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邪非邪

我很喜歡《伯夷列傳》，順帶也看了韓愈的文章，所以對那些借題發揮的文字，總覺得是「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舉頸遙相望」。（《調張籍》）

司馬遷所著的這篇傳記，相較之其他傳記，頗為奇特，那就是雖然是傳記，但其實所寫的，卻並非伯夷叔齊這兩個人。名為伯夷列傳，但在具體的傳記中，卻沒有太多真切不移的事實。所以，開頭就要在許由這樣的傳說人物，以一種信或不信的猶疑來表達自己的恍惚。

恍惚在於事實，所謂資料雖多，又有名人名言為證，伯夷叔齊似乎確有其人了，但孔子所說的「求仁得仁」，抑或是「不念舊惡」，又指的是什麽事情呢？古注裏雖然也有一些解釋，但總歸是不那麽容易說服人的。更何況，司馬遷本人也往往有一種懷疑的態度，因此，他之所以為這樣一位模糊的人物立傳，便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所在。也正因為，無法從確切的歷史來描寫這一人物，也就要在「不得不」上，來寫出一篇合乎其人其志，卻又不能與其他傳記整齊劃一的文字了。

正如後人所評論的那樣，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寫伯夷叔齊，不如說是在寫司馬遷本人的疑惑。

當面對那些形形色色，各有其不凡之處，值得青史留名的人物時，司馬遷是按照自己的眼光來選擇歸類的。伯夷叔齊，有什麽必然要寫的地方呢？在序言中，司馬遷自己的說法是：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他之所以選擇伯夷列傳來作為「列傳」的開篇，其用意正如將孔子納入「世家」一般，都在乎表彰。

但這又和其他類似表述一樣，這種提要，固然有其表面的理由，但真正的情感脈絡，卻只有在傳文中去體會。所謂正面敘述在序言之中，而反面之譏刺，卻留在了文中。

最有趣的地方，便是伯夷列傳中的「正傳」，當司馬遷將自己所瞭解的各方面材料，融合到一起的地時候，他生動地描繪了一幕活話劇。開端就是伯夷叔齊各自謙讓，不願意違背自己心中理念，而得到那不應得的王位，於是紛紛逃國。

這時候，他們聽說了一個消息，西伯昌善於對待衰老之人，所以打算去他那裏居住。

但到了地頭，才聽說一個驚人的消息，西伯死了，可他的兒子，不僅不為此哀哀傷悲，反而在車上載了一個木牌子，告訴大家這就是文王，而他便是武王，「我們一起去討伐紂王吧」。

軍隊轟然而過，那竪着木牌子的「文王」，在武王和群臣的簇擁下向東行進。

塵埃中，喧囂中，兩個人逃國而來的人，在馬前說了一番不動聽的話。

最開始知道有這篇文章的時候，便覺得這個場景，不那麽真實。而後來的考證者，也不厭其煩，滔滔汩汩，寫了一大通論據，就是要說明司馬遷在這裏所寫的時間地點人物，似乎都有問題。但真正讀了這篇列傳，我不僅沒有因為這種不真實而喪失了對於司馬遷這位史學家的信心，反而在一種莫名的情緒中，似乎理解了這一整部《太史公書》，到底是為了什麽而寫下來的。

但這種理解到底真或非真，我是不確認的，這就像司馬遷自己在反復追問一樣，到底我所知道的，能否支撐住我，而支撐住的我，又真地如我所想那樣，具有何种意義嗎？但這意義存在或不存在，又有什麽樣的解讀呢？我和非我，在這樣的故事之中，到底是誰在為了誰而存在呢？

其實若只為了這難以考證，無法確認的兩個人，實在無需作這樣一篇列傳，君不見那些王侯將相，不也很少一個人佔據一篇傳記嗎？到了後世，位置更加緊缺，不得不讓大家都擠在一篇之中，然後仿彿也在這滔滔時間長河之中，得到了一種存在的可能。可惜，就像武王載着木牌子去討伐紂王一樣，他何曾去想過，那東周又劃分為東西二周的窘怕呢？

伯夷之存在，自然是必然的，這也是司馬遷要用伯夷，而不用許由的原因所在。許由的墓都存在，但伯夷呢？卻只剩下孔子的兩句話——可司馬遷偏偏就要用伯夷，只是因為許由的事跡，無非是一種值得尊敬的「義至高」，可伯夷的處境，確實一種在兩難之中，不得不堅持自我的決然。所以，伯夷列傳中的傳記如此短小，如此荒誕，如此不可落實，如此虛無縹緲……可在這種種迷霧之中，那吸引了司馬遷，進而又在千萬年後，都將永垂不朽的，豈不正是這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舉世滔滔，獨立滄海的一種意志嗎？

可這里說到「意志」，卻又不是為了表彰什麽？

司馬遷真地在表彰什麽、歌頌什麽、樹立什麽嗎？

不。我認為不是這樣的。他所希望追問的，早已化作一片空蕩蕩的山河，即使寫完了這部大書，即使如他所想象那樣，確實成就了自己的誓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又如何呢？

天已蒼蒼，水已澹澹，日暮途窮，則《伯夷列傳》中所問的怨邪非邪，其答案來與不來，又有什麽值得糾結的呢？

所以《伯夷列傳》，與其說是寫了伯夷叔齊，不如說是在寫司馬遷的「司馬遷」，當那個肩負家族使命，意圖承接這追溯久遠的光榮時，他何曾想過，到了寫完之後，一切需要記録下來的，都成為一種「怨邪非邪」的模糊呢？

如今想想，司馬遷和漢武帝的名望，真是其重若彼，其輕若此。

於是，我也就想起村上春樹在某次發言時，所說：我總是站在鷄蛋一邊的。

歷史削減了神聖的謊言，也不會屈服在什麽人為的設定上。這就像《本紀》中對於周朝歷史的追溯，有多麽莊嚴，到了這篇小小的列傳，其開創者的形象，就有多麽滑稽荒誕。所以，在那開始的話劇中，伯夷叔齊，固然是一種角色，武王和太公又何曾不是呢？而那未登場的西伯，還有那只提了名字的紂王，在這善惡的評判中，卻都化為一種爭論，又能如何呢？

所以，不喜歡，也不認為伯夷叔齊的諫言站得住腳的評論家，總是會一再出現的。「欲兵之」的左右，還是扶而去之的聰明人，也無非就是，將原本的歷史和還未發生的將來，湊到臺上給我們看罷了。

司馬遷死得成為一個謎。

就像伯夷叔齊到底如何而終，也沒人知道。總有人要把它們擡高到「餓死」，司馬遷就是這樣記録的。可伯夷叔齊真是這樣笨嗎？自然也有人為他們辯解。可無論如何議論，最後卻都是在一個夢裏，又解釋這夢如何如何罷了。

所以，伯夷叔齊死了，很多人也死了。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如何而死，但所謂的傳說，還是故事，抑或是現代的小說，其實那裏面的真實，正體現於作者和讀者共同預謀的一種相信。相信與否，大概也就是司馬遷反復所說的「怨邪非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