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本文最初发表在微信公众号「邹思聪的欧洲笔记」，一日内被删除。也因此，我启动了Substack新闻信「Diasporic Letters 离散纪事」，如今再更新在Matters「沈於淵」账户上。欢迎Matters的朋友们订阅新闻信。

2018年8月写的一篇小说。很快隔年我开始和邓飞打Metoo官司，暂别香港、媒体和写作，去深圳打工挣钱。那时候我需要安全和钱。我确实在北京开过火锅店。火锅店真实关闭的日期是2020年全球大流行以后。这篇小说中，我最喜欢的虚构段落是，我想象了一群法学教授们在2018年3月在这家火锅店聚餐时，对宪法的哭泣。尽管除了火锅店都是假的，却预言了我未来的命运。只不过南方与北方没什么不同，你得走更遥远的路途。

这是十年前在港大读研究生时，写的一篇课程论文，也是我的第一个微信公众号发的第一篇文章，在那个年代，意外地受到许多关注。我会陆续将一些旧文贴在这里，这是第一篇。需要说明的是，我早已对中共党史没有任何兴趣。我曾经采访的很多的“党内民主派”、渐近自由派，要么流亡，要么身陷囹圄，要么对现实没有任何参考和解释意义。所以研究它是浪费生命。发在这里纯属存档。不过有意思的事，1963年也恰好是60年前。

性别议题被视为一种“象征性凝胶”（Gender as symbolic glue），在此口号下，执政党凝聚了各类极右翼主张——改变宪法法院构成、变革教育制度和教材、收买选票、限制媒体、清除国际NGO、抵制欧盟、不欢迎移民与难民（这会带来恐怖主义，并伤害我们的女人）、敌视性少数、推行主流家庭化政策、巩固民族主义，并希望一劳永逸地，将其彻底制度化。

“只要我周围的世界每次都是新的，它就没有成为我的世界；我咬紧牙关生存，去抵御每一次陌生事物的袭击……只有在你可以理解的环境中，刺激才会转化为经验，行动才会拥有目的，一张脸庞才会显得亲近，一个人方能被认识。这些模式构成了意义的土壤。但这显然是移民、流亡和’极端流动性’的危险，因为你从那片意义的土壤中，被连根拔起。”

我很少像这样为他国人高兴。我感到，她们越是在流亡时，从云端去坚守国内的岗位和学业，在异国参与募捐和抗议，又在异国融入当地社群，她们越是践行这双重的流亡，像一个正常而勇敢的公民那样生活，就离重返之日越近。

我想在这时候回顾一下我所经历的深圳二零二一年，虽然它已经不再是我生活的城市。

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散步到哥廷根大学的主图书馆门口，今晚是一个月圆之夜。我停下来，望向这个温和的月亮，发着呆，居然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在明亮的月光下，我能看到自己嘴里冒出清冷的白雾。莫尔也在凝望月亮，接着转头对我说，自己读过不少阿拉伯语翻译的中国古诗，“你们中国古代的诗人，是不是总爱书写月亮？”

全球大流行两年了，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想回忆过去的一年。而在宏大的叙事中，我们每个人关于新冠大流行的正确记忆，恐怕都已被肆意更改了好几回了。

寫下一件今年發生的，你想永久紀錄下來的事情。跟腱斷裂。30歲。往返深圳香港的隔離，身體機能在隔離中自然下降。解除令人發瘋的隔離後，報復性的運動。連續四天打籃球，然後最後一天，一個業餘愛好者的我，受了Kevin Durant、Kobe Byrant一樣的專業級大傷。

也是那时候，我听到了一首叫做《哥廷根》的法国香颂。那首歌唱：“好吧，我们有我们苍白的早晨，魏尔伦的灰色灵魂；而他们，本身就是忧郁的，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左方先生去世了。别人发给我，我才想起这篇多年前在《亚洲周刊》工作时，对左方先生的专访。时移势易，很多事情都变了，这篇文章里记录的所有人、包括作者，我想也看不到后来的变迁。无论如何，《南方周末》影响了我们很多人，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记忆，它的故事和我们活着的人一样，都还在延续。所以，作为个人和社会某些历史的片段保存，也好。

“抒情”就不再只是一种“风格”，而变成了一组道德政教论述、知识论、方法论、感官体验和生存情境的表达，让人在难以承受的“史诗”中真实地活着。在那样一个“幽暗渐次聚集的不详时代”里，抒情诗人在乱世浮生中，得以找到方寸之地，以极其易碎又坚硬的方式，用个人创作，抵御了集体的呐喊与彷徨，逃离那噬人心魄的恐惧。也只有这样，“抒情诗人”活在当时当刻，他们的命运才不至于只是“一连串变化、矛盾和毁灭”。

我会经常想象她后来的生活。我甚至在想象中，给她安排了一个Marjane Satrapi的人生。她应该要去维也纳，后来可能开始当个画家，给《纽约客》撰写图像小说，画出另外一部《我在伊朗长大》出来。

“我们关系的基础问题重重。但作为一个在深圳的美国人，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我无法干预中国，却可以使用筷子……人类学家是外来的宠物。”

如同所有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一样，罗萨也只是提供充满启发的批判，从未在书中提供解决方案，他只是认为，要么我们找到逃离加速的方式，要么我们会在巨大的生态或政治灾难中，被迫停下来。所以，也许阿多诺确实道出了真相，“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可言”。

1九月结束前的几天，坚果兄弟回到了深圳。半夜我给他发微信，兄弟终于回来了啊，见个面吧。他说，明天华侨城有个展，咱俩在那里见吧。有你的作品吗？我问。我的作品早就没法展出了吧，他说。想想也是，去年因为白石洲的行为艺术，他一年多都没返回深圳，最后漂流到上海。

今天打印了《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这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是“剩余价值”播客采访历史学家罗新，读得非常喜欢。再打开微信公号，发现这篇文章已经无法阅读了。我抚摸着手上这篇文章，竟然分外珍视起来。突然想到，把微信公众号或者其他文章打印下来读，是快一年前开始养成的习惯。

因为这场席卷的疫症，很多人想起了加缪的《鼠疫》。这段时间，我也在想这部小说，但想到更多的，却是加缪带给我的所有启示。这篇文章希望把加缪的其他作品和他的一生联系起来，讲一些我的感受。克尔凯郭尔写的那本《人生道路诸阶段》，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名字，如果要把加缪的人生分成诸阶段，他大概...

《亲历切尔诺贝利》，[俄]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 著 一、在灾难中重估一切“石墨在燃烧，向大气中喷发出成千上万居里的放射性物质。然而，反应堆不是就这么完了。长时间隐藏在我们社会里的脓疮才刚刚开始爆发：自鸣得意与自吹自擂的脓疮、腐败和保护主义的脓疮、目光短浅与自私自利特权的脓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