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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 悦读足球:一份来自人类学的观赛指南(上)

在欧洲杯和美洲杯决赛即将打响之际,结绳志特别为球迷读者们推出一期足球专题,以阅读为观赛助兴。这份阅读清单由两位女球迷 / 人类学学者共同梳理,引领读者从多个面向重新审视这场通常意义上的 “男性游戏”。在分享足球研究中的文化洞察力之余,我们希望邀请大家一道,在这个孤独、碎片化的后工业时代,通过足球重新定位游戏与快乐的意义。
现代足球已经从一项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贵族运动成为今天风靡全球的竞技体育,对现代人而言,足球是游戏、竞技也是严肃生活,是文化表演也是日常实践,是仪式化的战争以及被驯化的暴力。商品时代的足球正从贫民窟里的廉价娱乐转变为商业竞逐的体育帝国,动员着国家建设、政治转型与全球化过程。

在欧洲杯和美洲杯决赛即将打响之际,结绳志特别为球迷读者们推出一期足球专题,以阅读为观赛助兴。这份阅读清单由两位女球迷 / 人类学学者共同梳理,引领读者从多个面向重新审视这场通常意义上的 “男性游戏”。在分享足球研究中的文化洞察力之余,我们希望邀请大家一道,在这个孤独、碎片化的后工业时代,通过足球重新定位游戏与快乐的意义。

本期特邀编辑高诗怡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破车球迷,研究关注足球人类学,族群与男性气质。
特邀编辑 / 高诗怡 
编写 / 高诗怡 安孟竹
原文发布时间 / 2021年7月9日
原文链接 / https://tyingknots.net/2021/07/anthropology-of-football/

01. 逸闻、先驱与共同体

格拉克曼肖像。关于格拉克曼学术兴趣与足球的渊源,参见:Gordon R., Grundlingh M. (2016) Going for the Reds: Max Gluckman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Football. In: Schwell A., Szogs N., Kowalska M.Z., Buchowski M. (eds) New Ethnographies of Football in Europe. Football Research in an Enlarged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人类学家对于足球的兴趣与自身作为球迷的身份难以分割。作为英国人类学早期先驱之一的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在法律和政治人类学领域举足轻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和他的学生们也是第一批将足球作为研究对象和理论灵感来源的学者。

在流传人类学界多年的逸闻中,格拉克曼狂热的曼联球迷身份构成了他个人生平的争议之一 [1]。据他的学生回忆,他每周会用面包车载着一群学生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看台上,在浓郁的烟雾中观看曼联队的比赛,在看台上开展研讨会,并迫使学生们为曼联加油助威。尽管有身为利物浦球迷的学生坚定地表示拒绝,但在与格拉克曼同样热衷于为曼联呐喊的学生中间,就有日后以研究仪式与象征而闻名的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特纳是提出共同体(communitas)这一概念的先驱,尽管这一概念来自他在赞比亚 Ndembu 部落的田野调查,然而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喝着啤酒为主队摇旗呐喊的体验似乎也成为了这对师生重要的思想来源。

作为一名出生于南非的犹太人,格拉克曼对身份认同与归属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球场中的感受。在球场上,人们从城市生活的隔离之中逃逸出来,进入了一个忠诚凝聚的社群,将激情投入到对本地球队的支持和欢呼中。这让他清楚的意识到群体身份如何通过共同观赛而形成。

格拉克曼在他从 1950-1970 年代的一系列演讲中无数次的引证来自足球的例子,如足球如何激励人、观众的态度如何影响球员发挥、游戏中的冲突等,将足球这种似乎 “微不足道的兴趣” 带入对宏大、严肃社会议题的思考,这不仅在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中间独树一帜,也为社会科学的体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然而这一贡献却长期被人类学界漠视,直到几十年后,他和学生特纳关于仪式、象征、身份、归属的理论才被广泛的应用于一个冉冉升起的体育研究 “共同体”,其中专门为足球划出一席之地的学者就包括盖瑞・阿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和理查德・朱利安诺蒂(Richard Giulianotti)。

阿姆斯特朗与朱利安诺蒂主编的文集《入场:世界足球的新视角》(Entering the Field: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Football)提供了一本关于人类学如何研究足球这一风靡全球的竞技体育的 ABC,学者们的研究区域跨越五大洲。与格拉克曼时代足球对人类学家的概念启发不同,在今天,更为多元的理论方法则被广泛的应用于足球研究,如格尔茨斗鸡的深层游戏,特纳的表演与仪式,巴赫金的 “狂欢节” 等。这些经典的视角让研究者们看到足球这一竞技体育的多面性 —— 它不仅是男性理想的表演与载体,也通过球场上的争夺承载着种族、阶级、全球北方与南方的对抗,它不再是英国的贵族运动,而是在席卷全球的过程中掀起了更为广泛的暴力。在动荡的约旦与喀麦隆,人们可以通过赛场上的竞争来表达不满,然而这样的表达也可能沦为政治操控的对象。然而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足球的语言却为人们克服战争的伤痛提供了手段,它替代而不是催化了暴力,它将伤痛中的人们联结在一起。

02. 旋转的世界与社会

生于伦敦的大卫・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是一位体育记者、专栏作家和社会学家。他是托特纳姆热刺队和布里斯托尔流浪者队的支持者,曾为 BBC 制作足球纪录片节目,担任过《世界足球年鉴》(World Football Yearbook)的编辑,也在英国与美国的多所大学开设过体育社会学课程。他于 2008 年出版的《足球是圆的》(The Ball is Round: A Global History of Soccer)一书讲述了现代足球如何从英国精英学校传播到世界各地。19 世纪作为乡村民间运动的足球被带进校园,用于培养学生的勇气、团队精神、坚韧的品格和应对变化的能力。依托于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足球联赛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众体育项目。球赛观赏的普及背后,是英国工人阶级收入的增长、可以横跨整个国家运送球队的铁路建成,以及蓬勃发展的新闻出版业。

通过海外行政官僚和技术专家,足球被带到英国在巴西、荷兰等地建立的 “非正式帝国”。从曼彻斯特到加尔各答,从爱尔兰到沙特阿拉伯,足球伴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书写着自己的世界史。哥德布拉特将这项运动本身的发展置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从巴西政治独裁与足球战术之间的关联,到阿根廷城市移民与本土文化在足球中的交融;从非洲反殖民主义领袖如何运用足球俱乐部锻炼组织能力、象征性的挑战与殖民者的权力关系,到足球如何成为日韩等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又在美国遭遇滑铁卢。在这部通过足球重构现代世界的经典之作中,哥德布拉特并没有忽略比赛本身的重要性,他行文中穿插介绍了足球史上关键的比赛与时刻,为阅读过程插入了 “中场” 体验。

哥德布拉特在 2015 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足球帝国》(The Game of Our Lives)中更为深度的聚焦于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足球图景。足球比赛已成为一窥当代英国生活与人文地理之镜。作者指出,尽管城市矗立起更大的体育场,但却没有了站立观看的阶梯式看台。与 1980 年代以前相比,如今的观赛人群中工人阶级比重明显变小,他们夹杂着粗话的歌声也在赛场上渐趋消失。在没有强大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情况下,足球依然是英国人维持独特城市身份的重要部分,然而全球化的时代的球队也面临着建立世界球迷网络与保留当地球迷忠诚之间的张力。

哥德布拉特对足球运动与管理中的族群与性别不平等有着敏锐的反思,也对资本对俱乐部运营的渗透有着深刻的批判。他捕捉到希尔斯堡惨案 [2] 后 “新足球经济” 的兴起,俱乐部老板从本地人转变为远离本地、受机会主义驱动却对足球一无所知的资产家,管理层的腐败与渎职问题滋生,资金的涌入反而让债务水平上升、财务问题涌现,富有的俱乐部尽管拥有先进的体育场设施,却再也不愿对周围的贫民区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尽管哥得布拉特对被腐败资本寡头和臃肿行政体系控制的当代足球并不乐观,但他仍然对这项运动本身寄托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他看来,足球依旧拥有成为这个原子化社会里最后、最宝贵的社会民主游戏的潜能。

03. 人民的足球 vs 民族的足球

与大多数拉美左翼作家一样,加莱亚诺也曾经历过流亡岁月,他被迫离开乌拉圭后写作的《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魅力和忧伤》以诗意的语言勾画出围绕足球旋转的当代拉美世界。

足球是拉丁美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加莱亚诺甚至将乌拉圭足球队 1924 年和 1928 年两次奥运会夺冠定义为 “重新发现美洲”。在拉美,足球是穷人的面包与旗帜,象征着难以被强权压制的自由。加莱亚诺旗帜鲜明的反对足球的商业化,鄙视一切把足球当成营销手段和牟利工具的政客和商人,他痛斥职业足球对球员的异化,断言当代足球已经失去了风格上的差别,以 “不输” 为目标的功利心态让足球变得懦弱、算计,生产出一场场沉闷的比赛。尽管街头的 “快乐” 已经在当代足球中渐趋消失,但心灰意冷的球迷们总是一边痛骂,一边继续守候。离乡背井的加莱亚诺本人也无法放弃这种顽固的热爱,正如梁文道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所说,半个世纪前基辅迪纳摩的壮士们 [3] 才是这项运动永恒的精神所在

珍妮特・利弗(Janet Lever)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Cal State L.A.)的社会学荣休教授。作为来自体育超级大国而非足球强国的美国学者,利弗与足球的相遇令她更敏锐地捕捉到美式竞技与足球范式之间的差别。她在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足球狂热》(Soccer Madness)一书尽管带有结构 - 功能主义的时代烙印,但书中 1967-1973 年间的田野笔记记录详实,向读者呈现了从球员、教练、球队老板、足协官员、媒体记者到球迷多方位的巴西足球生态。

利弗指出,在巴西,足球运动体现了团结与分裂的双重复杂性。球迷的身份是多元的:在地缘社群中,球迷往往对自己家乡或居住城市的球队报以最炽热的感情,根据联赛的不同局势,随时分出 “敌我”。绝大部分的巴西人又在国家赛事层面迅速达成一致,成为国家队的忠实拥趸。“巴西性”(Brazilianness)的国族想象甚至能暂时遮蔽不同阶层、种族等不平等的结构关系,而令球迷共同体陷入集体的仪式性狂热。

劳伦特・杜波依斯(Laurent Dubois)是杜克大学一名研究大西洋世界文化与历史方面的教授,并长期在自己名为 “足球政治”(soccer politics)的博客上分享足球的相关写作。他于 2010 年出版的《足球帝国:世界杯与法国的未来》(Soccer Empire: world cup and the future of France)一书,以齐内丁・齐达内与利利安・图拉姆两名法国足球史上居功至伟的球员的生活经历贯穿全书,讲述了殖民主义与足球政治在法国语境中的特殊联系

同为国家队队友,图拉姆常在公开场合炮轰竞技体育中种族歧视等诸多社会问题。齐达内则更谨慎地避免公开发声。杜波依斯发现除却两位球星的个人性格差异,不同的家族史所牵扯出的殖民史同样形塑了他们回应政治议题的不同态度。图拉姆的出生地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早在 1635 年便成为法属殖民地,使当地居民对积极的政治实践得心应手。而齐达内作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二代移民,他所代表的族裔依旧是当今法国社会最被污名化的族群之一。他的政治性消声也就不难理解了。

杜波依斯的书在 2006 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便戛然而止,然而他以帝国殖民史审视法国足球的观点却依旧发挥着作用:尤其是著名单口喜剧演员崔娃(Trevor Noah)在 2018 年法国夺得世界杯冠军后 “非洲赢得了世界杯”[4] 的争议性发言,令公众对球员的种族构成是否 “足够法国” 发起了新一轮的讨论。

注:

[1] 1958 年的慕尼黑空难夺走了 23 位乘客的生命,其中就包括刚从贝尔格莱德比赛返回的 8 位曼联球员。在解释自己从共产党员向天主教徒转变的原因时,格拉克曼特别提到,“曼联空难” 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2] 希尔斯堡惨案是 1989 年 4 月 15 日发生在谢菲尔德希尔斯堡球场的踩踏事故,由于大量球迷同时由球场其中一个入口涌进场内而发生的踩踏挤压事故,事故共造成 96 名利物浦球迷死亡。

[3] 指 1942 年德国军队占领乌克兰基辅期间与当地的基辅迪纳摩足球队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乌克兰队员们不顾威胁,没有在赛前同喊 “胜利万岁” 的纳粹口号,且最终击败了由党卫军组成的弗拉克埃尔夫队。赛后不久,部分球员遭到逮捕甚至枪杀。

[4] 法国队在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夺冠阵容中,有超过一半的球员有非洲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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