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在线NLO

从荷说起,镜观世界。2008年成立于荷兰,除了美食、美景与美人之外,致力于将真实的欧洲深度地还原给世界华语读者,提升中文互联网对欧洲认知的成熟度。

向体育界的性别暴力说“不!”

如果暴力被正常化为“严厉”并被视为是训练的必要环节,会发生什么?

你知道吗?全欧洲有五分之一的儿童曾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这些暴力行为尤其容易发生在体育界:儿童和青年运动员们被迫忍受高强度的物理训练带来的疼痛和伤病、从上至下的父权体制、严苛的奖惩机制和“奖杯至上”的残酷文化;男性主导的环境下,儿童被性骚扰甚至性侵犯的风险异常之高;更糟糕的是教练和领导对他们有绝对的掌控权,而这常常导致一些受害者敢怒不敢言。

特别对于女性运动员而言,在运动员需要控制体重和身材的体操界,她们都遭遇过这样的状况:被性羞辱、被打压、被物化甚至是性侵。

可以说,在体坛频频发生的性别暴力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那么作为体育大国,荷兰是如何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将为您介绍:

· “人人知道,但人人视而不见”

·“她们穿的小裙子有什么意义?”

· 结构性歧视如何助长性别暴力

· 荷兰如何解决体坛性别暴力问题

作者金城六,是莱顿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本文同时刊载于荷兰驻华大使馆官方中文账号。




“人人知道,但人人视而不见”

在荷兰,一桩引人注目的体操丑闻发生在2011年,荷兰体操联合会(KNGU)多名教练被控对年轻选手施虐,包括殴打、辱骂、羞辱、以及性暴力。

前体操选手Stasja Köhler指控她的教练Gerrit Beltman:“会在我练习表现不佳的时候揍我,把我摔在地上,对我吐口水,在我耳边咆哮,威胁把我与父母分开”。

图/pixabay图库授权使用

另一位选手Lichelle Wong表示,她的教练Patrick Kiens和Frank Louter不断对她以及其他选手的身型展开言语羞辱,还把她们的体重表挂在墙上让大家耻笑,她表示:“然后你停止进食,天真地认为,只要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攻击你了。”

在接受《荷兰人民报》采访时,Gerrit Beltman承认了选手对他的指控。尽管如此,他严正否认他的举动是出于有意的虐待,他辩解道:“我只是想激发女孩们对胜利的渴望,无意伤害任何人”。

Gerrit Beltman的自白能解释为什么很少有受害选手敢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指控施暴者。因为一旦暴力被正常化为“严厉”并被视为是训练的必要环节,受害者就不可能说出自己的经历。要是她们做了,她们就会被当成是没有决心、缺乏毅力、小题大作、不尊重训练和教练“神圣性”的人。对受害者而言,如果说出来,下场就只会是被欺负、被疏离、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钟爱的体育生涯。

前体操选手Joy Goedkoop回忆了她被教练Vincent Wevers带头霸凌的经历时表示:

“有次我妈看见教练打了我。她立刻采取行动。随后,教练来家里道歉,但第二天我去练习时,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我再也不敢告诉我父母了。”

Goedkoop的证词揭露了在训练场域中的共犯结构。教练对她们的虐待,事实上是被教练身边的大人所默许的。他们让选手相信,她们之所以被骂、被打、被耻笑,都是她们应得的,因为她们不够努力、不够有才华、爱告状、太胖。


“除了取悦男性眼球,她们穿的小裙子有什么意义?”

在场内,教练的无所不能导致了权力滥用。在场外,男性评论人、体育媒体和观众继续助长社会对女子选手的霸凌。

比如,荷兰最著名的足球记者Johan Derksen就曾经在公开节目上把当时刚夺下欧洲足球锦标赛冠军的荷兰女足说得一无是处:“这根本不是足球,完全就是业余水平!”

这种歧视性发言不仅没有被制止,还在该节目留言区收获观众的一众好评,以及足球选手的具名附和。他们认为,女足比赛相比男足是不值得一看的。因为她们既没有力气,也没有速度。

女足的服装也被品头论足。前国际足联主席Sepp Blatter就表示,女足应该穿紧身裤,才能使球赛获得更多收视率。结果,在女性获得荣耀的时刻,人们对于选手的身体关注要大于她们的运动表现。

荷兰女足,图/Ailura, CC BY-SA 3.0 AT协议

诸如此类贬损女性运动员的言论、认为女性在运动比赛中只能通过暴露身体来获得焦点的说法在坊间比比皆是。

结果,为了取悦观众,厂商在制作女性选手的运动服时布料用得越来越少。

女作家Louisevan Leeuwen撰文痛批该现象:“你可以说较少的布料意味着在水中的阻力较小,但曲棍球比赛中的女运动员呢?除了取悦男性眼球之外,她们穿的小裙子有什么意义?”

女性选手不可能感觉不到自己被物化,但她们除了同意穿上这些衣服之外,别无选择。

正如我们在之前一篇文章中谈到的那样,薪资性别不平等使女性运动员更依赖赞助商和媒体带来的收入,否则她们就会被迫兼职而无法专注在提升自己的运动表现上。

对于女性选手而言,顺从周遭世界的期待往往是她们被迫的选择,否则她们就会与迫切需要的收入失之交臂。


结构性歧视如何助长性别暴力

根据比利时男女平等研究所(IGVM)的研究,人们在体育运动上所花费的时间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在年轻人中,男孩每周末花在运动和游戏上的时间平均为两小时,其中52 分钟用于运动。对于女孩来说,这下降到一个半小时,其中26分钟是运动。

IGVM 解释了这种差异。他们认为,不是男孩比女孩更喜欢运动和玩乐,而是社会允许男孩比女孩有更多的时间运动和玩乐。为了符合社会期待,女孩更多地倾向于“更温和”的休闲活动,例如音乐和文学。

图/pixabay图库授权使用

这种性别的社会建构转化为许多公共运动基础设施的性别失衡。

比如,足球场和滑板公园几乎完全由男孩主导,这使得作为该场域中性别弱势的女孩在使用这种基础设施时面临到更大的心理障碍。

当她们不愿意使用这些运动设施时,人们只会一再地复制性别刻板印象,认为是女孩天性不爱运动,而不是体育场所隐含的父权结构阻碍了女性的参与。

图/pixabay图库授权使用(注:图文不直接相关)

除此之外,运动场域的父权结构也限制了女性出任管理阶层的机会。这使得女性管理者不得不面对职场偏见。因为她们的人数更少,遇到分歧时为了保住工作有可能不得不与男性主管们妥协。结果就是,由于她们往往自身难保,所以很难再去保护在运动场域中的女性选手。


解决体坛性别暴力,荷兰一直在路上

事实上,在体育界性别暴力防治上,荷兰走得比其他国家更远。2016年的欧盟报告指出,荷兰之所以在性暴力防治上拥有相对健全的基础设施,是因为国家资源在相关议题上的大力支持。

下一篇文章《点亮橙色 | 全民运动,安全第一!》中,我们也将会介绍荷兰政府是如何为体育运动创造安全环境、努力消除体坛性别暴力问题的。今天,本文将更详细地解读这一反性别暴力机制的运作方法。

羽毛球训练,图/pixabay图库授权使用

为了有效防治性别暴力,荷兰政府在2005年成立了一个名为体育法研究所的体育特别仲裁法庭。它包括一个专门处理性恐吓事件的部门,并代表体育联合会处理此类指控。在全国75个体育协会中,有53个是该法院的成员。其余的体育联合会则自行处理指控。

2011年,卫生、福利和体育部发布了《安全和尊重的体育环境:2011-2016年》政策,该政策是由荷兰国家奥委会(NOC)、荷兰体育同盟(NSF)与各体育联合会合作制定。

在该政策中,全体成员公开宣示将对国内体育界(性)骚扰、虐待和其他形式的不道德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该政策促进了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地方政府和警察以及司法和福利系统之间的合作,以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为创造一个安全和有保障的体育环境承担责任。

2015年,荷兰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体育同盟(NOC*NSF)和荷兰志愿工作协会(NOV)签署了一项协议,共同确保志愿者的诚信,并防止针对儿童和智力障碍人士的不当性行为。

参加体育运动的孩童,图/pixabay图库授权使用

在荷兰,各体育协会都有保密的咨询人员,自2013年以来,通过这些咨询人员报告的性骚扰事件被记录在一个数据库中。自2014年在体育联合会内设立特别联络点以来,任何人都可以向其报告与体育诚信有关的问题,关于性骚扰的报告有所增加。

除了设立求助热线、指定专人管理基于性暴力的指控、制定道德守则、为体育界的适当行为设定参数等等行动外,荷兰政府也积极资助相关的宣传活动,以扩大公众对于体育性暴力的理解,比如为教练员制作教育材料和讲习班,在官方网站Centrum Veilige Sport Nederland上为该议题架设独立页面,以向社会大众明确该议题的重要性。

截图/Centrum Veilige Sport Nederland官网

事实证明,只有通过政府干预,将性暴力防治嵌入国家系统中运作,才会使人们认真看待这个问题。

在其他国家,许多国家级的体育管理机构和体育俱乐部仍在为解决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单打独斗。虽然值得称赞,但可能缺乏有效性,更可能缺乏持久性。这是因为它们往往依赖于推动它们的个人的动机和承诺(他们可能随时离开组织),并且可能缺乏有效运作或进行长期变革的资源。

反之,一旦国家介入,特定的国家体育管理机构和俱乐部就再也不能继续忽视该问题,或声称该问题与他们无关。

参加体育运动的孩童,图/pixabay图库授权使用

正如在其他社会领域一样,在体育界,女性特别容易受到性暴力和违法行为的影响。体育运动的巅峰之路通常要经过某些俱乐部或教练,这使得运动员本身容易受到滥用权力的影响。这当然也适用于参加体育运动的男孩,但在女性仍然被客观化和贬低的社会背景下,女孩和年轻女性发现自己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想要减少性别暴力,根据荷兰的经验,第一步就是落实体育民主化,在民主管理下公开进行的运动。这包括政府的大量投资,通过提供基础设施、预算、指导和培训,以及创建和支持民主管理的体育俱乐部,其中运动员、框架和支持者都参与到管理过程中来。

在此基础上,女运动员和俱乐部也需有足够的资金,可以使用设备和基础设施,并且可以得到专业监督。这不仅有利于顶级运动,而且有利于许多业余运动员。它还确保年轻人可以探索他们的兴趣,而不受经济或社会障碍的阻碍。

图/unsplash图库授权使用

这种民主化也打破了体育界的等级结构,打破了教练和照顾者的“独断”权力,减少了虐待的可能。在这些保障下,报告和处理可能的滥用要容易得多。

解决体坛性别暴力问题,荷兰一直在路上,从未停歇。就在今年的妇女节当天,司法及公共安全大臣葛拉普厚斯(Ferdinand Grapperhaus)提出了一项新的法律草案,希望进一步严格化对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的法律规范,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条款是将网络性骚扰、性恐吓和性虐待视为刑事犯罪。种种迹象表明,荷兰在消除性别暴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虽然现在整个体育界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但我们相信,随着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和社会意识的不断进步,这一问题终有机会被彻底消除。

作者金城六,是莱顿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本文发于荷兰在线NLO,同时刊载于荷兰驻华大使馆官方中文账号。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荷兰体坛:我们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还有多远?

2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