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自由作者。曾在香港、深圳、北京工作生活,现居欧洲,刚从德国哥廷根来到了波兰克拉科夫。

出走欧洲这一年

“只要我周围的世界每次都是新的,它就没有成为我的世界;我咬紧牙关生存,去抵御每一次陌生事物的袭击……只有在你可以理解的环境中,刺激才会转化为经验,行动才会拥有目的,一张脸庞才会显得亲近,一个人方能被认识。这些模式构成了意义的土壤。但这显然是移民、流亡和’极端流动性’的危险,因为你从那片意义的土壤中,被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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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起,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开始询问我关于“润”的事情。欧洲朋友也总是察觉到,我很多时候的心不在焉。

我曾以为选择“出走”,就可以回避所有的国内新闻。但从上海开始,我重启朋友圈,是为了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从自媒体、而非传统媒体去了解一个国家的现在时,似乎早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这本身也意味着,我知道从何种途径去更细节地观看自己的国家,并熟悉那些平台所使用的语言。这是我在面对德国或波兰时,所不具备的能力,它们仍然不是属于我的世界。

我的“出走”即将一年。移民海外,对我来说仍是新事物。我大部分的智识生活都在一个欢迎外来者的学院“泡泡”里;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断闹出笑话来。这样的冲突,常常让我觉得自己在批量制造移民笑话集锦。

因此我决定把这些“出走”经验记录下来。赞美移居地的制度和文化,以证明自身选择的正确,这并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像在《家园的长链》里,我写过的那个叙利亚人告诉我的,“每到一个国家,你都能研究它出现的‘问题’,这样的生活才更有趣。”

移民笑话集

我第一次感到移民生活正在将我塑造成段子手的时刻,是在参加希腊人珊德拉(Sandra)组织的晚餐聚会上。她住在学生公寓,这儿没有丝毫主客之分,访客任意到来,和原住民打成一片,一切人际关系都充满了平等自由的气息。那时我住在哥廷根的德国家庭里已有一阵,这种轻松的氛围对我犹如大赦。酒过三巡,我讲起自己每天洗澡后,兢兢业业把墙壁刷得滴水不沾的故事(在《抵达哥廷根》一文里,我曾记录这一段)。大概那和我平时谈论严肃议题时的神情反差太大,珊德拉听得乐不可支。

作为一场即兴的饭间脱口秀,洗澡刷墙也只是开胃菜。我接着讲,自己花了好长时间,才记住德国的垃圾分类体系。在还不确定塑料包装垃圾扔在房东家哪个垃圾桶时,我有天傍晚骑着自行车,挂着装满塑料的垃圾袋,寻找回收塑料的黄色垃圾箱。但寻遍全城,我居然都只看到棕色、蓝色和黑色的垃圾桶。暮色降临,我感到一阵绝望。我曾引经据典地自诩,出国对我来说是寻找瓦尔登湖,以效仿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现在,我为了一只垃圾袋而被迫服从,像捧着炸药包一样流窜全城,不禁想,要是梭罗面对垃圾分类会怎么办。

几番硬着头皮询问后,一个陌生的德国男人友善地告诉我,这种黄色垃圾桶,一般在公寓楼里面,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再三确定我的垃圾袋里装着正确而得体的垃圾后,为我打开了他住的公寓大门。于是,这份符合资格的外来垃圾,就这样进入了他的小区。我终于得以脱身,连声说道Dankeschön,感谢他对垃圾敞开的大门。

但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另一个德国人曾故作幽默地告诉我,他住在出租屋时,有时专程午夜出门,拎着垃圾袋,不顾正确与错误,徘徊在各个陌生房子前,凭心情给不同家庭送乐透。他嘱咐我,一定要在夜里干这件事,说完他放声大笑。这个德国人的女朋友是一位左翼青年,常年参与社会运动,在一旁看着男友教我如何环保犯罪,竟然不予谴责。我猜测她此时正陷入某种困境,对于到底该反污染环境、还是反官僚体系,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我保证,我从没这么干过。因为之后我才知道,德国政府会免费发一种黄色垃圾袋,用来装塑料包装垃圾。如果住在独栋房子里,黄色垃圾袋系好放门口,会有专人回收。但事实上,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德国的整体气氛,总是让你变得异乎寻常地守规矩。这也老让我想起福柯所讲的那个词,德国二战后的“秩序自由主义”。当然,福柯批判的重点在“秩序”,而非“自由”。“但福柯大概也没想到去研究德国垃圾分类的秩序”,我接着说。

此后,我和珊德拉意外地成为好几门研讨课的共同“专家”,并很快成为好朋友。原因不只在于我们的共事关系,或是我俩都是三十岁的老学生。更是因为她乐意听我闹的笑话,还总能“问题化”(Problematize)我那些司空见惯的窘迫。每次我讲完自己的困窘,珊德拉总在大笑之后说,“思聪,你讲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陌生,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接着再讲述一番她的视角所看到的事物。

今年初,珊德拉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卡拉OK之夜。我兴致勃勃前往,却没想到那不是KTV,而是一间酒吧。我难以形容初入这场卡拉OK之夜的惊诧。在一个人山人海的酒吧,每组想唱歌的顾客,到前台酒保处手动点歌;接着,她们就在大庭广众下,走到简陋搭建的台中央唱起来。观众会疯狂跟唱,以至于往往掩盖了“主唱”的声音。一个邻桌的大胡子壮汉站起身来,炫耀自己的高亢歌喉,引发全场欢呼,我看得目瞪口呆。

待珊德拉和两个土耳其女生一起唱完,意犹未尽走下台时,我忍不住问,“你们欧洲人都是这么唱卡拉OK的么?”没想到,她的表情比我更诧异,难道还有其他唱法吗?

“东亚人,卡拉OK的发明者,从来不这么唱。我们三五成群,去KTV买两小时包厢,围绕着百威、果盘和小食,在小房间里自娱自乐。我们不会对着上百个陌生人引吭高歌,我们只对认识的人唱歌。你们这个,我们叫做夜总会。”另外,我没好意思说,她们唱的那些歌,我一首也不会。

她一阵狂喜,说自己看过一个纪录片,东亚国家有那种街头的点歌小房间,上班族们喜欢在下班后,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唱上一阵,再默默离开。她把那个场景描述得孤独而优美,像是一部具有社会学意涵的文艺片,却随即表示,自己非常想尝试这种唱歌方式,因为那至少能听清楚自己在唱什么。“卡拉OK之夜”后来变成我的“黄金段子”,用来回答每个陌生的欧洲人,我在欧洲所感受到的最大文化震惊——这个段子不会冒犯任何群体,包括德国人和中国人,同时,还能让这些欧洲人对KTV这神奇发明产生马可·波罗一般的想象。

俄乌战争爆发前夜,我就要离开哥廷根、前往波兰克拉科夫了。我和珊德拉去一间地窖酒吧喝酒,作个告别。她电话里听着心情沉郁,我则白天刚在本市外国人办公室闹了另一场笑话。

因为伊拉斯谟世界计划的“流动”理念,我们每一学期都要换一所大学,八所大学分布在欧洲的东西南北中。大部分欧洲同学都已离开,抵达各自第二学期的大学,只剩我和珊德拉还滞留在哥廷根。我在等待一份文件——因大流行而耽搁数月的外国居民许可(Residence Permit)申请。这份许可文件适用于整个申根区。否则,我的半年签证即将过期,无法在欧盟继续合法逗留。珊德拉则是在年初感染新冠,担心自己会变成long covid,因此推迟了前往荷兰格罗宁根的计划,现在一拖再拖、终于痊愈。然而她如今仍然滞留的理由,在我看来有点“娇气”——大概我们和欧洲人体质不同,就是很能吃苦吧——因为格罗宁根大学教育制度严苛、租房困难,她更不想去荷兰了。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俄乌战争爆发当日。哥廷根的反战游行。)

为了让她开心点,我分享了自己在外国人办公室闹的笑话。上午,我时隔半个月,再次前往外国人办公室。上一次去,是我交完所需材料后的面谈。我本以为今天我能拿到居民身份许可。

大概这种“让外来者的存在合法化”的机构,在全世界都一个样,需要时常光顾这种官僚机构的都是移民。我曾在香港做这件事做了整整七年。每隔一两年,我乘坐拥挤无比的地铁,前往湾仔入境处。我总会短暂迷失在如河流汇聚的湾仔地铁站,不记得哪个出口通往入境处;再挤上狭窄的电扶梯,试图记住哪一层属于内地人,哪一层属于东南亚劳工,告诫自己下次不再记错;接着是试图分清,内地毕业生签证、专才工作签证、优才计划、劳工签证的阶级分层有何不同。但我从没真正记住过。每次让自己重新“合法化”,都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失忆。一阵手忙脚乱后,我就坐在那儿,安静而略带紧张地等待叫号。每到申请旺季,总是需要等上大半个白天,从上午到下午,所有人一言不发,等待签证官的命运之声。

白天在哥廷根,我也在经历差不多的情景,亚裔、中东裔和非裔的面孔安静肃穆地坐在等候处。对我这个新来的“同道中人”,他们甚至都不准备抬头看一眼。当然,此刻我不准备对珊德拉讲述我遭遇的“创伤性失忆”,而只想分享我闹的笑话。

当我自信满满地报告自己来拿外国人居民许可时,一位壮硕的白人保安冷漠地翻阅文件,说,今天预约办理居民许可的表格上没有我的名字。我拿出上次签证官给的纸条,坚称本人的“合法化”日期就是今天。他仍是漠然摇头,但在我强烈坚持下,只好嘟囔,“好吧,现在我进去问一下。”

接着,他伸出右手。先是伸长。接着将手臂弯曲成半月。他一言不发。如同一个要跟我用嘻哈方式打招呼的说唱歌手。我于是鬼使神差地,也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拗成同样形状,伸向他高高举起的手。我感到曾努力学习的“后殖民主义”,即将在这场握手中实现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这是属于移民和官僚机构的旷世和解,德国不愧是公认的移民友好国家。

然而,眼前这个中年白人愣住了。我俩的和解之手就这样悬在半空,一动不动。突然,身后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疑惑着转过头,手还维持着原状,身后的同道们已纷纷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俩,不好意思又无可抑制地,狂笑起来。我蓦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对威权的愚蠢挑衅。我满脸讪然,只见白人保安仍保持着威严的镇定,头也不抬,一字一顿道,“我,不是,要跟你,握手”,随即转身进入“合法化”办公室。原来,他是要我坐到属于我待的地方。

我讪笑着坐回同道之中。他们的笑声也迅速停止,一切随即如常。毕竟,我们都要继续等待严肃的命运之声。没一会儿,保安出来,没好气地指着我的纸条。他仍不屑于任何对白,只让我盯着这张写着日期的纸条,指望我自行参悟。我愣住,半天都没反应过来。他抬高声量,揭晓答案,“你提早来了一个月!”

珊德拉先是被我惊人的傻气逗得前俯后仰,但随即意识到问题所在,“那你这次拿不到居民许可怎么办?”

“我一个月后,从克拉科夫再回来一次”,我解释,“因为波兰那边告诉我,申请波兰的居民许可还需要更久时间。可能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老在换国家的原因吧,我每半年都要让自己‘再合法’一次。”

“太愚蠢了,不可想象。我们这些欧洲人参加这个项目,从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要不是你,我从来不知道作为移民的真实过程。”

“还记得我们一起做的移民研讨课的专家吗?”

她点点头。

“我们研究的那些话题,就是我的日常。”

武装你自己!

那次的“移民”研讨课,珊德拉令人惊叹。

她多次援引意大利哲学家多纳泰拉(Donatella Di Cesare)的著作《外国居民:移民哲学》(Resident Foreigners: A Philosophy of Migration),发言里充满了对欧洲人在全球化中的优越性反思。我看着珊德拉穿着一身高领灰色毛衣,侃侃而谈的样子,仿佛多纳泰拉本人就在眼前一样。

这位“多纳泰拉化身”展开论述,认为观看护照的发明史,就是在阅读移民与冲突的历史。然而,现代人把这份歧视性文件视为理所当然,它像幽灵般出现在所有纷争中,人们却忽略了它无处不在的阴影。

在前现代的世界,个人的一生围绕村庄与小镇,社会等级秩序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个不可改变的位置。旅行才是那个世界的例外状态,只有商人、骑士、乞丐、朝圣者和侵略者会四处游走。直到现代世界到来,护照的发明给予了你合法的身份,你从此只属于某个民族国家。而这份文件,一方面帮助你远行,另一面也阻止你离开。

例如,西班牙曾用护照阻止犹太人离开,去往新大陆;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在危机中重启护照,阻止老国王离开,也阻止外敌进来;第三帝国上台后,纳粹政权整体性地取消犹太人的合法护照……护照和边境,存在于每一段血泪的历史背后,它精密运作,从不缺席,其机制却被人们视若无睹。

我不可避免想到如今中国人面临的出入境事实。首先可能因为护照问题而无法离开,其次,离开就意味着一张单程票。边境因此不再只是空间的,它横亘在所有人的命运时间里。当然,我在三十岁时做出了自己的艰难抉择。只是珊德拉的讲述发生在二零二一年。我被她的论述折服时,还想不到二零二二年,这种“流动”会变得更加困难,边境会无限扩张,最后扩张到小区出入口。我会在许多时候揪心故国故人,在和老友聊起来时,感喟“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这样的人,就是那只仓皇辞庙的鸭子。

在我的意识不受控制时,珊德拉完成了她的欧洲特权反思。她总结道,“‘无国界’,只对’全球北方’人适用,他们的护照可以穿越全球几乎所有边界,不需要任何签证。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Resident Foreigners: A Philosophy of Migration. Donatella Di Cesare.)

珊德拉和我最近一年熟悉起来的大部分年轻欧洲人一样,对自身特权充满省思,对任何她所捕捉到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右翼势力,时刻充满着战斗的欲望。像她这样的欧洲人,老让我想起《文化逆流》(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里讲的“无声革命”。欧洲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文化价值革命,已深刻影响了欧洲高校及其培养的下一代。她们习惯了谈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多元主义”、“我们”与“他们”的共同身份……与此同时,像“共产主义V.S.资本主义”,“极权专制V.S.自由民主”这类的宏大叙事二元论,早已沦为过时不堪的老黄历,如果你老爱谈论这些事,她们会以看待爷爷的眼神看待你。

当然,这场无声革命也被文化保守主义者视为洪水猛兽。在保守主义者眼里,这意味着一个左翼的、自由意识形态的腐败欧洲,正在侵蚀纯正的、传统的、真正的欧洲价值。那也是珊德拉等人要战斗的对象。事实上,在所有研讨课上,她都犹如一个倡议者,有时候,这种“省思”甚至到了膝跳反射的地步。

那是另一次研讨课,我们在讨论“取消文化”,课堂上纷争四起。激烈反对“取消文化”的意大利女生康斯坦扎(Constanza)说,“难道我们要因为毕加索打老婆,而取消他的画作吗?”

珊德拉不假思索道,“打老婆可不是一件小事!”

众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她只能不好意思地解释,“我是说,我们需要严肃地对待(打老婆)这件事。”

另一次,在讨论欧洲民粹主义的研讨课上,每个欧洲人都在揭丑各自国家的极右翼势力。珊德拉举例希腊的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Golden Dawn)。这个极右翼组织在欧洲移民与难民危机后迅速崛起,短时间内成为希腊第三大政党,又主导参与数次极端犯罪,杀害反法西斯组织成员。

我几乎全程只能作为一个好奇的提问者,出现在这门研讨课上。“你们所有的欧洲人,能给我这个‘非欧洲人’解释一下吗?你们有那么惨痛的法西斯历史,和长时间稳定的民主文化,极右翼势力为什么还是会在选举中获胜?”

同样,还是珊德拉的解释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她大意是说,“在每一次危机中,极右翼民粹主义分子,总是会寻找替罪羔羊,利用和激发人们对外来者的恐惧,来获得支持和权力。移民和难民,总是会不断成为他们的猎物。”

“那是否也意味着,民粹主义有另外一个功能?他们的崛起,提醒现在的民主制度仍有缺陷,需要关注那些充满剥夺感的群体,让他们不被仇恨与恐惧所利用。”我疑惑着回应,“只要民粹主义势力没有像纳粹或匈牙利的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一样执掌大权,并且修改宪法。”

珊德拉想了想,对我的疑惑表示认同。

那以后,我时不时会想起珊德拉的倡议。尽管她大部分的观点都并非原创思辨,你总能在其他人那里读到相似的、更系统的论述。但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此大声疾呼,仍会让我记忆犹新,并且琢磨着,也要像她捍卫自己的观念一样,去捍卫我的移民人生。

而自从那次我连续提问后,那位意大利女生康斯坦扎便对我说,“你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吉祥物。”她用的是意大利语——Mascotte,我听得一脸茫然。她随后补充,“我是说,好的方面的Mascotte。”大概意识到潜在的冒犯,她再次补充,大意是我的发言,总是让她更能意识到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的不同。

“那么你是否将欧洲给‘本质主义化’了?”我回应道。我解释,我也在理解和参与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欧洲。一个由移民参与的欧洲,是否就不是欧洲了?

事实上,我本以为自己是满身“武装”来到的欧洲。我早已提醒自己,必须摆脱夏志清所说的“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既然选择做一个出走的人,那么就不用再去做我曾经的职业,亦即“对中国的痴迷”——危险而无奈的报道中国的工作。

我得有认识这全新世界的工具——作为外来者,我认定“后殖民主义”就是我的思想武器。这肯定不会让我在欧洲生活得更为顺利,但首先它让我调整好心智,毕竟离开故土可不是一句简单的重头再来。

我沾沾自喜,这份“思想准备”要回到大流行以前的数年。有一年圣诞前夕,日本神户大学的王柯教授来香港访学,我们在西环一间咖啡厅见面。我曾采访他数次,但这一次,我却是以私人身份请教他,如果我想“出走”,他有什么建议。他少年时在新疆当知青,做放映员;恢复高考后,考去了北京;三十岁以后,又前往日本重读硕士,以极快的速度在东京大学修完博士,任教著书半生。这样的经历激荡人心。他自然是鼓励我的“出走”想法,只是说,“在此以前,你得做好准备。”他接着说,“不只是语言的准备,是各方面的准备”。

那以后,因为担心自己英文太差,我一边工作,一边申请修读了英文研究;接着,因为帮朋友发维权文章,开始打一场持续三年多的#Metoo名誉权官司;期间我来到深圳,换了份打工人的工作,很快遇上大流行,深圳与香港从此形同天堑;我一边攒点钱,一边不断飞往杭州,参加庭前会议、一审和二审,逼着自己接受外媒采访,成为新闻当事人……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地写完英文研究的论文,磕磕绊绊拿了学位,研究的是华裔作家郭小橹的《简明英汉爱情辞典》(A Concis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Lovers)和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姓之人》(The Namesake)。时间在大流行的停滞中飞速溜走,我的出走计划不见天日,只能在脑海中排演所有移民作家的人生,与她们笔下的主人公走过的路途。

我在此期间发挥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熟练地背着在英文系学的那些东西:属下阶层(Subaltern)可以说话吗?移民会不可避免模仿(Mimicry)所在国的一切文化生活;然而作为第一代移民,你会有不可消散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你模仿的对象,将不停压抑你曾熟悉的主体意识;如果你在异国成家立业,那么你的下一代会成为“揉杂性”(Hybridity)的一代,他们会遭遇全新的、或许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文化情境;而你会永远处于一种介于流亡、中断、难民的体验里……斯皮瓦克、杜波依斯、赛义德,这些让人望而却步的名字,他们对我来说不再是难啃的学术大部头。我不用在晦涩的学术著作中完全读懂他们。他们的论述会在某一天自动跳入我的生命之中,而那时候,便是我捍卫自己存在价值的时刻。

“武装你自己!”,这便是我对自己下达的道德律令。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Pippa Norris, Ronald Inglehart.)

在抵达异国后,我当然会时常和这些欧洲年轻人聊后殖民主义,那深刻又时髦,不是吗?因为共同兴趣,法国人宝琳(Pauline)甚至找上我,问我是否要一起做“后殖民主义”的学期项目。

宝琳是个典型的法国左翼自由主义青年。她说自己在少女时期,目睹一张柏林墙倒塌的照片后,便决定大学修读历史,毕业后则来到了德国。参加这个项目前,她一直在德国当法语老师。她认为康斯坦扎是个思想保守的人,在我回应康斯坦扎是在“本质主义化”欧洲时,她在一旁频频点头,颇为赞许。在研讨课上谈论民粹主义时,她比珊德拉更进一步,认为欧洲年轻人应该立刻“采取行动”(take action),参与政治,来抵御右翼崛起。

在其他时候,她时刻对我充满着前殖民主义者和前帝国公民的愧疚,那甚至让我有些难为情。因为很显然,我和她的个人交往,并不需要进一步解殖。但后来,随着聊天深入我才发现,我俩对“后殖民主义”有着奇妙的彼此误解。她住哥廷根市中心的一间明亮公寓,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去她家客厅打牌或开会。在那间客厅的某个下午,我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喜欢的后殖民主义作家,还聊了一些电影,以证明那些作品给了我多少出走的力量。但她看上去怎么也提不起劲。

“如果只是谈论文学和电影,我就不太感兴趣了”,她悻悻然。

“好吧,如果研究后殖民主义,你想研究什么?”

“我想研究的是,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那些文物,应该如何归还给它们的原属国家。”

我没有告诉她这些“只是”文学和电影的东西,曾是我“武装自己”的思想来源。但这次谈话,却让我感到相当奇妙,我们对同一个术语的理解如此不同,当我在理解“出走”时,她在理解“归还”,却又从不同角度相互补充了一份共同记忆。当我生活在由这样的人群组成的“共同体”时——珊德拉和宝琳等欧洲人,已为我塑造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主义泡泡,我不怎么需要去捍卫自己作为“非欧洲人”的存在意义。甚至连被宝琳视为思想保守的康斯坦扎,在“不打不相识”后,我才得知她主动放弃欧盟伊拉斯谟奖学金的权利,因为这些欧盟的钱,“应该给那些更需要的非欧洲人”。

所以在这样一个暂时性的世界主义泡泡里,我需要武装的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我只需要对话。那么是在泡泡之外,那些我不断闹笑话的时刻吗?

那些以外的时刻,我显得笨拙而让人捧腹,根本来不及武装自己。“后殖民主义”不会让白人保安更友善一些,也不会让我在卡拉OK里,立刻学会这一代年轻欧洲人都会唱的流行金曲——事实上,每次聚会众人高歌时,我也只会跟着尴尬地摇头晃脑。当然,我可以试着学习珊德拉的精神,用陌生的目光去描述自己习以为常的难堪,这表明我提前做好了出走的“思想准备”。

但那和“武装你自己”有什么关系?我想我应该更改那条道德律令。安慰你自己!

迷失在翻译中

我睡眠不好,总爱做梦,常因做梦惊醒。做记者时,我的梦境总是充满危机。有人闯入我的卧室。我不知何故出现在家乡,心想着我已被盯上,将不再能出海关。接着,我莫名其妙地在家乡火车站被带上一辆车。惊醒时我总在打斗,有时会伤到一旁的伴侣。

出走以来,我不再有这样的创伤性梦境,却无意间发现另一件惊人的事情。在克拉科夫后的某天半夜,我从梦中惊醒,突然发现,我的梦境竟然没有声音。我认识的欧洲人、童年玩伴、亲人和故人总同时出现,他们之间从不对话,也不和我说话,我同样不和他们说话。可我们却在理所当然的,以某种方式互相交流。我们在梦里都成了没有语言的人。

那像极了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幻影书》里对黑白默片的评论。那本书里说,彩色有声电影模拟的现实世界越真实,表现现实的能力就越弱,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太多了。而黑白默片是一门已经消亡的绝妙艺术,它一句话都没说,但让你更为满足地想象一个世界——因为世界不仅在我们周围,也在脑海之中。

我因此并不感到惶恐,只觉得大脑未免过于奇妙。它拒绝在梦里让我只会说“三颗油”的父母讲一口英语,或是让我认识的欧洲人讲一口普通话或四川话,于是干脆,所有人都不再说话。这让梦境稍显合理,却仍无法阻止我意识到,这是个过分虚幻的场景,而我必须醒来,拒绝欺骗。但在醒来后,你又会发现,这是一个过分明显的隐喻。我的大脑正迷失在语言的混乱翻译中。

过去数年的奋力“武装”,终于让我习惯阅读英文文献、书籍和新闻,写论文(这不太需要文笔),有足够的自信进行深入采访与辩论。后殖民主义“安慰”我,我不需要太在乎自己不够地道的口音,因为那是我成长环境的一部分。尽管在专业以外,我的语言系统仍时刻“宕机”。看医生时,我忘记“动脉”和“静脉”的区别;在买一款室内晾衣架时,我也不知道在英文里那是什么……但这样的日常同样不会长久困扰我,毕竟第一次知道后,就不再会忘记。

真正困扰我的是,我身处欧洲大陆做“欧洲研究”,英语只是我的“继母”。我还需要被更多的“继母”抚养长大,才有可能真的研究欧洲。而要成为不同语言母亲的“继子”,我既牙牙学语,又太老太笨。

去年十月,那时我刚到哥廷根不久,便写信给系里的拉尔斯(Lars)教授,雄心勃勃地说,自己正在做哥廷根二战时期历史的“个人研究”,希望他能推荐相关书籍和资料。他迅速回信表示喜悦和赞赏,但只一句话,便让我望而却步,“亲爱的思聪,你能读德语吗?”

其后两个月,因为钱钢老师引荐,我认识了住在汉诺威的华人靳松,他和历史学家高华交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史家高华》一书里,还收录了他写给高华的悼文,其中讲到他二十年前决定“出走”德国的故事。此后,我多次拜访靳松在汉诺威开设的蓝书屋沙龙,也因此结识了他们一家。某次闲谈间,我委托他刚刚成年的女儿推荐了数个德语Youtube和Podcast。因为据她说,某个德国自媒体人,对本次德国大选阻击民粹主义起到了意料之外的巨大作用,并在年轻人里拥有广泛影响力。

那让我一阵激灵,这不就是后殖民主义讲的,第二代移民身上的揉杂性(Hybridity)吗?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她无意中对我当头棒喝:你永远不可能从德国之声的英文频道里,追上真实而复杂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正在进行的德国,更遑论“研究”它!我随后便在Youtube上关注了那份推荐频道名单。一开始,演算法以为我欣喜地发现了新大陆,老为我推荐这些频道过去的热门节目。但很快,演算法就摸清我的底细,开始只给我推荐“走遍德国”初级语法和300个常用德语句子,注明可供睡眠期间学习,提醒我不管再老再笨,睡觉时也可以牙牙学语。 

(汉诺威蓝书屋的一个角落,这里有超过九千本中文著作。许多书是在大流行以前,靳松和伙伴们一起从国内订购过来。)

今年三月,当我到克拉科夫后,才明白波兰语是另一个星球的文字。德语和英语毕竟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在哥廷根街头看到德语告示牌时,不至于一无所知。但波兰语让我眩晕,你在其中看不到任何词源和词根,来猜测含义。甚至于看到一个单词,连错误的发音尝试都变得不可能。

我住在老城区中心的Piłsudski(毕苏斯基)街数月,初次到达时,司机说,你住在一条很重要的街道,他是我们一战结束后的第二共和国国父。一个月后,我才学会这个单词里的字母“ł”的正确发音,明白了Miłosz为何音译为“米沃什”,Wałęsa为何音译为“瓦文萨”。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比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强,他下台前来波兰,做声援乌克兰的抗战演讲,其间引用波兰民主化的光辉历史,却把“瓦文萨”念成了“瓦伦萨”。

这些日常困境,无非再成为我个人移民笑话集锦的另一个段子。作为一个经常闹笑话的人,我可以习惯那些尴尬。真正困扰我的仍是如何进入波兰语境。我该如何报名参加本地NGO组织的救助乌克兰难民的志愿者活动?如何“研究”法律与公正党(PiS)过去数年的民粹主义施政话术?如何知道波兰人最近正在讨论什么?那是我无法从论文和英文报道中得知的内容。

刚来克拉科夫一个月时,我独自在老城地下酒吧里,偶遇了一个波兰摄影师。她跟我描述了执政党过去五年的种种恶行,并提到波兰女人由于过去一年无法合法堕胎,导致难产死亡的新闻。“已经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事情”,她愤愤道。然而直到七月,我才在去往格但斯克的旅途中,得知波兰女权活动家贾斯蒂娜·维德琴斯卡(Justyna Wydrzynska),因给予女性堕胎药物、而在华沙受审的事情;并从另一个波兰男人口里得知,女性难产导致生命危险和被强奸受孕这两种特殊情况,在受到广泛抗议和批评后,在波兰有了理论上合法堕胎的机会。

这并非简单的“少数”议题,而是一场被波兰执政党PiS操弄、持续数年的举国性别战争,并成为整个欧盟的巨大不稳定因素。格但斯克那个更新我“知识体系”的波兰男人,不可能知道我的惊慌失措。我无法在便利店买东西时,瞥见旁边的报刊杂志正在头版报道此事,无法在酒吧里听人们用波兰语聊起此事,无法在社交媒体上追踪波兰人的激烈争论,无法得知何时会在街头有一场社会抗议……我的真实世界确实是一场黑白默片,但这里不是我的无声梦境,在现实中我读不懂波兰人的肢体语言。我只能在论文里阅读过去时的波兰,再在和人聊天后,猛地想起要借助英文这个“继母”,透过英文媒介的翻译,帮我稍稍补齐不断落后的事实。这是属于我个人的二手时间,我迷失在一个严重滞后的、借助翻译的时空里。

很快,这份语言的迷失就入侵到我所修读的项目中。四月下旬,我开始准备学生年度会议的论文。

这个欧洲政治与文化研究项目,在每年夏天,都会举办一次集训营和学生论文会议,每年都有不同的研讨主题,为期一周。届时,我会遇上这个世界主义泡泡里,来自本项目遍布欧洲的全部师生。每个人都需要提交会议论文,做主题演讲,并接受同行评议,一切都安排得煞有介事。而今年,这一计划就在克拉科夫举行,主题是“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政治学者法里德·扎哈里亚(Fareed Zaharia)最早用这一术语形容罗马尼亚、白俄罗斯等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威权主义倒退,那曾是一个主要存在于学术界的术语。但在二零一四年,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让这一词汇变得前所未有的流行起来。他在演讲中表示,“我们必须放弃自由主义的方法和社会组织原则。我们正在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非自由主义国家(an illiberal state, a non-liberal state)。”

与“非自由民主”同时发生的是,匈牙利当局在过去十年修改媒体法,建立中欧新闻和媒体基金会(KESMA),控制四百多家国内媒体,使独立媒体面临不公平竞争,并使用Pegasus间谍软件对记者进行窃听。在大流行期间,匈牙利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备受欧盟批评的新法案,用来 “防止假新闻”。独立记者因此被禁止进入医院,因为他们有可能传播“旨在破坏抗击病毒的错误信息”。

匈牙利曾被视为政治转型最为成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之一,如今却成为欧盟最大的不安因素之一。它的坏消息让我兴奋异常。出于我所有的职业经历与个人激情,我迅速作出决定,“匈牙利当局如何论述他们对新闻自由的镇压”,这就是我要研究的题目。

但很快,语言的现实浇灭了我的激情。在我对匈牙利语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要如何分析匈牙利当局的话语?借助谷歌翻译吗?我连关键词都不知如何搜索。更何况,我如何保证翻译的准确?我如何面对一份由机器翻译的文献,做内容或话语分析?

在波兰,我有六个同学,两个西班牙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苏格兰人,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巴西人。当她们研究欧洲的“非自由民主”时,可以分别选取各自的国家及语言,连巴西同学伊莎贝拉(Isabela)都可以用葡萄牙语作为她的研究语言。来自巴斯克自治区的西班牙人安妮(Ane)更是过分,她选择了巴斯克语文献,来研究她们这一地区的自治现状——因为在弗朗哥独裁时期,西班牙当局否定这一语言的存在。巴斯克语是野蛮人的语言,当地抗议更长年惨遭镇压。 

(我在波兰“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是在一次山顶聚会。)

于是整个五月,我都在这份迷失中漂浮不定。我不想放弃这个题目,于是只能再度剥削我的“继母”,寻找是否有合适的、来自匈牙利官方的英文材料。所幸,在漫长无望的搜索下,我在匈牙利当局的敌人——“记者无国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国际新闻学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那里,顺藤摸瓜寻找到了匈牙利官方的“大外宣”网站,并发现了匈牙利当局各个要员在过去连续七年内,针对来自欧盟和国际NGO批评匈牙利新闻自由倒退的反击与论述。那些全由英文写就的激烈官方言辞让我如获至宝,第一次对“大外宣”感恩戴德,因为他们将我从翻译的迷失中解救出来,也挽救了我的论文。

在六月底的会议上,我满怀自信,解释自己的资料搜集过程,如何选择有把握的“继母”英语,而不是去无望地翻译匈牙利语。我接着解释自己的方法论,为何我只选择做“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而不是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因为我只是通过“继母”去理解匈牙利现状,就像我无法及时追赶德国年轻人流行的自媒体,无法跟上波兰堕胎法案的即时发展一样,我活在二手时空里的匈牙利语境,不足以去“批判”它。

演讲时,我瞥见导师们频频点头,大概是觉得我尚有自知之明。后来,这篇论文和演讲被评为所在组的最佳之一,那让我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从混乱的迷失中短暂解脱,暂时不愿思考此后的现实。而作为同行评议者,我满怀“报复心”地质询本组其他论文撰写者,关于语言的问题。印度尼西亚人拉迪特(Radit)就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

拉迪特第二学期在哥廷根,和我有某种“镜像”般雷同的人生。他在雅加达担任记者数年,其后进入某跨国公司,从事数年政府关系工作。去年他决定移民,申请这个项目后,随即来到欧洲。拉迪特的太太随后申请亲属签证到来,他解释,“一起移民,会让我们俩都更强大”。这点倒是与孤身一人的我迥然不同,也让我时常心怀羡慕。我们不仅职业履历相似,他的论文竟然也关于匈牙利的新闻自由。

在他做完论文演讲后,我表达了自己的疑惑:“这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当我们不理解这种语言时,你如何去分析它?”

波兰裔犹太人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那本《迷失在翻译中:在新语言里生活》(Lost in Translation: A Life in a New Language)中,记载了她少女时期,全家人在五十年代因共产主义降临,而从克拉科夫逃亡到加拿大,她第一次接触到英语的故事。在此以前,她们的家族成员大半死于纳粹集中营。

移民后的一次生日,霍夫曼收到的礼物是个带锁的日记本。她突然疑惑,自己该用哪种语言记录自己的少女生活。用波兰语写吗?那对她来说已成为一门死去的语言。而用英语写无人观看的日记?那像一种略带变态的自我训练。但她仍选择了用英语开始写作日记。最终,“英语成为我作为成年人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我看了最爱的电影,读了最爱的小说……而在波兰语中,我大部分的成人经验都消失了。”

英语显然也是伊娃·霍夫曼的“继母”,却最终成为比“生母”更亲近的那位母亲。我有些许相似、却迥然不同的处境。中文构成我大部分成年经验,我仍习惯用中文写作,内心期待着少数中文读者。英语是我作为移民的语言,我剥削这个“继母”,让她带我接近其他潜在的“继母”——德国或波兰的“继母”,试图理解新的世界,却没料到,我的梦境因此失去了语言。这让我经常想起霍夫曼的危言警醒,她大意是说:

“只要我周围的世界每次都是新的,它就没有成为我的世界;我咬紧牙关生存,去抵御每一次陌生事物的袭击……只有在你可以理解的环境中,刺激才会转化为经验,行动才会拥有目的,一张脸庞才会显得亲近,一个人方能被认识。这些模式构成了意义的土壤。但这显然是移民、流亡和’极端流动性’(Extreme mobility)的危险,因为你从那片意义的土壤中,被连根拔起。”

泡泡内外的世界

七月初,集训计划和学生论文会议结束后,四面八方而来的数十人,也都离开了克拉科夫。我在波兰的六个同学也分别回到了各自的国家。连巴西人伊莎贝拉也飞回了圣保罗。我无法返回中国,房屋租约到期,只能重新找房子。我离开神圣的毕苏斯基街,独自搬到主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房间里。

这是一栋主要由本地波兰人居住的老房子,居民以本地中年男人和老太太居多,他们初次看待我的眼神,仿佛我不是在入住,而是在入侵。我能做的就是也狠狠地盯回去,直到他们悻悻然关上房门。我想,如果我会说更多波兰日常用语,至少可以试着聊上几句。此前,我住在国际学生占大部分的公寓里,大家时不时一起聊天派对到天明。现在我意识到,我过去几个月建立的共同体,果然是再次被“连根拔起”。

好在再过两月,我就要前往捷克,继续我的中东欧“研究”——鬼知道我为何如此痴迷于后共产主义国家,而不是选择荷兰、瑞典或西班牙,那些更“宜居”的地方。在那里,我想我又会遇到自己的泡泡,那将会更容易构建一个暂时的共同体。我说服自己习惯这种孤独。因为这两个月,无非是我彻底离开“伊拉斯谟”以后,真实移民人生的提前演练。我决定展开旅行,首先得前往格但斯克,去朝圣团结工会的历史,再把波兰环游一遍。当然,我还得提醒自己,到八月,就得回哥廷根,让自己“再合法化”一次。

我会经常怀念集训计划期间的这段日子。我和宝琳、康斯坦扎等人重逢,拥抱,每个夜晚都是泡泡里的欢笑与酒精。那是阔别已久的纯粹欢愉,让我觉得自己不至于在任何时候,都是个严肃的苦行僧。 

(克拉科夫最受欢迎的酒吧之一,位于旧犹太人街区。六月底的每个夜晚,我们流连在旧犹太人区的所有酒吧。)

可惜珊德拉并没来克拉科夫。她遭逢了几番变故,陷入抑郁,回到了雅典家中。我是她的论文评议人,她写的仍是希腊的极右翼势力“金色黎明”,却显然写得力不从心,和她此前的机敏聪慧迥然不同。我写好详细评议,跟导师说明了珊德拉的处境,希望她们能有所体谅。

这期间,我还遇见了这个项目里所有的“非欧洲人”,他们来自加纳、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巴西、埃及、孟加拉……我如饥似渴地和每个人聊天,对所有人的命运感到好奇。这些人都经历丰富,往往年纪偏大,比我更老的就有好几个,我在其中也显得年轻起来。这不奇怪,比起欧洲人,我们通常要走更长久和孤独的路,才能赶上这一程命运航班。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文演讲与评议之外,我们还有一项“大鸣大放”的民主任务,给这个欧洲研究项目的未来提建议,制定“可操作”的计划,并演讲展示——伊拉斯谟项目里那些管钱和管权的重要人士,会来现场听取意见,如被采纳,将造福下一届。这个项目的政论学生刊物,便是十年前一名韩国学生的提议而来。

我决定自行鸣放,终于“武装我自己”一次,开口道,“不知道你们如何,对我来说,作为‘非欧洲人’,办一个合法证件,了解签证、外国居民许可之间的不同,每个欧洲国家不同的法律,每半年‘再合法化’一次,这经常困扰着我。我们是否可以为之后的非欧洲学生,想象一个更方便的未来?”

这随口而出的愤懑,让几乎所有“非欧洲人”都加入到我的倡议中,实在出乎意料。我的印度尼西亚“镜像”拉迪特也不假思索地加入。而孟加拉人卡杜尔(Kadur),甚至分享了一个更夸张的故事。他第一学期选择的大学,就是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然而,孟加拉国没有波兰领事馆,他只能前往印度办理。大流行期间交通不便,他步行八十多公里才搭上车,就这样往返两国,靠双脚取得了一张通往欧盟的船票。我们鼓励卡杜尔在展示时讲出这个故事,相信那足以让在场所有人动容。

最终,我们这些“非欧洲人”一起出谋划策,制作了更详尽完善的计划,倡议建立一个居留信息交流、刊登移民故事的“去中心化”互联网集散平台,并搭建了网站模型。“‘非欧洲人’帮助’非欧洲人’!”,在设想该计划的Slogan时,我脱口而出。众人哗然,这口号未免太像在煽动一场公民抗命。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起一个更为新自由主义的Slogan,“让我们成就四海!”(Let’s Go Places!)

倡议展示结束后,“镜像”拉迪特主动和我聊起未来的打算,那个泡泡之外的未来。

“我会先申请德国十八个月的找工作签证。”

“我也这么想。但那之后我如果还没找到工作,我们还能申请荷兰为期一年的找工作签证。”

“我们都当过记者,有作品发表,也许我们还可以试试德国的‘艺术家签证’。”

“你还想在欧洲做记者吗?”

“语言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考虑生活与危险的话,做记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酷的工作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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