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进行一点批评

个人认为有被过誉的嫌疑，当然考虑到那个时候西方左翼对前三十年的不算深入，有一定的滤镜可以理解，但是知乎搜了一下莫里斯迈斯纳，感觉把这本书捧得略高，实际上这本书很多地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本书写的很宏大，从1949写到1990年代，分析毛本人的执政决策、措施以及在他活着和去世后对中国的影响。国内出版的时候删掉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部分，这部分我建议直接看赵鼎新的书，论分析的严谨性和资料可信度肯定比本书高多了。

其他部分中，文革部分已经被人批判其史实谬误（我实际上直接跳过那几章没看）。

大家称赞比较多的1978年后的内容，不能说错，只能说作者倾向性比较强，主要强调1978年逐渐搞市场经济带来的混乱、两极分化、官僚化等问题。这是事实没得反驳，但是对比66年以前作者的态度，又觉得对第二代领导人举措的评论不是很公平。起码这一部分一些内容存在不是大问题，但是个人认为值得评论一下的，下面是几个例子：

非集体化也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例如，由于各地农村都毫无计划地大兴土木盖新房子，需要大量木材作为建筑材料，乱砍滥伐森林（以及由此造成洪水泛滥）成为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回到个体农业经济，以及一些村庄相对比较富裕，农民把积蓄主要用于盖房，大量占用了可耕农田，使从1957年开始的可耕土地面积的减少已经到了警戒线。

固然盖房会占据耕地，但是宅基地真的是重要原因吗？（或者说，为了耕地面积，农民不应该盖大房子？）与其怪罪于农民盖房子，更关键不是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本身就在侵占耕地吗？这比农民自己盖房子多多了吧。问题来了，城市化作为马克思所希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一环，是为了耕地面积可以放弃的吗？

集体组织的解体，当然也瓦解了农民曾有过的集体价值观念，传统的风俗、信仰、迷信和礼仪很快填补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四个现代化旗帜下进行的“农村改革”，却使最典型的“封建主义”思想得到复活，而（）和他的市场改革理论家们，一直批判封建主义的历史危害，认为它是导致毛时代的政治错误和经济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与这些旧思想旧观念的复活相比，政府更担心的则是农民在婚丧嫁娶方面的“铺张浪费”——把本来可以用于改良土地、购买农业设备和保水保商的资金都挥霍一空。对农业缺乏长期投资，是自1985年后农业发展停滞不前、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的主要原因之一。

评1978年后各种超自然、反科学热潮开始出现，甚至连南开校长曹雪涛博士论文都是试图将玄学和医学结合在一起。这固然是1978年后的政策直接形成的，但是其根本原因却不是因为改开。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古斯塔夫勒庞则预言康米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将远不如宗教，因为它答应的东西太具体了，因此很容易引起失望。这则预言用来分析以原华约国家为代表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很合适。同理，因为康米主义并没有给农村老百姓带来富裕，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对象，承担给城市工业化提供剩余产品的职责。因此长期以来，广大农村真的会非常信仰毛主义吗？国家对农村的深入管理的历史到头后，更有生命力的宗教迷信反扑是必然的，因为实际上康米主义已经缺位了。固然直接是因为二代领导人逐渐放弃一代对农村的政策，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一现象本身就无法避免，仅仅靠捂着是很难迫使继续让农村不迷信。

许多地区原有的大队医疗诊所先后关闭。农村学校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幅度下降。由于家庭成了生产单位，农民需要把孩子留在家里帮助干活，学生的入学率也下降了。没有了公社和大队，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大规模的公众设施工程也变得十分困难，例如兴修和维护水利灌溉工程和大坝。这是1998年华北和华中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的原因之一。

这一现象是存在的，黄宗智也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提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多公共设施疏于维护以至于荒废的问题。但是把1998年洪水责任放到这上面就强人所难了，毕竟从专业性角度来说，水坝应该是国家直接操盘找专业人士去修筑，农民修筑真不怕影响种地吗？而且要说洪水的话，你说得对，但是758是一场由板桥水库引发的……所以真要面对极端天气，找人修和农民自己修有什么区别。

所以，在三中全会时，政治上取得胜利的邓阵营里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对改革进行探讨中，没有认真考虑过用真正的社会主义选择取代指令经济模式。只有在现存政治体制中能被接受的改革措施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些措施包括各种下放经济权限的方式和引进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对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有着特别的诱惑，因为当时在全世界，正是新自由派把“市场的魔力”捧到登峰造极程度的时刻。

迈斯纳在原文也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那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怎么实现？纵观全书，我相信作者喜欢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没有官僚主义的世界，这可以从可以从作者反感50、60年代为了发展经济出现的官僚主义（其实就是安舟说的“技术官僚治国”），称赞毛有反官僚主义倾向看出来。这也是马克思希望的，也是很多理想主义左派希望的。那么首先，这个社会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举措去发展经济呢？如何去实现马克思理想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取消社会分工的世界呢？似乎根据格申克龙事实来说，几乎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毕竟中国是后发国家）不依靠集中的国家和官僚来组织经济发展就可以快速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换言之高度生产力和去官僚化只能二选一。国家当然可以抑制官僚主义，但是如果认为不用官僚就可以发展经济就有点唯意志论了（这倒是作者批判毛的角度）。

因此现实中不存在这么一个没有官僚主义又能快速发展经济的社会，大家在现实中只能选择相对比较不理想的世界，那么人们愿意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大家收入都只有250元的世界（顺便说一句，这个世界依然有官僚，无论是军队里面还是文职，都享受特殊待遇），还是一个穷人收入300元，但是向上还有许多收入400、500甚至更高收入的人，当然也有收入几千的官僚。当然，也许前一个世界继续发展起来大家收入也能达到300、400，但是这种当代人视为“绝对平均主义”的举措并不是什么外来的，而是产生于本土，是强权下大家不敢跟别的阶层对比，只敢跟身边人对比，对身边人更好的命运、更多的收入不满而形成的（应星语），而为什么这种想法会存在，我就不说了。

在自由权利方面，作者对后毛时代的批判站在西方左翼的角度固然有道理，但是跟对之前毛时代的批评相比却不是很公平。应星调查水库的移民的时候，也注意到1978年以前因为修水坝移民的人没有闹的，但是1978年后闹的人很多。这不是因为1978年以前多么完美大家都信服，而是农村基层机构管得严，大家有怨气无处发泄，1978年后放开了，管理强度下降，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从农民的角度来说，1978年前这种大型设施的修筑大概率让他们被迫损失利益却无处申诉，所以还是1978年后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一系列其他的社会矛盾（例如《中国农民调查》中提到的一些农民的行为）会出现，是因为上面愿意给人民议价的权利，所以各种问题才会爆发出来。托克维尔在评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指出，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也就是路易十六开三级会议的时候，路易十六时期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突兀,从而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换言之，作者能讨论市民的行动本身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前一个时代在谈论写作各方面更开放。

所以，作者对1978年后中国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作者写作比较理想主义，在写前三十年的时候跟改开后相比就逊色很多，而且在评论两代领导人的时候又有一定的倾向性，导致我认为这本书有过誉的嫌疑，对前三十年的的历史更应该看看其他作家的作品作为交叉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