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12：他们是唯一的故事

亲爱的小小刘，

距离上一封信过去了44天。

它是“双城记”的一段空窗期，因为生活的舞台突然降下了一块白色幕布，台上的表演者由面面相觑到惊恐不安，这种失序蔓延至台下的观众，有人大步离席，有人坐地观望，也有人选择走上舞台。

于是新的剧情出现了：

你说从来没有和老李每天这么长时间在一起过，连蜜月都算上；

我说从来没有听BBC就和听国内广播一样，全是关于中国的消息；

你说从来没见过晚上九点的大街像凌晨三点一样空旷；

我说从来没想过在亚洲人在西方戴口罩会遭到歧视……

这些第一次打破了惯性行走的社会以及裹挟而活的我们，生活的一次刹车切开了社会的侧面，让隐藏在里面的故事暴露在白色幕布之下：

比如当北上广物价翻倍时，南方的果农菜农却血本无归。被物流链一层层覆盖的生产和消费在地域上的不平等瞬间凸显，那么是否有更可持续的农业运作模式？

当年纪大的农民工没带口罩赶着最后一辆客车进武汉时，表面上看也许是因为年龄大获取信息渠道有限，但再进一步追问，层层外包合同制度之下，谁在保障这些劳工的权益？

当药企表示正在研发疫苗时，我们应该为商业的“拔刀相助”而长舒一口气吗？前车之鉴令人警惕——无国界医生表示，肺炎链球菌疫苗的生产商辉瑞和葛兰素一直拒绝公开生产成本，专重盈利，价格远多于低收入国家可负担水平。商业向善，是否需要公民的集体监督才能涤清资本主义的肮脏血液？

当国内外将矛头指向中国人吃野味的“恶习”时，难道只能用“文化”来解释这种道德恐慌吗？作为在中国长期从事动物疾病传播的人类学家，费恩利与林特里斯在历史中寻找线索。

1978年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涌现出大量生产特定经济作物和牲畜的“专业户”。1990年后，资本雄厚的龙头企业开始了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机械化降低了猪肉家禽的价格，这些专业户的生计因此受到了威胁。农民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与工业食品集团签订承包合同，或者完全摆脱猪肉家禽养殖。但一些农民发现了第三种方式，即饲养本地品种和野生动物，将其出售以求在细分市场获得更高的回报。

现代化的牲畜养殖与野味市场之间难道没有丝毫联系吗？指责某一种文化很容易，难的是发现隐形的关联，更难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的生活已经牢牢建筑在工业化生产之上时，我们是否也成为了隐形链条的一部分？

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也许当人们从困惑而不是从确定开始时，我们的世界才能变得更好。

如果困惑是通向改变的起点，那么行走和记录则是必经的过程。过去几周里我参加的三场活动恰恰都回应了这两个关键词。

行走的方式有很多，拿上登山杖、戴上骑行帽、或者手握一张火车票，都是了解世界的开始。然而一些人选择了更具挑战的方式。

在“探险旅行show”上，Discovery探索频道的签约摄像师索菲·达灵顿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亚马逊丛林的夜晚，脚下就是河流，我连续几个星期待在30米高的树上，直到有一天晚上雷电交加，才必须从树上下来。

在拍摄探索频道的《北美大地》时，达灵顿和制作团队横跨整个北美洲，从冰雪覆盖的阿拉斯加走到美国西南部的荒芜沙漠，在野外的时间长达2830天。拍摄了超过850个小时的影像。她的卓越成就也让她获得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

在从事野外摄像之前，达灵顿是时尚界的一名模特。在她眼里，这份看似光鲜亮丽的工作却十分严酷，而看似艰苦的野外摄像在她口中却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尽管要带着三只装满器材的大箱子长途旅行，好几个月不能和家人朋友见面，但当我在镜头后捕捉到一个温柔的瞬间时，所有这一切都值了！”

当被台下一名小男孩嫩声问道“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时，这位浅色短发高挑帅气的女摄像师脱口而出——“狮子”。

“探险旅行show”当然少不了探险家的身影。“骑自行车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Reza Pakravan描述了自己在布基纳法索参与万物有灵论的牧师举行的血腥伏都教仪式，牧师给了他一枚深色戒指说，有了它你永远不会因意外而死。坐在台下的我们纷纷发出羡叹， Pakravan却说，但是我可能明天就会死，因为我把戒指弄丢了。

除了收集文化逸闻，Pakravan还致力于展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乍得湖沿岸与世隔绝的村庄在过去的50年中水域萎缩了90％，这种变化影响了周围近1000万人，这些人不得不靠人道主义救援来生存。年轻人无法在农场或渔业中谋得生机，变得越来越绝望，这也使得该地区成为了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 ”招募的温床。

“要了解移民问题和恐怖主义，必须深刻理解宗教和文化，并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和荒漠化。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并不是只有成为探险家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作为上班族的James Forrest利用假期和周末在六个月时间里登上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446座山，创下了最快纪录，工作和爱好也可以这样疯狂地搅拌在一起；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在秘鲁登山野营三个月，稚嫩的小手触摸高原上的古老青苔，敬畏自然的种子也许就此埋在了心中……

还有一种人的行走不是为了挑战自我极限，而是扣问人性的底线，那就是战地记者。

在采访了在战地报道40多年的前BBC驻中东记者Jim Muir后，我对从事这一职业人的经历愈发好奇。在“21世纪冲突报道”大会现场，我见到了数十位像Jim一样每日枕着枪炮而眠的人。这其中就包括继玛丽·科尔文之后最著名的战地女记者——Janine di Giovanni。

从目睹萨拉热窝围城到格罗兹尼的陷落，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到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Giovanni的行走和记录让我们在平滑生活中看到了世界的裂痕之深。在她抵达叙利亚时，这个国家还是一片和平景象，但不久开始炮声隆隆，革命声势沸腾不已。最后，叙利亚内战演变成一场恐怖残暴，仿佛永不止息的战事。Giovanni见到叙利亚难民四散，村庄被烧毁；军人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女人带着恐惧神情逃离家园，深怕被凌辱强暴……

当记者向我们展示平民生命发出的微弱呼吸时，作为记录者的他们也必然要走近危险才能揭露真相。很多次当Giovanni身处战区时，在伦敦的外围接应都会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她打一个电话，如果听到“下雨了”就证明她目前安全。

然而危险还是避而不及。Giovanni曾经被武装分子绑架，命悬一线，最后让她成功保住性命的竟然是足球。

“我发现绑架我的头目对意大利足球感兴趣，我说自己的儿子也很喜欢，我用有限的足球知识和对方聊了很久。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某个人的儿子或者某个人的父亲，因此一定要在人性角度和恐怖分子建立联系。”

不可否认，战地记者是一个危险的职业，这种危险并不是仅仅指身体上的，“你的职业迫使你不得不看到一些场景，这在你的灵魂上留下了伤疤。然而当你看到这些场景后，你又很难转身离开。”

在25年的职业生涯中，Giovanni直面人性最黑暗却不曾转身，这与她从业之初听到的一句话有关。那时她在以色列采访一位人权律师，对方说：

如果你有能力走进这些地区并且记录下人们的故事，那么你就有责任将其报道出来。

我想很多战地记者都是出于这份责任而选择走近死亡。然而他们中有些人却再也没有走出来——1992年至今，有超过880名记者被杀，仅在叙利亚内战中就有153名记者殉职。

有些记者虽然保住了生命，但却经历了巨大的命运起伏，比如Giles Duley。

视频中，Duley这样独白：

你为什么拍一张照片？

你准备为这份工作放弃什么？

摄影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媒介，因为它有能力创造改变。

当我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不是仅仅在产出一张张图片，

我了解了他们的故事，我想让他们的故事被这个世界听见。

18岁时我偶然成为了音乐摄影师，

我喜欢这份工作，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感到生命中缺少了一些东西，

我失去了作为摄影师的支撑，所以我放弃了并且搬到了海边，

我开始陷入抑郁，不知道答案在哪里，

在那个人生最低点，我得到了一份护理工作，

是照顾一位患自闭症的年轻男人，

我和他的家人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为什么我们不用摄影的方式记录他的生活？

在那时，我很明显地看到了摄影的力量，

我希望用自己相机成为他人的倡议者，

我希望用这种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

在开始这样做之初，我就知道自己希望记录战乱中的平民，

在这个过程中，我来到了阿富汗，

但是有一天我踩在了简易爆炸装置上（IED），

我的四肢只剩下了右手，

我以为这就是生命的终点了，

但我意识到自己还有视力，还有一只健全的手臂，

无论如何我还能做一名摄影师。

摄影不是你的工作，它是你的核心，

是你是谁的一部分。

很多人告诉我你无法独立工作了，

然而我想当我拍摄一名在战争中受伤的平民时，

我有一种其他人没有的巨大责任，

因为我和我的拍摄对象有了共同的经历，

当然和以前相比我的拍摄能力会受到限制，

但是我能做的是用这次意外给我的唯一一个礼物，

——同理心以及和拍摄者的联系。

我决心成为一名独立摄影记者，

每一个我做的故事都是贴近内心的、我认为重要的。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妇女时，是在黎巴嫩的难民营中，

她因被叙利亚的狙击手击中而瘫痪在床，

我拍摄她的照片发表之后，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大转变，

几年过去了，我再次去找她，

我说：我让你失望了。

我再次为她拍照片、发表，仍然没有改变，

我一次次重复这样的过程，

直到有一天奇迹发生了，

我们筹到了25万，

这完全改变了这个年轻家庭的生活。

这个奇迹自于故事本身的力量，

但也来自一种信念，

如果你认为一个故事足够重要，

那么你需要想尽办法坚持讲出来。

有些人说一张照片远远不能改变世界，

我同意。

我们每个人，无论做什么都会产生我们看不到的涟漪，

我从来没想过能用自己的照片改变世界，

但是如果我的照片能启发一个同样想改变世界的人，

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做了自己一直梦想做的工作，

尽管我想念自己的两条腿和一只胳膊，

这就像一个人一边跑马拉松还要一边照相一样，

我身体和头脑能承受的都有限，

但目前，我处在自己人生的高峰，

这份工作给了我力量。

Duley的每一张照片下都有一段长长的故事，他说自己95%的时间不是在拍照，而是与拍摄者一起生活。

“Story only comes when trust is built”（只有建立信任了才有故事）

而他和当地人建立信任的方式竟然是做饭！

在伊拉克的摩苏尔，面对一位生活在战争中的老妇人，Duley说“我是来和你一起做饭的”。对方难以置信地惊叫起来。两个同样背负沉重创伤的人，在家常便饭中逐渐熟悉。始于伦敦和伊拉克的两条人生线，经历相似的不幸，又在相遇中为彼此的生命注入力量。

读者在给Duley的信中说，你镜头里的这些人虽然离我很远，但你的照片让我感到他们就像我的邻居或家人一样亲近。

只有当人性握手时，影像才有了生命。

如果说探险家和战地记者的行走和记录看上去有些遥不可及，那人类学系校友Daisey的纪录片则让我看到自己可以如何行动。

这部历时三年的影片记录了两名来自甘比亚的青年Yankuba和Fata，为了逃离家乡的独裁统治和贫穷，一路穿越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在利比亚被民兵绑架虐待长达六个月后，最终来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

然而在这座欧洲城市，他们又面临新的暴力：种族歧视和腐败的移民制度。市中心一家由移民运营的俱乐部，成为他们摆脱肮脏的营地和漫长的文件等待的心灵慰藉。他们试图用音乐创作摆脱一路遭受的心理创伤以及在意大利面临的歧视。

和Daisey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片中的主人公之一Yankuba。在拍摄过程中，Daisey以及其他两位来自英国的年轻摄影师也激励了Yankuba求学的梦想，他借朋友的电脑完成了大学的申请，并且拿到了英国班戈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意大利语）的录取通知书。

“我希望之后回到意大利帮助那些像我一样的非洲难民。”

我想这也是Yankuba用自己所学对这个歧视自己国家的有力回击。

我听到了这些故事，我认为它们足够重要，那么我能做些什么？

于是，我主动提出将这部纪录片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人了解一个看似离我们很远、但饱含热血和不懈追求的故事。我还想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文字，将Yankuba的故事讲给你听。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尝试和Yankuba在不同的城市开启一场共同的生命书写，始于北京和甘比亚的两条生命线，会有哪些共鸣，又会给彼此带来哪些启迪？

Giovanni说，在战争中平民是唯一的故事。

在生活里，我想只有那些未曾被看见的人，才是我想写的故事。

亲爱的大赛

2020年这个春节必定让每一个中国人难忘，措不及防的一场新冠疫情夺走了几千人的生命，我看到你是从另一个角度解析事情的另一面，我想你说了很多，有些事情也的确如此，但我想说：一个社会向前发展，一定会有一些疏漏，也会犯一些错误，甚至是走一些弯路，14亿人口，的确会有一些照顾不周，也许当时的一些想法不够成熟，欠妥当，但也不能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不能保证做任何事情都是万无一失，我是看大方向，看宏观的，我们绝大多数人生活都比以前好很多，虽然我们在减少贫富差距的路上有一些在执行操作的时候也有不尽人意的情况，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大国的胸怀，在致富的路上一个人也不丢下，至少出发点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

困惑、行走、记录，有些人选择了这种方式认识、记录自己关注的事情，那个踩雷后只剩下右臂的摄影师挺令人震撼的，他已把摄影作为自己生命的核心；那部记录两名甘比亚青年的纪录片应该也会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另一面都发生了什么，期待你有时间翻译后讲给我们听，当然，不急，还是以学业为主。

好了，去肯你那些学术论文吧，我们也该吃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