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败一颗中子星：读《风雨人生》

有时候我有点抵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砖头书，比如我手里的这本《风雨人生》，名字听上去就像老年人拿来打发时间的庸俗电视剧。一翻开译者序言，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报告味道，总要在结尾起个高调，呼唤不知道在哪里的真善美，好像缺乏真善美还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一样。

但我还是觉得很有必要去看这本书。

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这本长篇小说本来有个野心勃勃的名字：《生活与命运》，隐隐有点向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挑战的意思。说来也真巧，这两本书都记录了苏俄的战争，一场是与法国拿破仑，一场是与纳粹德国。而且都是全景式的记录：场景宏大，人物众多，笔法又是如此精工细作。这本书还继承了苏俄文学的传统：从一个本就宏伟壮丽的的事件中升华出某个关于人生和世界的大哉问，由物理世界的巨大扩展到心灵世界的宽广。

《生活与命运》由一系列看上去有点凌乱的事件组成。它们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组织，似乎发生在苏联大地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件事都被作者写下来了。他记录农村、记录城市、记录实验室、记录麦田、记录森林也记录大海。事件的人员也杂乱无章，有士兵、农夫、女佣、科学家、军官、政治委员、敌人、母亲和父亲、孙女和奶奶、敌对分子、叛徒和集中营看守……看上去真是一锅大杂烩！但好在这些所有被记录下来的事物都围绕着一条明确的轴线：苏联和纳粹的战争。于是杂乱无章的小人物们就被组织了起来，他们迅速分成敌人和同志，前线和后方。即使在纳粹的集中营里，也要严格遵循分类的原则：美国人住一堆，苏联人住一堆，波兰人又住在一堆……这种分类、即使在集中营中也要严格遵守的原则，恰好也是书中遵循的原则。书中以某种轴对称结构均匀地描绘了苏德双方在这张战争中的表现，但又总能看到一些不合规矩，没有章法的地方。

这种“不合规矩”的地方就是人的古怪的良心。格罗斯曼是物理系出身，对物质的结构有充分的理解。他曾不无打趣地写道：纳粹的原则与现代科学有可怕的相似之处。纳粹不就是要将每个人像原子那样排列得整整齐齐吗？作为后生，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天文学观测到的中子星就是密度极大的天体。在那里，每个原子都被引力碾碎，只剩下小小的原子核相互倾轧，没有风、没有生物，只剩下一片永远死寂的荒原……这不就像极权主义社会吗？

苏联和纳粹，就是两颗撞在一起的中子星。

有必要聊聊这本书的历史了。

格罗斯曼是苏联的著名作家。在二战时他曾是随军记者。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报道纳粹集中营的记者。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发表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格罗斯曼感到宽松气氛已经到来，就在1960年完成了这本《风雨人生》。将之前的章节发表在杂志上获得好评之后，正准备发表剩下的章节，却迎来警察上门，将手稿连同打字机一起“逮捕”，送到了令人胆寒的苏共党鞭苏斯洛夫跟前。苏斯洛夫表示，这本书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接着苏斯洛夫对这本书判了一个徒刑：在两百年内都不得出版。

现在并不是2160年。实际上，胆大妄为之士将这本书的手稿拍了照，偷偷运到了境外。瑞士在1980年出版了这本书，一下子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就像《大师和玛格丽特》一样，苏联很快就取消了两百年的徒刑。1988年，这本书在苏联出版，1991年，苏联自己倒是垮台了，寿命不足它给出的刑期的一半。

这本书到底危险在哪里？如果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倒也罢了，这本书可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也被禁止了的，在相对宽松的年代里都被评价为“危险”，格罗斯曼在这本书里都说了些什么？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苏联和纳粹是一路货色”这个人们可能会模模糊糊地想到，却未必会说出口的事实。

在这本书存在很多镜像般的对称关系。比如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曾经建立了集中营来消灭社会中的“垃圾”，苏联人的集中营里关着的是怠工者和敌人，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关着的也是怠工者和敌人；两边都有一个无限正确、无比强大的神一般的领袖；两边都曾对自己的人民展开了无情的清洗；两边都有一个创造新世界的理想、意识形态和理念……在这些宏观的事物之外，微观的层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德国和苏联双方都有疲惫不堪的人民和士兵，都会有某个人在战争进行中的某个瞬间突然如梦初醒地发出一句质问：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啊？

这也使得纳粹集中营中的主管利斯和老布尔什维克战俘莫斯托夫斯科伊之间的对谈成为全书真正的核心和枢纽。这场古怪的对谈实际上是小说的需要。作者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也一定要让他们做出不符合自己个性、立场和身份的举动来，因为这才是整本书真正的核心，或者说核心之一。其他的部分只是辅料，就像证明一个定理之前会有无数的引理做铺垫……

这场古怪的对谈中，那个纳粹利斯表现出某种慌乱，但同时也透出一种疯狂的理智。这场对谈主要就是他的喃喃自语，他对自己本应仇恨的布尔什维克说：

“两个极端，当然是这样！假如不完全是这样的话，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可怕的战争。我们是你们的死敌，是的，是的。但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胜利。明白吗？如果你们胜利了，那我们又会完蛋，又会依靠你们的胜利活下去。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我们打输了，也是打赢了，我们将换一种形式继续发展下去，实质还是一样。

……

我想，外语的用处在你们的集中营里不会比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小些。今天我们对犹太人的仇恨是你们害怕，也许，明天你们就要采取我们的经验。到后天我们就显得更宽松了。我走过了很长的道路，是一位伟人领我走的。你们也有一位伟人领导着，你们也走过很长，很艰难的路。我也认识勒姆，我相信他。可是就应该枪毙他。我真不懂，你们实行恐怖政策，杀了几百万人，全世界竟只有我们德国人能理解：应该这样！完全正确！您一定要理解，就像我理解你们一样。这次战争想必使你们害怕了。拿破仑本来不应该打英国。”

这完全是不合情理的，纳粹的看守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和一个布尔什维克玩这种心理战术。这是格罗斯曼自己的看法，这位经历了斯大林同志仁慈统治的记者，在德国的土地上看到了某些让他觉得相似的东西，让他觉得一定要说出来。

但苏联和纳粹是一丘之貉这件事并不是这本书的全部！绝对不是。就在这场奇妙的对谈之后，格罗斯曼用一种很笨拙的方式插入了一段短短的文字，这段文字可能才是格罗斯曼在经历了肃反、镇压、清洗、纳粹集中营和战争的重重锤炼之后，依然痴心不改想要呐喊的宣言。

“善不在自然界，不在传教士和圣人的说教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的学说中，不在哲学家的道德中……

……在可怖的时代，在以国家、民族光荣和对全世界行善为名义为进行疯狂残杀的时候，在人已经不像人，而只是像树枝一样荡来荡去，又像一块块石头填进山沟和土坑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可怖和疯狂的时候，这种没有用心的、可怜的、像镭粒子一样分散在生活中的善良也没有消失。

……怎样能不使它枯死，不使它丢失，而变为一种力量呢？教会就是使它枯死了，将它丢失了。当善良不是什么力量的时候，它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想把善良变为力量，它就失去本色，就会暗淡，失去光彩，就会消失。

……但是，法西斯的黑暗在我面前暴露得越多，越全面，我越是清楚地看到：人的人性总是存在的，是消灭不了的，即使在浸透了血的黄土的旁边，在毒气室的门口。

我在地狱里锻炼了自己的信心，我的信心是从火化炉里出来的，是穿过了毒气室的水泥墙的。我看出来，不是人在同恶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我看出来，是强大的恶在同人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毫无意义的善良的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越是没有意义，越是无力，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对它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

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輾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但是，如果人的人性就是现在仍没有被摧残尽的话，那么恶已经不可能取得胜利了。

乍看之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绝望导致的精神错乱，或者说又是俄罗斯圣愚崇拜的复活。但说实话，在经历了2020-2022年的这些事情之后，我反而会感到格罗斯曼的这段宣言自有其道理。

有的时候，给我们制造了最深重灾难的祸根并不是难以理解的，恰好相反，它相当简单易懂：当一个人没有把另一个人当成人来看、当成人来尊重，甚至只是把他贬成一个工具、一件物品甚至一个符号时，最可怕的颠倒就发生了。纳粹和苏联都曾打造过光辉的理想外壳，可是这种理想里没有对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尊重，结果呢？社会和政治的机器无情地碾碎人类的血肉，并将其吞吃殆尽。给大地抹上独属于权力的血痕。

但完全称不上有什么力量的善却往往能突破这种限制，它不受主义和规章的约束，只听从自己的本心，因此也就难以抵抗，难以防范。

我想起了很多很多人，甚至包括想发表这本书而不成的格罗斯曼自己，他们都是中子星社会上被压迫的小小原子。但中子星社会并不能像真正的星体那样，获得每一个原子毫无异议的服从。苏联在1991年解体，日本军政府在1945年宣布投降，红色高棉在1979年倒台。在这之前，这些星体中一定也有无数的不安分原子，想要跳脱自己所处的环境而不得，这是无从捉摸的个人命运的悲剧。

但无论如何，就算如此，人依然可以在这种情形下保有自己的善。而这恰好就是打败中子星的武器。

至少，格罗斯曼和我都是这么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