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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经常想象她后来的生活。我甚至在想象中，给她安排了一个Marjane Satrapi的人生。她应该要去维也纳，后来可能开始当个画家，给《纽约客》撰写图像小说，画出另外一部《我在伊朗长大》出来。

也是那时候，我听到了一首叫做《哥廷根》的法国香颂。那首歌唱：“好吧，我们有我们苍白的早晨，魏尔伦的灰色灵魂；而他们，本身就是忧郁的，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散步到哥廷根大学的主图书馆门口，今晚是一个月圆之夜。我停下来，望向这个温和的月亮，发着呆，居然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在明亮的月光下，我能看到自己嘴里冒出清冷的白雾。莫尔也在凝望月亮，接着转头对我说，自己读过不少阿拉伯语翻译的中国古诗，“你们中国古代的诗人，是不是总爱书写月亮？”

我很少像这样为他国人高兴。我感到，她们越是在流亡时，从云端去坚守国内的岗位和学业，在异国参与募捐和抗议，又在异国融入当地社群，她们越是践行这双重的流亡，像一个正常而勇敢的公民那样生活，就离重返之日越近。

“只要我周围的世界每次都是新的，它就没有成为我的世界；我咬紧牙关生存，去抵御每一次陌生事物的袭击……只有在你可以理解的环境中，刺激才会转化为经验，行动才会拥有目的，一张脸庞才会显得亲近，一个人方能被认识。这些模式构成了意义的土壤。但这显然是移民、流亡和’极端流动性’的危险，因为你从那片意义的土壤中，被连根拔起。”

性别议题被视为一种“象征性凝胶”（Gender as symbolic glue），在此口号下，执政党凝聚了各类极右翼主张——改变宪法法院构成、变革教育制度和教材、收买选票、限制媒体、清除国际NGO、抵制欧盟、不欢迎移民与难民（这会带来恐怖主义，并伤害我们的女人）、敌视性少数、推行主流家庭化政策、巩固民族主义，并希望一劳永逸地，将其彻底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