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17: 英格兰，离别前的击肘

亲爱的小小刘，

上一次这样称呼你还是48天前，时间长到走过了母亲节、儿童节又来到了父亲节。但也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经历了三个让众人争相晒照片忆往昔的节日，看来最珍贵的人一定要搭配繁花盛开的时节。

在最美的季节里，我也完成了从0到14500的拉练，这不是“脚下生风”的距离，而是“纸上谈兵”的字数。三周，7篇论文，我是单枪匹马但会分身术的接力队员，揣摩着如何在弯道超速，怎样节省体力在临近终点时也能百米冲刺。

如果没有疫情，我则要坐在教室每小时憋出1000字以上，两三个小时结束一门课战斗。激烈程度好比电影里决定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拿着冲锋枪向周围一通扫射。

疫情让这次考试变得更像写书法前的研墨，煲汤的小火慢炖，或者冰激凌含在嘴里慢慢融化，留给我充足的时间感受、思考、打磨、如果能升华就更好了。

考试期间，我是一条活在空气中的鱼，思辨代替海洋提供养分，无需担心海底猛兽的追赶，只专心享受智力思考的单纯。在“发展”的星象里，我时而穿越到殖民时代的非洲，时而到工业飞速发展的四小龙时期，时而又转换到爱恨交织的国际援助；在“人类学”的宇宙中，我为亲属关系在现代国家中的核心地位正名，为知识工作者仍在经受工业时代下马克思提出的异化现象而唏嘘，也为新自由主义为贫困支招却带来更大伤害而忿懑……

除了和知识掰手腕，还要和英语过招。我在学术文章中很少能发现英文的美感，或者感受到流淌的情感。学术写作压缩了文字的情趣，因此只能从结构出发力求更紧实的线条，从选词和标点上追求命中靶心，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一场军训，不谈风花雪月，不读枕边情愫，只遵从不问道理的口令，也是一番新鲜体验。

过去六年公众号的书写也让我对写作本身不再惧怕。之前每一篇文章，可以说我都是耷拉着脑袋、叹着气走上跑道，还没起跑就想抱病脱逃，但每次都（）写完了。至于括号中是什么，怎么写完的，我也说不清，谜底大概只有时间知道。

写论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时间是以光速前进，考前的疫情生活，每天唯一的期待就是晚上把日历上当天的日期划掉，考试时则是一转眼到周末发现可以从左到右拉一条长长的横幅庆祝。

这场指尖马拉松在6月6号迎来了终点，结束的日子真是过于顺遂了。考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年累计的资料全都放进了黑色塑料袋。和高考泄愤的心情不一样，这次是“谢谢你们的陪伴，走好”。

双城记之初，我写过一篇“砸了这么多银子上学，得到了什么”的文章。现在旅程结束，我再扪心自问收获了什么，却发现很难在一个反复作画的调色盘上看见清晰的界限，也不易找出与时钟同步缠绕的线圈的起点。

这一年更像荡秋千的小女孩，荡到最高点时和座椅有些分离，人在那几秒有了失重的感觉。真正的加速要发生在降落时，那时才能感受到势能爆发的力量，在人生中，这大概需要很多年吧。

虽然还没采到丰收的果实，但在秋千最高处，也看到了耳目一新的风景。

它们中有些是纯真明媚的儿童画——

乘同一个航班来伦敦的程序员小妹分担了我超重的行李额度，免去我没落地钱包就先吐血的窘迫；在博物馆认识的工作人员周末成了我的私人向导，带我穿梭于伦敦的涂鸦艺术区，透过街头艺术了解金融之都的野性呐喊；继在北京见到妹妹，在网上见到妈妈后，我又续写着与一个印度家庭的缘分，在伦敦和姐姐共度了排灯节，为天空送上了很多支烟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春节。

这些风景中也有情感浓郁的肖像画——

无论阴天下雨都站在街角的杂志售卖者，他每次都带着一个单间行李背包，薄薄的过期杂志塞满了整个空间，我提起肩带不到几秒就得放下，但他肩头无形的重担应该比行李包更沉，疫情期间他的处境更让人牵挂；

也有剑桥毕业却选择与钢盔防弹衣为伴的战地记者，中东从他的报道范围变成了如今在贝鲁特的家，有些人做战地记者几年就出自传，他四十余年却仍未动笔写下自己的故事，而是在七十岁的年纪仍在勤勉地为读者提供前线观察，新闻报道的快与人生积淀的慢在他身上合二为一，与他交谈的那晚，我点着火把在他人生不同阶段穿梭，写完他的故事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灯塔；

也有从黑夜到黎明对着论文发呆的我，屏幕一片空白，心里早已为退学准备了无数理由。幸好那时没轻易转身，否则就看不到戴口罩跑完14500字的自己。

还有一些仍在创作中的画——

生活里一如往常每周给老人们打电话，按照公益组织的要求，我在电话前加了141，所以对方看不到我的号码，但固定的来电时间已经让奶奶们还没听到我的声音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她们坦诚地分享自己的烦恼和喜悦，也为考试中的我加油祈祷。我以为在去年送走姥姥后，就永远失去了孙女的身份，但是没想到今年一下子有了五个每周通话的老人，这一定是在天上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我爱的延续。

在学术中继续牵着人类学的手描摹她美丽的背影：在民族志中窥见全球化下南方世界工人愈加动荡的处境，在新自由主义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下理解人们对亲密关系新的定义，再到警惕以国家安全为名义的政策对种族、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强化。

还有从疫情开始听到现在的各类讲座。每周我都能收到那些名字有着特殊寓意的邮箱——stay awake and take action（保持清醒采取行动）又或者make change to the world 2020（2020改变世界）寄出的各类讲座讯息。那份由志愿者运营的石墨文档更让我看到疫情下燃烧的希望。从2020年1月10日至6月20日，共有1026条讲座信息被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录入这份公开文档。内容详细到日期、时间、主办方、讲者、主题、观看方式、讲座语言、备注和评论。对于结束的讲座，还会添加视频和文字回顾一览。借助这个平台，我接触到了关于宗教自由、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疫情下的污名、当代中国命理信仰、性工作者和在华非洲人在疫情中的经历等各类花式串烧。每个主题都能汇聚来自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的参与，虽然物理边界的封锁越来越深，但屏幕间相对的畅通仍能带给关心世界的年轻人一丝宽慰。

虚拟世界的知识取之不尽，现实社会的收获也用之不竭。

在即将离开伦敦之际，我在这个城市从正午走到了晚霞，走过秋雨和夏炙，一日仿佛穿过了它数月的容颜。

商场咖啡厅逐渐开始营业，但更多的商家仍像休眠的火山。透过窗户望见餐厅整齐地摆放着银质餐具，餐巾折叠得像傍晚就要迎客一样。有的店里唯一光顾的人就是邮差，大小不一的信封躺在玻璃门里，成了“欢迎光临”的地毯。

一切公共交通都要求乘客遮挡面部，因为没有明确说戴口罩，所以出现了用方巾、围巾甚至纸巾蒙混过关的。一旦发现不遵守要求的人，司机会用广播提醒，但乘客也不用担心有大庭广众下的羞愧感，因为现在规定一辆双层巴士最多可以载20个人。我在周六的傍晚坐车，是车上唯三的乘客之一。

仍在继续运作的关键岗位还有公益组织。我曾经做志愿的会客厅已经被改装成食品分发站，一个个背着类似美团保温盒的志愿者来来往往。地上明确标明两米安全距离，连厕所外面都贴了标示。

分发站的负责人马里奥是一个说话带着南欧口音的瘦削男人。他以前在高档酒店从事管理工作，伦敦宣布封城那天，正是他要入职下一份新工作——餐饮行业培训师的日子。就这样，马里奥还没入职就失业了。他的女朋友曾经在会客厅工作，于是在家闲的发慌的马里奥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食品派发。

一般志愿者每周来两天，但是马里奥周一到周六天天都来，他以前工作积累的对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等知识这时候也派上了用场。前几周会客厅正式招募分发站负责人，已经是志愿者的马里奥经过面试成功赢得了这个职位。

但他说，如果哪天这个职位没有了，那他再高兴不过了。在NGO工作的人，理论上来说都是在革自己的命，自己的岗位不再必要，也就说明试图弥补的社会缺口已经被填补上了。

本来我来分发站只是要寄存带不走的行李，结果马里奥滔滔不绝和我说了一个多小时。看得出他对这份工作的自豪。以前在高档酒店工作，员工更多被看成是数字，是为业绩奋斗的机器，老板想尽办法用最少的钱让员工干更多的事。马里奥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对下属虽然和善，但归根结底是期待他们用表现换工资。

在分发站，马里奥的管理方式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人是为工资而来，100多位志愿者坚持了三个多月，没有一个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来了，靠的是工作的意义价值，也是成员之间的感情。马里奥不再是发号施令者，而是认真的倾听和支持者，确保每一个志愿者的安全，也确保他们心情的愉悦。

从被资本主义剥削的环境到靠价值情感支撑的运作系统，我对马里奥的转变能够感同身受。我相信如果有一天这份工作不需要他了，他也会找到一份同样带给他意义感的工作，因为那种感受一旦在内心刻下烙印，就很难再掩盖起来。

但是我想他接下来几个月可能都离不开这个岗位。虽然现在英国如融化的冰面，解封一点点裂开缝隙，看到流动的活水，但是真正的危险其实才刚开始。

英国政府承诺代替企业发工资只到7月底，同时600万英国人在未来六个月内可能因经济危机而失业。听宏观数字也许感受不到前方的波涛汹涌，马里奥告诉我一个从社区中浮出的事实：解封并没有减少困难家庭对食品的需求，会客厅接到的求助反而增多了。最初设立食品分发站时，工作人员都认为这是一个应急方案，一旦疫情好转就可以结束。但现在食品包可能会纳入这家机构的长期服务项目之一。

“你知道人们一旦肚子吃不饱，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马里奥指的是走投无路走上犯罪的人。这片社区前段时间爆出入室抢劫，嫌疑人盗窃未果，被警察警告后竟然又试图闯进其他家庭。

会客厅一方面应对700多个家庭且仍在上升的需求，另一方面自身也面临食品捐赠的短缺。过去三个月的捐赠多来自那些之前给餐厅提供食品的厂家，餐厅关门了食品送不出去，就转手给了公益组织。但是现在餐厅陆续恢复营业，公益组织能获得的食品自然少了。我最近也看到一些food bank（食物银行）贴出了供应短缺的公告。马里奥将剩余的物资都存在了会客厅二层，就怕捐赠一旦出现缺口，这些存货能让他们撑久一些。

我没想到，只是来存行李和一些防护物资，自己竟参观了分发站的前台后台，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故事，临走还有惊喜。马里奥问我愿不愿意来分发站体验几天。如果我有一个疫情期间的必做清单的话，那参与食品分发一定榜上有名。每周给奶奶们打电话，我也很想知道她们收到的食品包是怎么从无到有再到她们手中的。虽然会客厅和给奶奶们送食物的公益组织不是同一个，但食品分发的流程应该也差不多。

我对那些在这里工作三个月的志愿者也很好奇，他们之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其他公益组织都面临找不到志愿者，会客厅的志愿者数量却有增无减——我三个月前就报名现在还没轮上，因为临走才获得一个插队的机会。我也想读到那些藏在食品包中的诗歌——会客厅每周面向社区成员举办包括诗歌创作等线上活动，大家的作品会被打印出来放进食品包，让更多的家庭分享这份有“面包”也有“爱情”的关心。

命运有时就是调皮。我一直住在离会客厅走路15分钟的地方都没有机会成为志愿者，下周暂时搬到一个离这里坐车40分钟的地方，却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看来不仅和会客厅有缘，这个住了十个月的社区也舍不得我，想让我常回来看看。

说到搬家，我还记得2019年的9月15日，准确的说是9月16日凌晨，我被司机放在另一个学校的宿舍门口，走进去才被告知自己学校的宿舍在旁边。我非常不情愿地离开，总害怕出去就被捅刀或抢劫，毕竟已经是后半夜了。自己学校宿舍那个低调的小门在夜色中简直穿上了隐形衣，我转了几圈才发现门铃。心想飞机晚点了十几个小时，现在估计前台早就没人了吧。不抱希望是对的，因为当工作人员出现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这个叫Amos的憨厚黑人小伙还将我两个塞满了一年春夏秋冬衣物的行李箱送到了五层。

走进这个宿舍的第一天，我记得大厅里那副“欢迎来到你的家”的立式易拉宝，也记得推开五层走廊尽头那个房间后自己的兴奋，27个小时的颠簸又拆行李到后半夜仍旧没有一丝困意。这间不能再小的宿舍逐渐变得人气满满，到处被我贴了便利贴、a4纸、卡片，开始有家的感觉。楼道那头的厨房开始冒出诱人的咖喱气味（全都不是我做的）。但曲终来得太突然，一个个宿舍空了，现在我自己的房间也成了众多房间中的一个，普通到看不出任何个人色彩。

离开伦敦之际，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城市既了解又陌生。一天的暴走无意中路过很多曾经去过的地方，好像是老天爷特意安排的告别路线，我边走边惊呼，这里我什么时候来过，那里我在什么时候和谁见过面，这家咖啡厅我当时坐在什么地方。

熟悉之外的新发现是原来伦敦的市旗和英格兰的旗帜是亲兄妹，只差一角的十字标识。怪不得很多人门前既挂英国米字旗，又挂红白十字旗，我以前还以为是别的国家的旗帜（说到这里不敢承认自己是文科生了）。

而我将要度过漫长夏日的地方在北纬57度的苏格兰，如果那里有夏天的话。

我每周打电话的其中一位奶奶小学一段时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她说直到自己学会苏格兰口音，班里的同学才和她做朋友，她还嘱咐我尼斯湖水怪的正确发音是loch ness，ch要读“喝”，不是“吃”。这里离尼斯湖骑车就能到，当然真正的水怪只会在梦里来找我。

苏格兰的方格裙即将代替英格兰的精致讲究，过去十个月的“披星戴月”即将被北纬57度的“日不落”取代。疫情期间人们用击肘代替握手和拥抱，那么英格兰，下周我们在食品分发中击肘，在逛公园中击肘，在临别拜访奶奶们时击肘，在未来看到红白旗时击肘，在今后长久的回忆中击肘吧……

亲爱的大赛：

看来你这是对这一年的总结了，这一年也是过得真快，对于一个离开学校10年的人为了自己的梦想重新走进校园学习，又是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学习，能想象的出这一年的艰难，但看得出你也是收获满满，从专业学习，到经历各种人、事，也让你成长了很多。

这一年也是特殊的一年，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目前有近50万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们挚爱的家人，也让我感到了生命的脆弱，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珍惜彼此、珍爱生命。

虽然期末考试结束了，但也还有2万多字的毕业论文要写，也祝你在之后的新家开启一段新的生活，顺利完你的毕业论文。

保重身体、并保持积极、愉悦心情，让自己充满正能量，这也是一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