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杀人：波兰二战期间耶德瓦布内小镇的屠犹秘史（十、代结语：进入燃烧的谷仓）

(上接《九、影像对话之二——死者魂灵的回归（<沉默的共谋者>》）

代结语：进入燃烧的谷仓

格罗斯《邻人》出版迄今已经超过十八年，2017年才有了中译本，我读到去年出版的的中译本开始注意到他的论题。中文圈里对《邻人》的书评并不少，不过，很少见到对这本书相关影响的延伸阅读以及扩展研究。

我用了差不多两个来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一系列读书（看片）笔记，相对于格罗斯的五年研究，相对于《邻人》出版以来在波兰国内外持续至今十八年的公众讨论，只能算是匆匆浏览了几个重要的页面。《邻人》中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数据，十几年来受到大屠杀研究领域各方面历史学家的检验，我还远没有读完所有的批评回应。因为，我这里写出的感言只能算是这一系列笔记的结尾，而不能作为结论。然而，作为历史悲剧的记录者，我希望学习格罗斯的研究方法；作为关注转型正义的读者，我觉得这本书依然很重要。

格罗斯第一次提炼了“邻人”这个概念，使之成为一个分析范畴。它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灾难，实有普遍意义。从土改到文革，从北京大兴屠杀到遍布全国的大型武斗……或者，仅仅只是读一读以下两篇文章就能理解：

《炎黄春秋》上湖南道县大屠杀幸存者周群自述（陈秉安整理），（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DAxNjc4Ng==&mid=205957850&idx=1&sn=d5997a83efbc7d09a9d2c06fdddae37c&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新浪博客上王德邦有关广西桂林武斗回忆以及2017年桂林洞穴探险队进入东山坑勘察七十多位被杀害村民的图文《天坑-93条人命）（http://blogapp.sina.cn/html/share.d.html?vt=4&cid=169938&articleId=3c39efc70102ykb2）

类似这种以阶级斗争为名的邻人灭门、灭族的血腥暴力在中国当代的政治运动中发生得实在太多，不胜枚举。

格罗斯之后有历史学家 Jeffrey S. Kopstein, Jason Wittenberg

扩展了“邻人”的概念，他们用“亲密暴力”（intimate violence )的概念来分析种族暴力和大屠杀，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解释。作者将暴力的根源定位于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民族统治地位的努力，而不是反犹太主义仇恨或对共产主义的报复。我们可以看到，亲密暴力的概念，原来主要用于定义家庭暴力中的熟人和伴侣关系；扩展开来，可以有更大理论张力。也许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在其熟悉程度上再细分为相同又有差异性的范畴，例如邻里、校园、职场以及族群关系中的暴力。

在这些熟人关系之间发生的暴力，让我们思考另一个在研究大屠杀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那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在广西、在湖南，把邻里乡亲全家灭族推下天坑的人，并非天生作恶的杀人犯。一个令人惊愕的逆转就是幸存者周群后来再嫁的大队书记，他自己就参与过杀人。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此不会陌生，个人、家庭和社区，也能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话语里修复关系，平复创痛。正如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诗句——纪录片《两个谷仓》以此作为结束语：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战争 战争 战争

但是在战争之间有中场休息

立正——坏人

稍息——好人

立正——创造破坏

稍息——努力工作建房子

赶快搬进去

辛波斯卡 《这里》

在辛波斯卡的诗里，人的生命在善与恶的两极之间流动；改变一个姿势非常容易。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是你自己被卷入那破坏的烈焰，你平日的邻居、朋友、社群伙伴，在某个时刻（例如西安反日游行）突然对你暴力相向；那岂不是比外族入侵、战争爆发更有毁灭性，因而也更令人恐怖？这就是“普通人”包括格罗斯的《邻人》在大屠杀研究中的理论意义。Małgorzata Pakier博士在《欧洲大屠杀记忆建构：1989年后的德国和波兰电影》一书中阐明了这一点，她写道：

在1989之后，普通人这个观念作为有关大屠杀的话语范畴，获得了极大的重要性。它的增长标志着在德国和波兰的历史讨论中有了根本变化。在德国，这一类别与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普通人》(1992)（中译本为《平民如何变成屠夫》，张孝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一书引发的对大屠杀的犯罪和责任问题的研究方法的转变有关，同时也与另一展览有关，这个展览是“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年-1944年”(歼灭的战争：1941年至1944年德意志国防军的罪行)，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于1995年组织。在波兰，“普通人”在大屠杀期间的负面作用这个问题首先随着波兰历史学家扬·格罗斯出版《邻人》(2000年)而引起公众辩论。

我在前面介绍的与《邻人》相关的纪录片和故事片里，看到的都是普通人的形象。当然，普通人并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变成杀人凶手；但是，人性的脆弱和容易破坏在政治坏境恶劣的情况下尤为常见。在这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煽动仇恨、制造分化并激化其对立，还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拉大等级距离，以多数和主流人群的需要压制和阻隔少数人群，越是在这样的社区，越容易发生大屠杀。除此之外，对罪恶的沉默和不关心他人命运，也足以使这种恶得以畅行。这是另一个问题，也正是上个月才出版的中文新书——安娜·比康特着重探讨的：《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季大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前述影片《沉默的共谋者》的一位影评人 MORITZ PFEIFER这样评价了格罗斯《邻人》的深远影响，他说：每过几十年，就会有一本书，它显示出的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受过霍华德·辛恩（Howard Zinn）的 《人民的美国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教育的学童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对美国统治者的功绩比他们的父母更为批评。同样，波兰儿童最有可能对他们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受害者的角色有另一种看法，如果他们是由Jan T. Gross的《邻人》这本书作为指导的话。https://eefb.org/perspectives/wladyslaw-pasikowskis-aftermath-poklosie-2012/

在波兰，情况正是这样。《邻人》出版十年之后，一位行为艺术家做了《燃烧的谷仓》这个作品。2010年7月11日，艺术家拉斐尔·贝特勒犹斯基（Rafal Betlejeski）在波兰中部的扎瓦达（Zawada）村焚烧了一座事先建好装置在田野里的谷仓。面对一千多围观者，他说：

十年前在2000年，杨·格罗斯出版了他的著作《邻人》，这对我来说是当头棒喝。他让我认识到我完全不了解波兰犹太人的历史，不了解他们有多少人在波兰生活过、他们对波兰文化的贡献、大屠杀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能理解大屠杀。为什么我们不谈论这些。

拉斐尔·贝特勒犹斯把这种无知称为“典型的波兰人的愚昧”，他邀请愿意像他一样与这种无知的自我告别的人将名字告诉他，由他写在一张张白纸上。他带着这些名单，进入谷仓，将这个没有读过《邻人》的自我、十年前对历史一无所知的自我彻底烧毁，从而宣示：“我，作为波兰人、天主教徒，我有能力换位思考，即我能够改变历史给我的位置——那个位置是在谷仓的外面，手里拿着火炬——将自己置身于谷仓内部。”

在浇了汽油的谷仓内，艺术家点燃谷草和白纸；整座谷仓迅即烈焰熊熊。在广袤的田野里，燃烧的谷仓成为一个耀眼的火炬。这是与谎言和愚昧誓不两立的火炬，是年轻一代重新定义历史和权利的火炬。

掩卷沉思，作为历史记录人和研究者，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６日－１１月１６日

作为读书人，写出笔记和读者分享，是天职也是义务。但如果读者愿意打赏，我会非常感激。一如既往，我会把打赏全部捐出，赠给那些在谷仓内煎熬的人，或者转交给他们的亲人，谢谢！

（11月16日发出这组文章后，我的亲人、朋友、学生等，打赏至五千元，已托四川朋友作人转赠四川老作家张先痴和老医生蒲文清女士，非常感谢诸亲！两位老人，为民族造血，为未来垂范，能与他们同行，是我们晚辈的幸运！）

作者：艾晓明，可通过微信号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