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有弥补性和透支性因素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1978年之前，由于政治动乱，经济增长缓慢甚至急剧恶化。而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内不断集中权力和加强社会管控，对外不断鼓吹大国崛起和加剧与西方国家的对抗，经济转而呈现下滑趋势，越来越疲软。

中共1949年建政，但找不到1952年前的GDP数据。以官方公布的1952年的GDP679.1亿元人民币，1978年3678.7亿元，2012年538580.0亿元，2023年1260582.0亿元来测算，1952年-1978年26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71%； 1978年-2012年34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80%；2018年-2023年11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04%。三个阶段在政治上分别对应毛时代，邓时代和习时代（参见“毛时代，邓时代和习时代的共同点、转承和区别”）。这些数据及以此计算的增长率无疑有很大的水分，实际增长率不会有这么高，但能反映出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

改革开放34年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市场经济成份的扩大，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加入WTO后成为全球生产基地，还有劳动投入强度大。但也有前期基数低而带来的“弥补性增长”因素。与国外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一旦政权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就爆发出惊人的经济活力。

还有一部分“透支性增长”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对环境的破坏，使用率低、投资回收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豆腐渣”工程；有害有毒食品和用品泛滥，996高强度工作和劳动对健康的损害；沉重的债务负担；社会不公正不仅加大了当前的维稳成本，也会导致未来高昂的社会成本，属于“长期未付账款”，但并没有计提进当期成本。这种种状况促进了当期经济的发展，但会加大将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所以，将毛时代、邓时代和习时代放在一起来测算，1952–2023年的71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就降为11.18%。比邓时代34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15.80%就要低4个百分点。如果将来经济增长继续下滑，那年平均增长率会更低。那么，如果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实施邓时代的政策与不实施透支性的经济增长政策，年平均增长率就应当介于11.18%至15.80%之间。逐年的经济增长率也会平滑得多，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按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共建政以来，GDP最高年增长率为1958年21.3%，受益于苏联的援助项目。最低增长率为1961年-16.2%，正处于大饥荒。

这种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其实是中国历史之常态，很多朝代都有相同的现象。例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康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人口和粮食产量迅猛增长。民众的生活节节攀升，有获得感，日子有盼头。大多数人能求得温饱，越来越富庶。但每个朝代也只有这么一段好时光，其它年景就很不堪了。到达顶峰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统治集团越来越腐败与荒唐，而不能自拔，于是陷入饥荒和战乱而最终灭亡。未来的历史学家撰写红朝的历史，也可以将改革开放时期称之为“改开盛世”或“江胡之治”。

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会对不同时代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显然，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的景况最好，青年和壮年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没怎么耽误学习，有上大学的机会。同时由于40后和50后被耽误，出现人才断层，机会就多，收入不断增长，阶层提升也比较容易。而40后和50后最糟糕，年轻和壮年时物质水平没什么改善，娱乐也很单调，被管得很死，大好年华都投入或被卷入到狂热而无意义的政治运动中了。但体制内的40后50后晚年比较有保障。中共现在在分配政策上，向体制内的40后50后倾斜，退休金比大多数年轻人的工资还高。可能是想补偿他们的青春损失。但是是拿现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来补偿他们。80后、90后介于中间，大学学历贬值。就业难，收入低不稳定，还处于996的高强度工作或劳动中。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上升机会少。好在赶上市场化和互联网时代，消费和娱乐多元化，是最丰富的时代。00后也是这个趋势。

总之，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欠了许多债，需要现在及将来的人们努力劳动和工作来偿还。偿还得起就不至于陷入恶性循环，偿还不起经济和社会运行就会崩溃。目前看起来，情况不妙，人口萎缩和老龄化是大问题。如果不能扭转人口萎缩的趋势，或者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没有质的飞跃，没有制度转型，就难逃厄运。

2024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