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自由作者。曾在香港、深圳、北京工作生活,现居欧洲,刚从德国哥廷根来到了波兰克拉科夫。

大流行下,抵达哥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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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那时候,我听到了一首叫做《哥廷根》的法国香颂。那首歌唱:“好吧,我们有我们苍白的早晨,魏尔伦的灰色灵魂;而他们,本身就是忧郁的,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本文首发于《三明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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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

我先是住到了费迪南德的公寓。他来火车站接我。因为陌生和时差,我此时已在车站晕头转向。大概是在清早的站台上,只有一个亚洲面孔,费迪南德从身后直接叫住了我,并且试图念出我的中文名字,然后失败了。

去往他公寓的路上,费迪南德继续试图正确发音我的名字,Si……Kong……。我不好意思地说,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但他坚持认为,“但那不是你的真名,你可以教我,我会练习的”。我已习惯认识的外国人叫我英文名或是“司空”,而不是“思聪”。对他们来说,c发音为k,而不是ts,通常他们也不会坚持,费迪南德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哥廷根是个小城市,电子版的城市手册上写道,13万左右人口,4家戏院,学生证坐公交车免费,还可以坐免费的慢速火车,前往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再远,就要给钱了。

我已知道城市小,但还是小到出乎意料。我推着一个大行李箱,一路走到费迪南德在市中心的公寓,总共花了十分钟。公寓正对面是个古老的红褐色教堂,正在洪亮地敲钟,一群灰色的鸽子飞过灰色的天空。旁边是市场和步行街,以及变成博物馆和举办文学艺术节的旧市政厅,眼下正在举办的文学节叫做“镜子”。咖啡馆、书店、服装店、小饭店,已经都重新开了,我们走在街上,费迪南德说,这里可以把口罩取下来了。我迟疑着,把口罩拉下一半。

旧市政厅斜对面一栋低矮延伸出去的楼,写着显眼的Händel-Haus,我琢磨这应该和本地著名的Händel Festival有点关系。我问费迪南德,可他不是本地人,虽然在哥廷根快硕士毕业了,更熟悉的还是父母居住的大城市法兰克福。

要再过半个月,后来的女房东菲利才会告诉我,本来去年应该是哥廷根Händel音乐节100年的盛大节日,但现在,100年的节日要延期到2022年再举办了。此前,我在一本叫《成为一座纳粹小城》(Becoming a Nazi Town)的著作里看到这个节日,书里写道,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这个节日既是德国现代先锋艺术和古典艺术的融合,打破了传统保守势力,也在形成小城的极端民族主义中,扮演了重要文化塑造角色。这种矛盾感让我印象深刻,没想到竟误打误撞,赶上了它延期的第一百年。

旧市政厅

其实任何事情都在延期,原本的开学时间延期,到法兰克福的航班因台风延期,我在这个小城最终的住所到底在哪里,也需要延期。

费迪南德的公寓只是我的暂居之地,一个10平米多点的房间,沙发床、衣柜、书桌、椅子、茶几、台灯,全套宜家。我长舒一口气,满意地把200欧元递给他,这是半个月的房租。我没能排到哥廷根大学Studentenwerk的宿舍,也没能在德国流行的WG-Gesucht上找到一个WG(也就是Flatshare)。在这个软件上,你需要像写cover letter一样写申请,说服对方,自己是一名有趣的室友。我已写过十几个申请,大多音讯全无,唯一得到的一个回复是,“实在对不起,你看上去很有趣,但对我们来说太老了”。

申请这个同样“看上去很有趣”的项目时,我29岁,刚从一家公司的公关岗位辞职,觉得自己勉强还算年轻,却没想到一年后,在租房上竟然受到了“年龄歧视”。还好,费迪南德的女朋友麦克,我素未谋面的德国“学姐”,意外地给了我这个可以暂住的地方——麦克目前在欧盟实习,正好也希望有人能短租她们的房子,15天,200欧,价格算下来,远低于住半个月Airbnb。

我在这个暂时的房间里,一边收拾衣物,一边宽慰自己,脑子里蹦出一些关键词和短语,“A sojourner”,“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眼下没有什么不是暂时的”,联想到此前一年多自己的经历,新冠大流行、深港反复隔离、受伤三个月(打球把跟腱打断了)、纠结留在蛇口还是前往目的地、在关口跟女友与朋友的艰难告别、突然的八号风球延误……于是突然觉得,光是抵达,就已是一件奢侈又幸运的事情。

(哥廷根大学的一栋建筑)

隔天的晚饭,费迪南德做了南瓜奶油汤,邀请我一起喝。十月中旬的哥廷根已经只有几摄氏度,我刚从外面办完电话卡,搓着手哆嗦进屋,南瓜汤正当其时。

我们聊起彼此的专业,他25岁,学习物理、数学和教育科学,明年毕业后,希望成为一名老师。选择就读哥廷根大学,是他和女友麦克共同的决定,因为这里有他们都想学习的专业。但是,他不像女友那样关心政治或欧盟的议题。

比如对刚刚发生的德国大选,费迪南德只觉得,结果看上去还不错,那个潜在可能的新总理Olaf Scholz,“我看了他的媒体采访,看上去可以接受”,他笑着说。

“你呢?这对你来说,只是一次纯粹的冒险吗?”他舀起一勺金黄色的汤,抿了一口,问道。

他此前已经知道,我做过记者、编辑、公关等职业,大概觉得我是个不安分子,所以才这么问。费迪南德大约是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要来学“欧洲政治与文化研究”(姑且翻译为这个名字),为什么要来哥廷根这个小城,更不用说之后的两年,还要不断辗转在欧洲的各个城市。

“你知道大概一百年前,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待了十年吗?”我没办法说太多我脑海里的怪东西,只能跟他分享一个故事。

“二战前还是二战后?”他一脸狐疑。

“他是战前来的,但就在这个小城,也经历了整个战争时期。”我指了一下地板,接着说,“那个人在中国很有名,叫Ji Xianlin,他来这里时,纳粹刚刚上台不久。来之前,帮他申请DAAD奖学金的一个教授告诫他,现在的德国是法西斯主义,去了尽量不要谈论政治。你知道他要怎么来哥廷根吗?”

面对我的故弄玄虚,费迪南德摇摇头。

“先从北京出发,到被日本占领的‘满洲国’,路上还遇到了给日本当差的间谍”,我在空气里比划着一条轨迹,“接着经过苏联,要在莫斯科停留一天,这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列车总会在这里停上一天,为的让旅客们领略社会主义的成就,然后经过波兰,最后到达柏林。当他最后到哥廷根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然后是战争爆发,那位著名的中国人成为了无国籍人士,在这个小城待了十年,读完博士,直到盟军到来,才有机会回国。基本上,我就是给费迪南德简要复述了一下《留德十年》里,那些让我印象深刻的个人记载。

“所以即便是现在大流行,我的抵达,也比他容易多了。”

重启

玛卡说,“大流行之前,在哥廷根你就别想找到房子”。

“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摊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我仍然没有找到房子。费迪南德郑重其事地说,他会帮我想办法。

我们此时在参加这个“伊拉斯谟”计划的哥廷根校友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校友,一场在森林里举行的聚会。说是森林,其实离市区很近,我从费迪南德家慢悠悠晃过来,不过二十分钟。才几天,我已不难发现这点:在这个小城,你总是很容易就走进了四面八方的森林。本市也似乎很为自己的“城市森林”骄傲,在一个小册子上,哥廷根市政府宣布对这片自然森林负有巨大责任,并将诸个城市森林的形成追溯到1860年。我们就在一片巨大的榉树林、白蜡树和枫树里,聊起各自的新冠经历、租房市场和抵达此城的不易。

玛卡也是我的学姐,一个西班牙人,曾在拉美某国领事馆工作过几年,来读这个欧洲研究项目时已过三十岁。这是欧盟“伊拉斯谟计划”下的一个项目,那意味着,参与者要像16世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一样,做个爱好和平的人文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四海为家,两年时间内,在至少三个不同的国家学习与生活。前一年,她本来该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荷兰格罗宁根,但却都在马德里的家里上网课度日——mobility变成了zoomobility。

(哥廷根的城市森林)

所以一旦国境重开,生活重启,一切足以假装恢复到从前,玛卡便立刻来到哥廷根。她提前排队半年,幸运地排到宿舍,从室友那儿听闻了这个“一房难求”的传说。事实相差不多,不同于其他德国工业城市,哥廷根对本市的定位是“die Stadt, die Wissen schafft”——大意是“一个创造知识的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口由学生、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组成。她介绍道,正常情况下,每年十月份,都会有数千学生和老师从世界各地而来,更新这个城市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学校宿舍常年不够,再加上欧洲大学的“伊拉斯谟”计划,流动性成为常态,很多人不会在一所大学一直待到毕业。短期的WG因为无需签约至少一年、不用自己办宽带、水电,也就自然成了很多人挤破头的选项。

直到大流行到来,暂停了这个城市的自我定位。

在这里居住的德国朋友介绍,哥廷根没有经历过最严重的封城,但本地也爆发过两起较大规模的社区封锁,多半都发生在城市贫民和移民社区。哥廷根并非只是鲜有人再到来,内部也在爆发着新冠下的居住危机,它不像看上去那么平静。

2020年5月,一场封锁就发生在Iduna-Zentrum,这是一栋18层高楼(在本地几乎算是最高的楼层),407个单位,住了700名居民。70年代,这栋带有阳台、游泳池的豪华建筑拔地而起,甚至出现在哥廷根的城市明信片上。最初它是豪华建筑,后来为青年学者所设。再后来,这栋楼被房东们集体租给市政府,政府则将它们租给领最低失业福利保障金的贫民、外来学生和低收入移民。德国杂志Stern周刊将这栋楼称作“das Hotel zur lockeren Schraube”,意思是“螺丝都松掉的旅馆”——其主要特征被概括为房屋破损、大门失修、内设肮脏、垃圾成堆,还有毒品横行。

按照我的理解,这栋楼现在约等于哥廷根的“重庆大厦”,一个“低端全球化”的居住样本。新来的学生们往往会收到前辈建议,千万不要租在那里——但事实情况是,仍然有学生会因为没法找到合适的WG,也负担不起动辄800欧每月以上的短期一居室公寓,而选择住进哥廷根的“重庆大厦”。

这栋楼在去年发现了第一例新冠病例,是一位阿尔巴尼亚的中年移民。他在和30位朋友在一家水烟俱乐部参加完斋月庆祝后,回到“重庆大厦”,接着感染了60人。紧急状态下,政府迅速行动,这栋楼被封锁,并被一些媒体妖魔化为“Corona-Hochaus”——新冠之家。市政府则在官网上平息其他市民的担心,“哥廷根不会封锁,只是封锁了这栋楼”。

第二起封锁发生在Groner Landstraße 9,这栋高楼就在市中心,本地居民视其为“哥廷根最糟糕的地方”,一家人往往住在37平米的公寓。之所以比“重庆大厦”还差,是因为后者至少还有阳台。那个地方我后来专程去看了一次。那是栋灰色外墙、普普通通的建筑,看不出有多“糟糕”,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晾晒在窗户上的衣服。这在哥廷根很少见,但在我熟悉的香港西营盘或深圳白石洲,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一家人住30几平米,也再正常不过,“好吧,哥廷根最糟糕的地方”。

因为市政府的新冠封锁,这里爆发了抗议。其后几天,居民开始到街上示威,一位库尔德嘻哈歌手拿着扩音器,freestyle了一段“去你妈的警察”,人们也制作了各种标语横幅,比如“反对种族主义国家”、“不要让系统打到你”,或者更温柔一点的,“还是无法爱上警察”。

在黄绿色制服警察的和平围观下,一位参与示威的社区学术研究人员面对公众,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众。她说,现在哥廷根的居住与封锁危机,不只是大流行的结果,而是本市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大流行只是将它暴露出来了。外国人和移民在居住市场上,往往面临着一种“隔离”,那些即便有能力负担的人,也通常不能从房东那里租到更好的住所。她继续说,媒体报道也总是在凸显感染者的移民背景,持续在公共舆论里,重复着德国已经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偏见。

(哥廷根之夜)

和这些冲突不同,玛卡拥有的是另一份哥廷根记忆。当她提前到来时,已经是2021年夏末,往日哥廷根逐渐恢复,新的Göttinger陆续到来。人们试图忘记过去一年的正确生活指南:隔离、封锁、社交距离,待在家里;而是开始重新去咖啡馆、酒吧、开Party和观看演出。玛卡就是如此,她自称live迷和电影迷,哥廷根大学的学校电影放映厅每场只要两欧元,一旦开放后,她便呼朋唤友,场场不落。

“你们如果再早点到的话”,另一个德国校友分享道,“就能看到某某(一个德国歌舞艺术家)在仲夏夜到来了。”艺术家在重开的德意志剧院举办了个人专场,名字就叫“Neustart”——重启。

那场表演用面具取代口罩,迎接已完全接种的观众。市政府大力宣传此次演出,“他戴面具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感染,而是为了让我们疯狂地接种疫苗!”

因为没法强制人们打疫苗,德国各州各市政府总是变相施展许多方法,促进疫苗接种率——只不过,哥廷根不用太担心本市疫苗接种率的情况,这个盛产Liberal的城市有高达90%的接种率,跟巴伐利亚州形成鲜明对比。市政府官网还颇为激动地宣传这次“重启”,“世界末日已经够多了,让我们把它翻个底朝天吧!当每个人都高喊game over的时候,需要的是重新开始。”

听这些新老Göttinger讲述大流行后不同面向的哥廷根,我意识流地联想到自己读过的历史。这个城市上一次发生相近的危机,还是在1933年。那是在纳粹大清洗中,一大批天才犹太裔数学家、物理学家不得不逃离德国,这个欧洲科学重镇迅速陨落,至此一蹶不振,至今都没能恢复往日荣光。以至于仅仅一年后,当纳粹教育部长鲁斯特(Bernhard Rust)来视察时,满意地问当时德国数学的权威学者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现在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已经摆脱犹太人影响了吧?”

希尔伯特回答,“哥廷根已经没有数学了。”

显然,我太过执迷于那些沉重的时刻,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对这个城市的现状一无所知,没来得及开始任何真实的生活。过多地沉迷历史,有时候会阻碍你进入当下的一切。

比如眼前的玛卡,这个西班牙人在聊起她的新冠经历时,就没那么沉重,在口吐的烟雾中反而透出几分狂野不羁。我也看不出她曾是领事馆工作人员,更没好意思问“西班牙在大流行初期到底多严重”、“哥廷根当时到底有多冷清”、“你的家人还好吗”、“上一整年网课浪费时间吗”、“哥廷根因为大流行加剧了移民困境吗?”之类正儿八经、过分严肃的、记者一样的问题。

既然现在已可以在哥廷根的森林里喝酒聚会了,何必再纠结曾经的痛苦和遗憾呢。忘掉过去,也是西班牙人的一项政治天分,不是吗?

突然,一个长头发的智利校友拿出一个可以发光的JBL便携音箱,开始放起一段我从未听过的拉丁美洲音乐。玛卡立刻精神了起来,她脱掉灰色羽绒外套,头发迅速扎成马尾,把空酒瓶子挥舞成节拍器,边跳边唱。一瞬间,四散聊天玩耍的人群,就毫无征兆地聚集起来。所有跳舞歌唱的人中,显然还是这些西班牙裔的天分最引人注目。他们似乎明白何时该几连拍手踏足,何时即兴发挥,何时和声,如同彩排过一样,以至于一旁愣住的我,觉得是他们依靠自己身体的舞动,才创造了这段奇诡而热情的音乐。

“快过来!”

我被迅速拉进了人群。迫于同辈压力,我只好彻底摘下半戴的口罩,跟着拙劣而尴尬地舞起来。此时此刻,适合重启,适合遗忘。

“再努努力,再过一段时间你也能租到房子的”,玛卡不忘转过头,让我记住一些什么。

房间

有时候,对各个国家的刻板印象也能得到验证。比如费迪南德,就没这么狂野不羁了。晚上九点钟,我参加完校友日,回到暂住之地,便立刻感到了他对我强大而深刻的帮助。事后看来,如果不是他“逼着”要帮我写WG申请,我没法那么快地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Si……Cong,你现在非常困吗?”他已经学会了我名字的正确发音。

“也……还好。”我和他打完招呼,正准备进屋,意识到有事发生。

“那我建议你拿电脑到餐厅,我和你一起写申请,找房子。因为真的很难。到时候,你就只能去租800欧每月的公寓。”

我已下定决心在离开香港和深圳后,不再为房租支付高额费用,不由得吓了一跳。再联想到校友们分享的疫后租房困局,赶紧拿起电脑,接受费迪南德的严格帮助。

他几乎是全盘修改了我原来那粗糙的申请模版。

“没有严格要求的话,不用说自己多少岁”。

“不要找那种只说德语的WG,你们没法交流”。

以及最重要的,“千万别找那种住十几个男生的房子,他们属于一种男人俱乐部”。费迪南德迅速刷过网页,试图帮我跳过雷区。

“他们是什么俱乐部?”

“大概就是喝很多很多的啤酒,挂一面国旗在房子外面,非常强调男子气概,在毕业后你们也被要求互相撑腰……”费迪南德慢慢遣词,试图合适地概括这些居住者的集体特征,他几乎是描述了我最讨厌的一种男性形象。我感到一阵惊悚,此前竟然给好几个这样的房子发过申请信息。我没法求证他所说的一切,但显然,我会和那样的社群互相憎恶。

我们发了几个小时的申请,直到深夜。费迪南德根据不同的居住者状况,在每个申请的结尾,都会凝神片刻,再添加一个独特的问题,他解释说,“在德国,你如果提问,更容易得到回信。”

“谢谢你,已经很久没人做我的编辑了”,我说。

隔天,费迪南德就离开哥廷根去旅行,前一晚他居然不是在整理行李,而是在“强制”而严谨地帮我找房,让人感佩。

这份帮助果然卓有成效,首先是收到了很多拒信——“很抱歉,你要提前一天给我发信息就好了,我已经租给别人,希望你很快找到WG”,即便是拒信,好歹有了大量的回复。而在费迪南德回来前的两天,我就收到了未来的新房东菲莉的面试邀请。我记得她的房子招租上写着,“欢迎外国人,我们喜欢Liberal,你会和一家德国人、两位国际租客、还有一只10岁的狗住在一起。”

在视频聊天里,菲莉得知我做过记者,一下子兴奋起来,“不如你直接来我家吧,我们边喝咖啡或茶,边聊天”。

我不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迅速答应了。大约两公里,一路是平缓的上坡。城市公交车逐渐少了,这里是私家车的领地。此前,费迪南德指着他家的哥廷根地图告诉我,这一片区域都是花园别墅,属于哥廷根的“豪宅区”。

菲莉五十二岁,胖胖的,一身皱巴巴的橘黄色衣服,金色头发开始发白,看上去乱糟糟的,隔老远就从二楼窗台处跟我挥手致意。那只十岁的白卷牧羊犬先是在门前对着我一通狂叫,看到自己主人对我热情欢迎,领着我去到自家花园餐厅,便开始摇动尾巴,埋头蹭我,“放心,他很喜欢人,但有的人他明显会更喜欢一些”。菲莉的母亲此时也在餐厅看一份本地报纸,抬起头对着我笑脸盈盈。菲莉的土耳其男朋友,则很贴心地端来了一壶咖啡和一碟苹果派。

(房东菲莉家的花园)

我没感到自己是个找房的租客,更像是到新朋友家去喝下午茶,闲聊各自的异域故事。

“你来哥廷根学什么的?”

“欧洲政治与文化研究……两年,至少要在三个国家”。

“你在申请里说只在哥廷根待半年吧,之后你会去哪里?”

“波兰克拉科夫,再下一个国家,还不知道”。

“噢!那是个很美的世界主义城市,不像波兰其他地方,他们很欢迎外国人的。但你怎么会选择去波兰?”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有几个喜欢的作家,米沃什和扎加耶夫斯基都在那里生活过吧。”

“我很感兴趣,你做记者的经历……”

看得出来,我讲述的记者经历让菲莉颇为欣赏。她甚至亮明身份,表示自己是律师,保护他人是自己的职责,如果有移民需要,她可以随时指导我。接着她说了句,“Sehr Gute,一会儿你要是对房间满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到这个家庭。这是我祖父留下来的房子,接待过土耳其人、古巴人、韩国人、中国人……唯一的共同点是,We are all liberals!”

菲莉领我去到未来的房间。她说前一个租客是个在哥廷根读书的古巴人,现在他在另一个城市,一边做律师,一边读政治学PhD,“过几天他会过来玩,你会很高兴遇见他的”。我连忙说好,眼下的心思却只在这个房间,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满意足。

房间在餐厅正上方,15平米左右,一米二的书桌、书架、衣柜、储物柜、床、被子、暖气,一应俱全。窗台朝西,楼下是花园。这天下午哥廷根太阳极好,整个房间变成温温热热的黄色。价格是每月320欧。我想,这就是伍尔芙所说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了。我甚至觉得,按伍尔芙说的,莎士比亚的妹妹若是能拥有这样的房间,也能写出一本大书来。

在下午之后的聊天中,我知道了菲莉祖父的故事。此前我已在开场对白中,知道这栋房子住了几代古老的灵魂,但还远没意识到,自己走进的是一个拥有怎样漫长“历史”的家庭。前一天我还决定投入当下,转头就有当下的人,又将我拉入这个城市的漫漫历史。

菲莉的祖父贡特生前是一位出版家,他生于1898年,一战时担任预备役中尉。战败后,他回到家乡接受图书出版培训,在海德堡、莱比锡和斯德哥尔摩四处奔忙,学会了瑞典语和挪威语。到1923年,新生的魏玛德国正在经历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贡特回到哥廷根,正式接手了父亲的出版社,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把家族出版社经营下来。也是这时,他建造了这栋房子。我暗自感叹,自己租住的房子,竟然属于魏玛。

来到哥廷根更为艰难的30年代,贡特成为“忏悔教会”(Confessing Chruch/Bekennende Kirche)的出版和财务支持者。作为整体的“忏悔教会”并没有试图推翻纳粹政权,但它先是为保持教会组织结构完整、不被亲纳粹的福音派教会统一而斗争,其后为了维护教会教义的独立而斗争,因为“基督教戒律不应该屈从于纳粹的意识形态”。贡特在这时成为了忏悔教会的资助人,成立新公司,帮助其出版教会刊物《青年教会》(Junge Kirche)。

二战后,贡特在1946年率先出版了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反思德国人战争罪责的讲话录。查阅资料时我才知道,这位神学家最著名的忏悔诗,就是那首世人皆知的《我没有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战后,作为新教书商协会主席,贡特从1947年开始重建该协会。冷战时期,他又和民主德国的新教出版社合作,认为世俗的意识形态差异,不该影响东西方神学的共同性。

“我祖父在100岁时,被哥廷根大学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菲莉说。

看我一脸震惊的样子,她继续道,“我的祖父很长寿,他活了103岁,活到了二十一世纪!”

(晴天里的哥廷根大学)

菲莉的母亲同样长寿,她今年九十一岁,曾是本市的英语教师。当菲莉在滔滔不绝讲述祖父奇事时,她低眉含笑,有时候纠正一下菲莉记错的时间、地点与事件。此前,菲莉带我参观完房间,去打印租赁合同时,她侧身对我偷偷说,“我女儿的名字,在英语里听着,就像是fish”。

聊起我半年后要去的波兰,她说,“在二战以后,他们整个国境都向西移动了。”我愣了一下,首先是因为她缓慢说出“二战以后”这个短语时,那双老迈失焦的眼睛,一下变得望眼欲穿,我认定那一定是亲历者的眼神。

其次是,扎加耶夫斯基在《两座城市》里几乎写过一模一样的句子,大意是说,移民的不是我们,而是自己的祖国。

暂时

费迪南德在周末帮我搬家,走前他说,“你没住满15天,我应该退还你一部分钱。”我连忙摆手,“这是我们的口头契约,是我选择搬进新的住所的。再说,这比Airbnb已经便宜多了。”他才作罢。

我就这样告别费迪南德的公寓,这些天来,我在这个德国人的教导下,已经知道洗完澡要用刷子将墙壁上的水珠刷干,洗完手要用毛巾将水池擦干,洗碗时最好多个餐具一起洗,水龙头千万不要开太大浪费水,出门要关窗和暖气,垃圾分类有诸多规则……

我想,这些德国规矩大概可以让我很好地融入菲莉的家庭。有一次,我将自己的疑问告诉一个希腊同学,“他们告诉我,每个德国小孩从小就学习洗澡后刷墙”。她乐不可支得蹲在地上,便又加深了我对德国人的刻板印象。

(夜晚图书馆)

我在菲莉家正式住了下来,也已开始进入哥廷根的当下生活。我把眼下“拥有”的一切,都视为一种“暂时性”。在办理各种手续、面对德国卷帙浩繁的行政程序之外,我不再有前瞻后顾之忧,生活里便充满了好奇。

首先让我好奇的,就是我的房东应该不只是个已经退休的中产女性。直到在网上搜菲莉的全名,在一篇德语报道中,我才得知她是本市曾经的“大人物”。除了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她在2004年加入FDP(自由民主党),2011年成为哥廷根市议会成员,为CDU/FDP(基民盟/自民党联盟)工作,是当时本市唯一参选议会的女性,甚至还于2016年参选过本市的行政长官。我实在很难想象,这个经常头发乱糟糟、一身睡衣出门倒垃圾的房东,居然还有这样的从政经历。

读完那篇报道,这段时间的好奇就此解开,很多事情就不再奇怪了。此前,在我拿起她客厅的一本《一个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 How We Can Build the Ideal World)后,作为一个Liberal,她略带批评地说,“那是一个左派写的,但也很有趣。”当我在厨房做面条时,她会回答我许多关于哥廷根历史的问题,比如Händel Festival延期的一百年,比如“哥廷根七君子”(Göttinger Sieben)的故事,并认为那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发源,“你会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他们G7的纪念符号”——真是个无限热爱自由的女性。

我开始认识许多拥有这份“暂时性”的世界来客。除了几个对我时刻充满前殖民者愧疚的欧洲同学外,还有叙利亚人奥马尔,苏丹人莫尔,亚美尼亚人玛丽亚。奥马尔在2015年难民危机时来到德国,受到庇护,如今经济学硕士毕业,加入了本地最大的国际公司,做数据分析师;他在犹豫拿到永居后,搬到一个每年有更多阳光的欧洲城市。莫尔刚来半年,正在准备德语考级和物理学入学考试,如果德语不到B2水平,他便不得不返回苏丹;他喜欢王家卫,并且对我标准地发音“Wong Kar-wai”,有一次,他关在房间里看了一整天的王家卫电影。玛丽亚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学习,目前到哥廷根来进行她的“伊拉斯谟”,此前她参加了2018年亚美尼亚革命,还因此进过监狱。也许之后的写作,我会有机会好好说说他们的故事。

前些年我离开香港,告别媒体,在深圳工作。2021年春末搬到蛇口后,我变得滞涩,也许是年纪渐长,也许是身上“深圳性”增多,也许是一段关系,也许是大流行的到来,也许是时移势易……无论如何,我对一种“流动的生活”,去成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内心仍然向往,却也开始感到畏惧,那是经常彻夜难眠、纠结去留的日子。

(我所住街道的房屋)

也是那时候,我听到了一首叫做《哥廷根》的法国香颂。那首歌唱:

“好吧,我们有我们苍白的早晨,魏尔伦的灰色灵魂;而他们,本身就是忧郁的,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我疑惑,为何一首法语歌会写到一个德国小城,旋律隽永忧伤,YouTube上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并在留言里将歌词友好地翻译给德国人?

几番搜索后,我才知道这首香颂的来历。大概是一个在二战中被俘后幸存的犹太裔法国音乐家,她在战后受邀到访德国哥廷根。在多番犹豫下,她最终创作了这首歌,一首关于“我们”和“他们”的香颂。她在哥廷根大学礼堂里,用法语慢慢地、一段一段唱下去,好似在演进中诉说,法国与德国的文学、历史、自然和人民,没那么不同。刚好那时候,一名20岁的大二学生就坐在台下。许多年后,这名叫格哈德·施罗德的学生成为了统一后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将这首让他终身难忘的《哥廷根》,用在了自己在《爱丽舍条约》(法德友好条约)四十周年的演讲中。

我几乎是立刻被这个故事深沉地打动了。无论如何,我需要启程,需要抵达,需要记录。

(从房间看出去的天空)

此刻我坐在属于自己的房间,完成这篇记录,重读曾摘录的扎加耶夫斯基,感觉不到悲伤。

“新的异国城市,晚上最是难熬。在平静的夏日,夕阳像抚摸着被它感动的现场,充满温柔。
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对新城市难以避免的冷漠,在新来者身上表现得尤其典型,他们面临夜晚的严峻考验。从某个山坡看上去,难看的城市也很诱人。在拥挤的房屋上方,从教堂的尖顶伸出去,每个塔尖都升起一个铜绿色的塔罩。窗户发出红光。公鸡风向标在微风中愉快地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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