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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什么叫爱新闻?就是不干新闻了还要干新闻。(转)

医疗行业之内,亦非万马齐暗,还是有很多人热爱。不过有些人的解释是: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的独裁专制,那是套用了西方的法学框架(不是套用中国法学框架)。也许中国的法学框架就是保护某些老虎与苍蝇,希望及时放下,不了了之,巩固一个更加滥权和腐败的社会。

我在干新闻这行的时候就告诫自己:不要不做新闻了就说新闻不行了。到底是要说自己当年多么牛逼?还是要说自己如何理想破灭?这太无聊了,这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姿态非常不酷,天宝年间的事情就不要提了。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是什么让新闻业衰落?我上一篇说了,是言论空间的收窄,更直接点说:是权力杀死了新闻——不是他们说的互联网的冲击,也不是媒体人的自甘堕落,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权力?这才是今天最有价值的问题,也是每个人逃不开的问题。张雪峰激起的波澜为什么到今天还未停息,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一种选择是离权力的伤害范围远一点,或争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比如现在很多人热衷的考公,这也是张雪峰、张小强给出的答案。但我必须说,这不是出路,这不仅是理想主义的否定,也是现实主义的否定。道理很简单,今天只是新闻业不行了吗?房地产、教培、平台经济……过去一两年,多少行业不行了?大家都去考公,请问谁来纳税?这个道理不复杂,请问你能躲多久?

一种选择与权力对抗,这是难而正确的道路。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人内心就会否定了。这是我个人去年以来的一点小小体会,疫情管控结束前夕,很多人的行动给了我很多感动,以及启发。我记得当时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两天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当人性中勇敢善良的一面被激发出来,也是有强大力量的。”

前段时间我去湖南广州逛了一下,见了一些朋友,有些感想与诸位分享。在长沙见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是褚朝新,以前新京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现在已经不在媒体了。吃饭前收到他消息,说要去做个暗访,晚一点到。让我很惊讶:都不干这行了,还去暗访?来了之后我问他,是不是有平台约稿?他说不是。后来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说:很佩服朝新,不干记者了还葆有记者本色,让我写写评论可以,但让我去跑现场我多半是不干的。什么叫爱新闻?就是不干新闻了还要干新闻。

然后到了广州,也约了几位朋友见面,一位是苏少鑫,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但网上一直有交流,他和同道做的“越秀山边”,虽然只是一个公号,在我看来,这是去年广州最好的媒体。他们在疫情期间的一系列发声,延续了广州“公民社会”的传统,不仅是广州最好,说是全国最好也不为过。前不久“越秀山边”被永久封禁,每一篇文章都打不开了,但这不重要。

一起吃饭的朋友中,不干新闻了还在坚持表达还有宋志标和余少镭:少镭兄的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是为一绝,笔耕不缀更是令人佩服;标哥的时评,文笔与深度少有人及,不夸张的说,是今天最好的时评。饭后聊天,我跟标哥说: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权力面前如何自处”的问题。标哥说没法自处,我自我要求低一些,我觉得至少要表示自己不服从,也许没什么用,但至少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

实际上,即便行业之内,亦非万马齐暗。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财新,除了财新,就我视野所及,还有北青的“深一度”,居然还能坚持深度调查报道,坚持舆论监督,也是一个异数,令人佩服。还有上一篇我提到过我认识的新闻学院里的好老师,比如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庄永志老师,我看他的朋友圈,还在教学生如何做真正的新闻,谈调查报道是什么、怎么做?

有句话叫“千年暗室,一灯即明”,越是这种时候,有人做燃灯者越是可贵。今天需要的不是唱衰,而是鼓励,而能够给人以鼓励的,是人和行动。在巨无霸面前,有无数的理由选择现实,选择逃避,但这样终究是不行的。前几天我跑步的时候,音乐APP突然给我推荐了一首我之前没听过的歌,宫阁的《同化我》,里面反反复复在唱一句:“体谅每个人的懦弱,直到所有人都懦弱。”

医疗行业之内,亦非万马齐暗,还是有很多人热爱。不过有些人的解释是: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的独裁专制,那是套用了西方的法学框架(不是套用中国法学框架)。也许中国的法学框架就是保护某些老虎与苍蝇,希望及时放下,不了了之,巩固一个更加滥权和腐败的社会。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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