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杀人：波兰二战期间耶德瓦布内小镇的屠犹秘史（四、偏见、暴力以及屠杀的群体性质）

（上接《三、历史拼图：格罗斯的史料脉络》）

四、偏见、暴力以及屠杀的群体性质

在一个镇上，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犹太人的拉比和天主教的神父可以并肩散步，孩子们一起上学，去舞会；邻里之间也有人情往来。虽然不同民族、宗教和语言（部分犹太人讲意第绪语），大家也都彼此熟悉。为什么，在德国人接管前苏联占领区的仅两周之内，就发生了这样凶残的屠戮？人们之间究竟是怎么了？

格罗斯用了三小节的论述说明有关这场屠杀的起因、与外部占领者的关系以及准备过程。

从起因来看，耶镇犹太人在波兰被苏德先后占领期间，处于多重困境。首先，当地人至今对犹太人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他们亲苏，与占领者合作。第二，苏联占领期间镇压当地人，播下仇恨的种子——苏共政权把苏式政体强加给当地人，镇压反对派，强迫宗教还俗，剥夺居民财产，让本地居民“苏维埃化”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当德军进入波兰时，他们成了解放者，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第三，作为对苏联占领者的报复，周边村镇开始新一轮检举——检举亲苏者，包括也被认为是亲苏的犹太人。而德国人本来就是带着种族清洗计划跨境而来的，本地人的屠犹暴力和侵略者正相投合。

格罗斯通过分析表明，说耶镇犹太人亲苏通敌，这是偏见而不是事实。在这方面，他采用了四种资料，一种是我前面提到的比亚韦斯托克档案专家的未公开文稿，里面提供了在耶镇苏联治下任职官员的名字；苏联当局派出了他们自己内部的官员，其中并没有犹太人。第二种资料出自纪录片导演阿诺德的两个采访；其中非犹太居民谈到的犹太人亲苏，只是推论和印象，并没有具体的事实和证据。第三种资料是苏德开战后由苏联内波兰战俘重组的安德斯军团士兵传记，其中揭秘了发生在耶镇地区的一段疑案。在这段时期在耶镇，有一个地下反苏组织被摧毁。而这位亲历者的描述说明，反苏组织被镇压和犹太人没关系。他们内部出了叛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因此，这两个暴力事件不能扯到一起。

但格罗斯提出一个新的也同样是挑战性的观点，来源是他的第四种资料：该地区苏联部队最高指挥官写给下级领导的备忘录，其中苏军指挥官提出控制耶镇反苏叛军的一种方法是；先实施大赦，让反苏组织成员自首；然后从中招募线人，为苏军提供情报。这里就要谈到格罗斯说他所采用的主要资料——耶镇屠犹案庭审材料了，他在被告人要求释放的请愿书里找到了佐证：不是犹太人、而是屠杀他们的人，先前是自首后投向苏联占领方的线人。

在陈述耶镇屠杀案之前，格罗斯引用了耶镇周边拉兹沃夫屠杀案一位犹太人幸存者芬克什坦因的长篇证词，其中呈现了这场屠杀的另外两个特点：本地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除了得到德国占领者的准许，又加上以宗教为名的政治鼓动——找害死耶稣基督的人复仇；杀戮因此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有了天然合法性。不仅如此，而且，消灭了犹太人，他们的财产便成为天然的战利品和遗产任人瓜分；这就更刺激了底层民众的贪欲。

在侵略者更迭、政治冲突激烈，再加上宗教、私欲或还有个人过节等多重动机的触发下，社会的公序良俗全面崩盘。犹太人孤立无援，陷入灭顶之灾。在逃命途中，他们遭到驱赶、诅咒和威胁，也买不到食物。更有甚者，当地人把守道路，抓捕逃跑者，将他们赶尽杀绝。芬克斯塔因在证言中说：“就这样，拉兹沃夫的犹太社群，在存在了五百年之后，被从地球上彻底抹除。和犹太人同时被毁灭的还有村里所有与犹太人相关的东西：犹太学校、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墓地。”

如此，在耶镇大屠杀发生的几天之前，周边地区有7月5日翁索什屠杀惨案、7月7日拉兹沃夫惨案，遇害犹太人数尽管难以确切统计，也达到了数百人的规模（按照芬的证言，仅在他的家乡拉兹沃夫就是八百人之众）。这些屠杀都属于群体灭绝，无论老少，不留活口。再则，施暴者都是波兰人（苏德战争6月22日爆发，18天时间里，德军还在东部战线推进，还没有来得及做地方权力交接）。而且，暴力的手段则极其残忍，包括羞辱、乱棍打死、活埋。

继而是7月10日耶镇大屠杀，格罗斯首先从最有争议的方面开始梳理——耶镇屠杀与德国人的关系。

格罗斯把这个问题称之为一个“学术问题”，这里有太多细节需要证实：他们来过没有？什么编号？哪天来的？来过多少？多年来官方已有定论是德国人屠犹，怎么可能证明不是德国人？

格罗斯从证词里发现，嫌疑人和证人说到盖世太保来过耶镇，细节并不清楚，到达时间是在当日还是之前或之后也不统一。而证人的证词在再次开庭后也有变化。如一个宪兵站厨娘的证言先是说，没看到德国人打犹太人，人都是波兰人杀的。但几个月后她说的完全不同：“有60名盖世太保来到耶镇”。这个证言是后来的庭审结论发展为德国人屠犹的一个具体证据，但是该案惟一的死刑犯卡罗尔·巴登却对之做出否定。他明确表达说：残杀犹太人的不是盖世太保，而是在镇长卡罗拉克领导下的当地民众。

格罗斯采信了巴登的证言，他也列出其他证言，通过比较对照，可以得到印证。能够肯定的是，新组成的镇政府与德国人在屠杀犹太人这件事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德国人的直接参与极其有限。

那么，厨娘的证词为什么会变化？我们可以想见，在当地那么多人参与的群体暴力事件，她如果指认自己的左邻右舍，势必会受到来自被告家庭和亲友的巨大压力。的确，其他被告以及家庭都有写上诉信和请愿书来说，屠犹有德国人旨意，以此为自己开脱。

而巴登为什么要在法庭上诉中强调厨娘是伪证呢？后来他在写给波兰总统请求赦免的信里也依然坚持没有看到德国人到场。我们也可以由中国俗话所谓“法不责众”的逻辑来理解，他要强调自己只不过是众多凶犯之一，当然不应该承受死刑。如果他也赖到德国人头上，那么他的行为只能是通敌暴行，罪无可赦。

格罗斯从他所引用的证人证言里统计，参与了耶镇屠杀有名有姓的当地人有92个。耶镇当时的居民总共不过2500人，犹太人占三分之二，减去被灭绝的犹太人群体，减去波兰人口中的女性，再减去老人和孩子，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年男性都参与了屠杀！这里还不包括当事人无法指认的从邻近地区赶来的乡民参与者。因此格罗斯说，这是双重意义的大屠杀：不仅是受害人数量巨大，而且凶手也不计其数。

（下接《五、群体暴力模式与诱因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