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22）

       武汉市第四医院之所以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能够群魔乱舞，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监管部门及保护伞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团体的和睦以及达成医院各利益集团共识的压力而压制常识（放任医院某些院领导滥权），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公共决策。并且只有专制管理制度才能对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提供秘诀和庇护，使滥权和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其次，专制管理实际上也包括分赃管理，上级监管部门的默许，不断积累着医院经济（负债累累）和社会（毒化人心）的风险。第三，专制管理者宁愿医院中每一个人都为金钱而奋斗，它要诱发人的贪欲，这种贪欲使“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为最普遍的感情”。第四，专制管理会诱使医务人员只关注个人利益，而压制公共利益和品德。因为所有专制管理的院领导，都害怕有特立独行的个体，关注医院弊端，因为这些关注会随时质疑医院专制管理的合法性。当医院的改革沿着专制管理者有意导引的这个方向走，对自由公平正义的关注必然会淡漠。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医院领导只懂医院商业模式，却不懂医院正义模式，在他们眼里患者就是流量，流量就是估值，医院某些领导害怕失去患者，却不害怕失去患者的性命。上级机构、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希望将技术看作是医疗变革的动力，将技术视为医院未来的美好图景。但因为掌握技术的人不可控，中立的技术最终制造恶果。人性之恶，最根本还是管理制度之恶。其实，你只消基于正义感，发出一个正常成年人应有的心声，去抗议某些院领导的暴行，每发生一起暴行你都不去助纣为虐，而是起而对抗暴行，那就是“抗争”了，就是有正义感的体现了，难道抗争和维护正义就是“做炮灰”？如果漠然无视，连公开同情都不敢表达，一切以迎合某些院领导专制为能事，无论医务人员还是患者遭受苦厄，其亲人仍会以泪洗面痛度残生。如果医患双方还沉浸在像医疗众筹等待救世主的梦境中，沉浸在医患互相暴力伤害的现实中，而不是关心医院公共议题，而不是推动医疗变革消除特权以及扫黑除恶，那么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既是医院上级监管部门以及保护伞以权力和物质利诱达到奴化医务人员所致，也是将坚持说出真相的人变成人民公敌，压制真相和言论自由所致。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发展并不是祈望某些院领导、上级机构及巡查组颁赐一个梦想，而是要拿回医务人员以及患者生而有之的合理权利。这样的合理权利，不在三皇五帝之前，也不在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后，而是随时随地、人人享有的自由空间。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