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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为了大众教育：周厚坤眼中的中文打字机
中国近现代史的激流中，充斥着跨文化的政治、语言、技术等多重撞击与融合。文字与文字传播技术是其中突出的一种，而近年来对中文打字机的研究正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结绳志此前曾推出墨磊宁《中文打字机》一书书评《打字、身体与性别》，介绍了中文打字机发明史中的争议与努力，并思考中文伴随技术发展艰难留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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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则以周厚坤的故事为例，强调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不应被视为中国遭遇西方文化冲击的应激反应，而是发明者应用技术来发展大众教育、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动行为，在其历史空间中充满了具体、实际的社会生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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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姚妙峰是明尼苏达大学技术史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也将在今年的美国技术史学会（SHOT）年会与美国科学史学会（HSS）年会上分别报告关于中文打字机历史的研究。
作者 / 姚妙峰
编辑 / 叶葳
近年来，打字机作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而关于中文打字机史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目前，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大都采用了一种将中文打字机与语言文字捆绑的技术决定论编史学方法。石静远的最新作品认为“在以大国与国耻的宏大叙事来理解当代中国与西方相遇的背后，是其文字世界的深层纠葛”[1]。石将汉字看作“中国文化世界的基石”和“中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万里长城”，并指出“汉字的技术化为中国摆脱工业落后国的泥淖提供了希望”[2]。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在其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将欧美帝国主义霸权的历史渊源简化为包括字母和音节在内的拼音文字的“语言帝国主义”对中文等图形文字的霸权。墨磊宁将汉语的现代化等同于对这种语言帝国主义冲击下的应激反应，认为这种现代性体现在其参与技术语言学（即“语言基础设施”[3]）现代化的“强度和耐力”而非“即刻产生的效果”[4]，使得汉语能够在社会生活的第一现场继续得以使用。墨磊宁由此认为，从技术语言学的角度看来，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众识字运动、汉字简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废汉字等一切语言改革 “实际上使得汉语现代化的问题更难得到解决”，尤其是大众识字运动“加剧了中文信息技术现代化的问题”。[5]尽管墨磊宁试图强调让技术适应人的习惯， 但是他仍未跳脱出通过技术拯救汉语的叙述框架。同时，由于缺乏对“习惯”定义的讨论，墨磊宁无法反驳“习惯同样可以被技术或者社会所培养”这一事实。基于周厚坤的案例分析，本文的观点正好与上述技术决定论或者技术中心论相反，认为周眼中的中文打字机是其对大众教育的想象，是主动应用技术来解决当时的大众教育问题，而不只是应对西方语言帝国主义冲击而产生的被动反应行为。周氏两式中文打字机的设计细节、演化方向及发展命运都深刻地受到这种大众教育理念的影响和塑造。中文打字机不仅仅是一种由其功能性决定的语言技术，更是一种介入当时社会生活的新事物，对当时的历史行动者具有实际的社会生活意义。
1916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刊载了题为《中国人发明了利用四千汉字的中文打字机》的报道（图1）[6]，详细介绍了周厚坤发明的中文打字机。
1914年9月13日，胡适在其留学日记中也记录了周氏关于其中文打字机的讲演，还简述了该打字机的工作原理，该内容后被刊登于1917年的《新青年》杂志中并附上打字机照片（图2）[7]。1917年，《青声周刊》中一篇署名萸君的文章则称周厚坤又发明了只用六百余字的通俗打字盘[8]。那么，周厚坤是谁呢？他为何且如何设计一台中文打字机？他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发明？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性又有什么启发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试图简要勾勒周厚坤的人生轨迹，同时考察其技术发明的历程，从而理解其技术理念，以此探讨技术、社会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01. 周厚坤生平
1891年9月27日，周厚坤（图3）生于江苏无锡周泾巷的一个农村家庭，从小在身为秀才的父亲周同愈[9]教导下阅读儒家经典得到启蒙教育[10]。1900年（庚子年），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的同年，周同愈不顾亲友反对，将10岁的周厚坤送往上海就读南洋公学（Nanyang College）外院（即小学部）[11]。在1900年至1908年间，周在南洋公学相继完成小学到中学的学业。毕业后，周前往唐山工程大学（Tangshan Engineering College）[12]就读，同时开始尝试留学海外。经过三次尝试之后，周终于如愿在1910年8月以第11名的成绩被录取，一起被录取的还有赵元任（第2名）、竺可桢（第28名）、胡适（第55名）等人[13]。
1910年9月11日，周厚坤乘坐着一艘中国蒸汽船抵达美国[14]。第一站是伊利诺伊大学，入铁路工程科。在得知中俄关系紧张后，周厚坤于1912年转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海军建筑学，以期利用所学知识随时为祖国效命[15]。然而，该转校行为在后来周厚坤自己看来，是莽撞不合时宜的，原因是国家间的较量应以公民教育为重而非武装力量[16]。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周厚坤同时学习机械工程和海军建筑两科并分别于1912年和1914年获得此二者的学士学位。此后，他又随着兴趣修读航空工程专业的硕士课程并于1915年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航空工程理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7]。1915年6月，周厚坤在硕士毕业后成为纽约水牛城科地斯飞机公司的飞行机工程师兼学理事宜专家，正式开始职业生涯。
尽管待遇优厚，周厚坤还是在1916年1月选择从温哥华回国[18]，其直接原因应该是其父亲周同愈病重。周父于1914年罹患病风[19]，待1916年周厚坤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同年，周到商务印书馆求职。当时南京师范学校希望聘请周担任新设工业讲习所的主任，但是周希望留在上海并自荐可以协助商务印书馆监造其中文打字机[20]。时任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所长鲍咸昌对其颇为看重，给予月薪160元令其负责监造，并可同时担任南京师范学校顾问，每年在该校工作三个月，送600元[21]。周则索月薪200元并要从打字机售价中抽成，商务印书馆应允并先赠股金2000元[22]。然而，尽管周曾两度制造中文打字机，却“惜制造未能精确，以致不能售诸市上”[23]。周意欲前往美国制造其中文打字机，但商务印书馆出于投资风险考虑未同意给予资助。于是，周厚坤于1918年2月27日离开商务印书馆[24]。周的人生从此离开中文打字机的历史舞台。此后，周辗转进入汉冶萍煤铁公司和轮船招商局，参与其丈人夏偕复[25]家族与盛宣怀家族的商业博弈。[26]
02. 周厚坤第一式中文打字机
1912年，刚从伊利诺伊大学转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周厚坤参观了该校机械大楼每年举办一次的展览，其中，一位女生正在操作的英文排字机深深地吸引了他。周在其文章中写道：“这台机器快速不停地自行运转，轻而易举就使中国的排字方法相形见绌。我被告知这是一台排字机。我的思绪立马回到中国，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中国报馆印刷室的一个场景：排字员们手拿字盘，在数千字模的迷宫中来回游移，以获得目标字模。该过程迟缓、枯燥、低效，并且已经成为中国全民通识教育事业进步的巨大障碍。”于是，周便开始“阅读与这个话题相关的图书和文献，认真研究这些机器的共性”，并且“专门实地调研了费城排字机公司和泽西城的美国字模铸造厂”。[27]渐渐地，周意识到他总结出来的“关于中文排字机的设计原理同样适用于设计一台中文打字机。”所以，周最开始是为了制造一台中文排字机，尔后才想到设计一台中文打字机。但是，为何将排字工作的“迟缓、枯燥、低效”与“中国全民通识教育事业进步的巨大障碍”相联系呢？周厚坤在1916年的一次讲演中具体阐释了原因：“回想中国印书馆日报馆之排板，较是机之运用，其迟速不可以道里计，书报价贵以此，而于教育普及上，亦有重要关系也。”[28]所以，通过中文排字机以及书报价格这些因素，周厚坤在设计中文打字机之初便已经将其与大众教育联系起来了。
这种联系还直接体现在周设定的对于此后发明和改良中文打字机的五条要求中：（a）中文乃至汉字形式都绝不可因该发明而受影响；（b）机器须轻巧、结实和便携；（c）机械结构须简单有效，故障时也必须易于修理；（d）机器的操作须简单，打字速度应远超手写速度；（e）制造成本须低廉，售价也应小额。（周认为该要求或许是五条中最严苛的一条。）[29]周在1917年的文章中又进一步对这些要求进行了阐释：“构造必求其简单”是为了“使普通人亦能通晓”；“大小必求其适中”是为了“借以便于携带”；“定价必求其低廉”是为了“使人人得家置一具”。[30]可见， 正是普及大众通识教育的理想引导着周厚坤发明和改良他的中文打字机。
周厚坤第一式中文打字机（图4）体积约1立方英尺，重约20磅，可在4000-6000字范围内自由增减使用。该机字盘“依部首及画数排好”[31: 478]。字模被分装在四个圆柱筒内，圆筒位置安排“如太阳和行星般”[32]（即本轮和均轮的关系）既可公转又可自转。打字机的运转动力来源于一根主杆，主杆通过三处齿轮纵向上与圆筒相连，横向上与载纸器（包括纸）相连。其检字方式类似于在直角坐标系上定位，包含4000-6000字的索字盘则构成了整个坐标系。一旦检字完成，相应的字模便被运转到最上方待打印位置，此时通过击打装置完成印字，同时击打力量传送给间隔送纸器将纸张移至下一打字区域。
该机有三处通过齿轮来连接，索字盘可折叠，打字臂可以拆卸，使得整体结构非常紧凑而便携。然而，这一优点恰恰也造成了其缺陷，正如后来舒震东所言：“齿轮交接之处，进退之际，空隙难免……三处空隙相积，已属不少，加以制造不能精确”，最终导致该打字机在选字和印字之间存在较大误差，“打第二字时，或得第二字之半，或得非所要之字”[23]。此外，该式打字机是用打字锤击打纸张以贴合色带和字模，使得纸张易受污损，并且安装的字模固定，操作过程中不可按需增减。因此，其打字效果并不理想。商务印书馆时任经理张元济在其1916年的日记中写道：“聂云台云，山西留学纽约纪君制有打字机，虽未见其仪器，而所打之字则甚明晰，似比周厚坤所制为优”[33]。可见，这一式中文打字机并没有让投资方商务印书馆满意。
03. 周厚坤第二式中文打字机
周厚坤将其第二式中文打字机称为“通俗打字盘”。通过该名称，便可联想到其与大众之间的联系。正如周厚坤所言，周是“因研究中国排字机而发明中国打字机”，又“因制造中国打字机而发明通俗打字盘”。周解释道：“中国文字识字不难而写字难”，村童村夫常常是能读而不能写，“今日学堂学生于书法一科不甚注意者，其成效亦不尽善”，但是“识字而不能书写犹读书而不知意义，效用难广”，所以，“教人识字应即教人写字，俾人人能互达意思”，而写字又难，“我人不得不求机械上之辅助”。[34]由此可见，“通俗打字盘”便是为着教大众写字的目的而设计的。该机的广告（图5）则对这一应用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購買本字盤之利益：（一）可以教人寫字：據有經驗之教育家云，教人識字不難，教人寫字甚難，有此字盤，其難自去；（二）可保家庭秘密：識字婦女往往因不善書，情人代寫家信，此害甚大，有此字盤則可保家庭秘密；（三）可以當作禮物：通常送禮食品居多，毫無紀念性囗（質），有此字盤送人則永永不忘；（四）可以用作恩物：初識字兒童極不喜寫字，因其無興趣也，有茈字盤則兒童不致枯燥無味，囗（而）喜寫字。”[35]该广告中，除了第三条说明以外，其余三条都是在阐释教人写字的不同社会意义。由此，该式中文打字机与大众教育的联系不言自明。
在这一式中文打字机（图6）中，周厚坤仿效当时董景安利用六百汉字编写通俗教育读物的做法，将装字滚筒改成平板，并将索字盘和字模合二为一（上为阴文正写索字盘，下为阳文反写字模），默认装载六百日用汉字于打字机中，同时又允许使用者在打字过程中根据自身需求灵活更换字模，从而充分适用于日常打字所需。[36]此外，周将齿轮改成进退珠，且每字字旁设有打字穴（操作时用指字针点穴即可，这样可使打成之字遵循轨道，更为齐整）。尽管这一改造增加了打字准确性和齐整性，但是平板的设计增加了机器体积，且纸张受到色带和字模污损的问题还是未得到解决，加上制造工艺以及打字臂过长所带来的震动干扰，该机最终还是未能投放市场。[37] 1918年2月，周厚坤因未得到商务印书馆的进一步资助而离开，舒震东则受商务印书馆聘任在周氏第二式中文打字机基础上进行改良，制造出后来的“舒氏打字机”。
根据舒震东所言，周氏没有继续对其第二式中文打字机进行改良的的原因在于该机平板的设计导致了无法通过制造技术的改良得以解决的阻碍。对此，周厚坤有自己的解释：“用复杂之机械则成本售价因之而高，非数元可办者，即难望普及。不能普及，岂不与通俗二字适相背驰乎？或嫌此盘运用太迟，不知用此盘者，其智识极浅，其光阴即不甚宝贵。若机械精巧、运用迅速，而以价高之故不能普及，孰若机械简单、运用迟缓、价格低廉而得普及之效。此本问题商榷中之最有趣味者也。”由此可见，周氏第二式中文打字机的设计和命运也是深刻地受着周厚坤本人对于普及大众教育的理想的影响。
04. 总结
周厚坤设计的两式中文打字机在历史上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周自己的预期，其设计分别在舒震东的舒式打字机和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而在周氏本人眼中，中文打字机是其推广大众教育的工具。这种理念与其家学传统和人生际遇紧密关联。正如周自己所言:“坤家累世耕读，而耕多读少” [38]。周的世系中曾有过弃耕而读的先辈，但是后来又因贫返耕，到了其父周同愈这一代，虽有些余钱，却也只够让周父有些闲暇进行自学，而且穷乡僻壤之处没有好的书籍、老师和朋友，所以周父辗转自学 20 年参与科举考试 12 次之后才成为一名秀才于乡间教学。周厚坤对其父亲满怀感激之情：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常常督促自己读古文经典，尤其是韩愈的文章；另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在周十岁的时候送他去上海求学，使得周后来得以进入唐山工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39]因此，家庭和社会对于周厚坤的大众教育理念息息相关，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中文打字机。
周厚坤普及大众教育的理念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其两式中文打字机的设计细节和演化方向，也决定了机器本身的命运。周氏第一式中文打字机的初衷是为了设计一台中文排字机以解决因中文排字枯燥低效而导致书报价高进而阻碍普及大众教育事业的进步问题。其设计原则，包括不得妨害中文本身、紧凑便携、易用易修、低成本低售价等，都是为了大众普及所做的考量。周氏第二式中文打字机更是出于教人写字的目的而设计的。其技术细节，比如默认装载六百日用汉字、字模的可灵活装卸等都是为了使之适用于日常生活的不同场景中。关于应该”机械精巧、运用迅速，而以价高之故不能普及”还是“机械简单、运用迟缓、价格低廉而得普及之效”的商榷更是直接体现了普及大众教育的理念对于这一式中文打字机发展命运的影响。
这是一种主动地利用技术来解决大众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被动地应对西方语言帝国主义的霸权。中文打字机是辅助大众教育的普及，而非决定了汉字能否继续得以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中心的是大众教育社会普及的理念，而非中文打字技术的现代化。本文认为，周厚坤的案例提供了另一种看待现代性的可能性:将视角从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后视结果转移到对处于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历史行动者的关注，去感受其与技术物的互动，理解其意欲解决的社会文化问题，比如排字低效、书报价格昂贵、识字不难而写字难、礼物经济的运作等，进而从社会生活的层面更深刻地理解所谓现代性的意涵。
参考文献:
[1]Tsu, Jing. 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p.9.[2]Ibid., p.233.[3]Mullaney, Thomas S.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MIT Press, 2017. p.23.[4]Ibid., p.26.[5]Ibid, pp.20-22.[6]“Chinaman Invents Chinese Typewriter with 4000 Characters”. The New York Times, 1916-07-23.[7]胡适. “藏晖室札记: 周厚坤君新发明中国打字机”. 新青年, 1917, Vol.3(1): 41.[8]萸君. “社会琐闻: 中国之打字机——周厚坤创造”. 青声周刊, 1917(4): 2-3.[9]周同愈(1858—1916): 字进之，号删亭，江苏无锡周泾巷白土桥人，光绪己丑秀才。1908年，任上海华童公学总教习。其文章师法韩柳，“每作一文，必求其气、意、法三者俱备”。著有《删亭文集》二卷和《删亭续集》二卷。[10] H. K. Chow. “My Own Story”. English weekly, 1916(57): 1457.[11] H. K. Chow. “My Own Story (continued)”. English weekly，1916(60): 1535.[12]注：即1907年建立的唐山路矿学堂，即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与南洋公学颇有渊源。[13]中山市档案局（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香山明清档案辑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p.130.[14]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 K. Chow (周厚坤). published on Jan. 15th, 2016. https://boxerindemnityscholars.wordpress.com/2016/01/15/h-k-chow-周厚坤/.[15] H. K. Chow. “My Own Story (continued)”. English weekly, 1917(69): 1769.[16] H. K. Chow. “My Own Story (continued)”. English weekly, 1917(70): 1795.[17]A Brief History of MIT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http://aeroastro.mit.edu/about-aeroastro/brief-history.[18]H. K. Chow. “My Own Story (continued)”. English weekly, 1917(76): 1951-1952.[19]柯愈春.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册）.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 周厚坤. “跋”, 删亭续集. 民国铅印本, 1935.[20]张元济. 张元济全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Vol.6. p.19.[21]Ibid. p.20.[22]Ibid, p.55.[23]舒昌瑜. ”内篇：乙、工科杂识——中国打字机”. 同济, 1918(2): 73-82.[24]注：周厚坤离开商务印书馆后，舒震东在周的基础上对中文打字机进行改造，于1919年制成“舒氏中文打字机”。该机经改良后参加1926年举办的费城万国博览会，获得博览会大奖章。[25]夏偕复(1874-?)：字棣三或地山，浙江杭县人。其陆续担任的职务有清末历任工部主事、中国留日学生总监督、驻美国纽约总领事、外务部云南交涉使、天津造币总厂总办、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后任总经理）等。著有《学校刍言》一书，为周厚坤的岳父。[26]“美术展览会之第二日”. 申报. 1919-08-28(3). “航政局今日开始办公”. 申报, 1931-06-26(13). “指令: 交通部指令(第四六七號)”. 交通公报, 1931(290):14-15. “长江大水武汉不致成灾”. 申报, 1932-06-29(13). “长江大水防灾”. 申报, 1932-07-05(13). 俞飞鹏. “航政:命令”. 交通公报, 1936, Vol.752(28):4. “招商局复建内河机厂蓝建专员今日赴汉”. 申报, 1936-09-30(13). “海利轮触礁案昨日开始审讯”. 申报, 1937-06-19(13). “海元复航返沪局方审讯失事始末”. 申报, 1937-07-09(13). 胡政, 张后铨. 汉冶萍公司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27]H. K. Chow. “The Problem of a Typewriter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10, 1915. pp.435-443.[28]唐湛声, 沈承烈. “周厚坤先生讲演中文打字机纪录（七月二十二日）”. 临时刊布, 1916(11):6-12.[29]H. K. Chow. “The Problem of a Typewriter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10, 1915. pp.435-443.[30]周厚坤. “通俗打字盘商榷书”. 教育杂志, 1917, Vol.9(3): 12-14.[31]胡适. 胡适全集.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Vol.27.[32]H. K. Chow. “The Problem of a Typewriter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10, 1915. pp.435-443.[33]张元济. 张元济全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Vol.6.
[34]周厚坤. “通俗打字盘商榷书”. 教育杂志, 1917, Vol.9(3): 12-14.
[35]“本部工程司: 周厚坤君发明通俗打字盘”. 申报, 1916-12-23(1).[36]周厚坤. “通俗打字盘商榷书”. 教育杂志, 1917, Vol.9(3): 12-14. “本部工程司: 周厚坤君发明通俗打字盘”. 申报, 1916-12-23(1).[37]舒昌瑜. “内篇: 乙、工科杂识: 中国打字机” . 同济, 1918(2): 73-82.[38]周厚坤. “跋”. 删亭续集. 民国铅印本, 1935.
[39]Fong F. Sec (邝富灼). “Editorial”. The English Student. 1916, Vol.2(7): 489-491. 周厚坤. “跋”. 删亭续集. 民国铅印本,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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