚會,都是大家齊唱民族歌曲的場合。因此,以「愛國愛民」為主題實在是貫徹它近四分一世紀以來的路線,今年有甚麼特別事發生過要搞出這軒然大波呢?

我是在八九民運期間學會做中國人的。之後是每年支聯會搞的六四晚會教我應怎樣愛國,讓我鞏固中國人這身分的。雖然我已很久沒有認真地說自己愛國,也有很多比中國人更重要的身分認同,但自從支聯會宣布不再高呼「愛國愛民」後我便覺得很窒息。原因不是我覺得愛國情感要千秋萬世,而是因為我感受到的是那段真實的愛國爭民主經驗,被狠狠地踐踏了。

現代中國愛國思潮的興起,當然與晚清時西方和日本列強冒起,令中國幾乎亡國息息相關。由甲午戰爭戰敗後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開始積極尋求救國方案。一九一二年誕生的民國沒有能力改善中國的困境,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作為戰勝國也不能收復故土。此乃五四運動出現的背景。當時青年學生愛國熱情高漲,想辦法令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在那個時代,各種思想互相競爭,有主張全盤西化的、有主張復興儒家文化的,有主張共產主義的等等。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人所謂的愛國,其主要目標是要將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是一種反壓迫的體現。而愛國的方法和途徑是多元的,不是由一黨一派壟斷,也不是為某個政權或者政體服務的。

中國近四十年的政治動盪最後隨著國民黨退守台灣而暫告結束。但統治大陸的中共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都搞一黨專政。於是,在大陸,官方的說法是:只有中共才能令中國走向富強。在台灣,就要靠國民黨光復大陸才能拯救大陸同胞。諷刺的是,殖民統治下的香港除了有國共之間的意識形態競賽外,還有空間讓不依附國共兩個政權的愛國思想流傳下來。

愛國思想由列強的壓迫孕育出來,理論上自抗戰勝利,中國被尊為世界五強,收回港澳以外的領土後就已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但中共專政底下,大陸人民在脫離帝國主義壓迫後卻又受到一黨專政的壓迫。南來文人帶來的文化愛國主義對中共保持批判的態度又不完全擁護國民黨,某程度上就是在香港提供了具批判視野的愛國思想這種選項。

戰後的世界不單是冷戰時代,也是非殖化和民族獨立的時代。生活於殖民地的香港華人,當然視中國為祖國。容國團和香港最頂尖的足球員分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參加國際比賽,在那個時代並非怪事。大學的青年知識分子,熱心政治者都具有愛國情懷和對民族尊嚴的執著,故有中文運動和保釣運動。事實上,七十年代學運火紅時代的社會派,就是將南來文人的那種愛國思想作一定程度的本土化或在地化。即使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文化身分成形,但這種身分認同沒有要求人們告別祖國。香港人只是和大陸人不一樣的中國人。這就解釋了為何八十年代初的大學生會提出民主回歸,而到八九年時為何大家會樂於唱著「龍的傳人」、「勇敢中國人」等歌曲聲援北京學生。

以上的說法當然簡化了不少,但我希望藉此提出三點:

一、 八九年,不少香港市民以愛國之情作基礎去聲援內地的學運,是數十年內中國愛國思潮的延續。若以一句「大中華膠」否定那真實的情感和那段時間民眾的經驗,是徹頭徹尾對歷史的背叛,也是對當年帶著愛國情感上街市民的侮辱。


二、 中國人的愛國情感,其動力是來自反帝國主義壓迫。不錯,國共兩黨最後都以此為藉口以壓迫人民。但在香港流傳下來的愛國思想卻仍然是具批判性的。過去四分一世紀,支聯會就是守著這個傳統(他們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是支聯會/愛國民主派令到中共/特區政府不能在華人社會/香港壟斷對愛國演繹。如果支聯會因為避免爭議就以後避提「愛國」,以後「愛國」就真的只能由中共壟斷了。事實上,即使本土意識看似告漲,但最新的民調仍然反映有逾七成人不否認中國人身分(包括「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人」),完全放棄對「愛國」的演繹權之爭是否明智之舉?

三、 因為這種愛國思想的傳統是具批判性的,是以令中國人民免受壓迫為目標的。這證了愛國思想在特定的思空下是可以有進步意義的。它不但可以成為批判中共的基礎,也可以成為批判中共或漢人對少數民族的壓迫的基礎。它同樣可以是我們批判跨國資本連同中共官僚壓迫中國勞工的基礎。

我不是說愛國情感完全沒有問題。始終,國家或者民族本身的建構,是上而下的成分居多。中國的疆域,不過是滿清打回來的疆土。中華民族的構成,不過是方便民國去繼承滿清版圖而已。而且,當本國利益與別國利益出現矛盾時,過分強調愛國很容易會令人無視了理應比愛國更崇高、更值得認同的價值。因此,如果我們能用更具批判性、更少排它性的思想去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今天愛國思想之死實在是死不足惜。

不過,現況是可悲的。因為要取代具批判性愛國思想的,似乎是更狹隘的排外式香港本土主義。過去四分一世紀,愛國民主派可能策略上有錯,但還沒有以愛國之名幹甚麼壞事,動員群眾去反對民主、人權和自由。但排外的香港本土主義呢?這幾年,它煽動族群仇恨、排斥以家庭團聚為主要來港目的的新來港人士。香港這具批判性的愛國思想竟不是死在「世界公民」、「國際主義」、「普世價值」手中,而是死在排外式香港本土主義手中。

它實在不應該這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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