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日记

2020.3.23

一

2011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没有朋友，整天待在房间闷声不吭，处理客厅鱼缸里死去的鱼。我一般都是用小刀把它们的身体随意切开，然后往切口处撒双氧水，观察有没有泡泡冒出来。那时我家的热水器坏了，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一架旧电扇没日没夜吹出微弱的风。我的头发经常接连几周不洗，穿着一身褪色的睡衣邋遢度日，等到实在受不了自己身上的馊臭味时，我才会去用盆子洗个凉水澡。

那年我的父亲刚刚失业，跟我一起待在家里，整个人阴晴不定。他全天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睡觉，睡醒后就去阳台翻出他那个破破烂烂的工具箱，试图去维修家里的某些东西。但我们都知道，在多数情况下，单靠巨大的打击声并不能使坏掉的机器变好。于是他通常会选择放弃，然后去厨房准备做饭。除此之外，他还会不定时打开我房间的门，环视我像垃圾场一样的房间，然后对我一顿臭骂。这是他的一个发泄手段，我觉得，因为他自己的地盘并不比我整洁很多。我曾经不知好歹地试过锁门，结果换来的是他的拳头，砸在听上去摇摇欲坠的门板上，这种滋味比拳头直接打在我身上还恐怖。还有一个始终让我感到恐惧的，是他趿拉着拖鞋来到我门前的声音。这种恐惧即使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也依旧存在。

那时候我正处在青春期，厌恶身边几乎所有的人。从小把我养大的奶奶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治病，她是在假期刚开始时，跟爷爷一起坐火车去的。临走前我给她看了我的毕业证书，她把那张红色的纸片收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塞进衣柜深处，那个盒子装着我从小到大写给她的贺卡和明信片。爷爷奶奶在走的前一晚叫来我的父母吃了一顿团圆饭，我还记得母亲那晚喷了新的香水。等到饭后母亲收拾碗筷时，我无意看到了她手机里的新信息，发信人是一个陌生的公司名字，内容亲昵地叫着宝贝，说给她买了几套新的护肤品和首饰。我当时愣了几秒，然后把她的手机放回原位，一声不吭地回了家。回家以后父母又开始争吵，我流着泪在房间里写日记，写我感觉这个家简直恶心透顶。

二

最终到了七月中旬的某个凌晨，父母一致建议我去母亲工作的工厂打工。

那天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半夜被他们的争吵声吵醒，等那边声音逐渐弱下来时，我听见自己的房间门被打开了。一个人在我门前沉默了很久，不知道是在看装睡的我，还是在看我床边那个装满腐烂瓜果皮的垃圾桶，那是我房间腐臭的气味来源。其实我从前面的脚步声就能够判断是母亲，她的步伐十分轻柔，就像她日常走路的姿态一样。

在门口站了不知多长时间后，母亲终于走近我，坐在我的床边，把我蒙在脸上的被子拉下来。

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她故作语气平淡地说。我转过头，望着她。这几天睡觉没拉窗帘，远处昏暗的灯光混杂着月光照进来，我看见母亲脸颊两侧有粗大的毛孔。

她说：我们厂里有个女的昨天带了她闺女来帮着干活，年龄跟你差不多大，有人问我是不是也可以叫你闺女过来，我说我回去问问她。你邓阿姨说好了，给你一天五十块钱，反正你在家也没事。最近厂里活多，你没看我这最近天天加班？你考虑考虑。

我没思考就说，那我明天跟你一块去上班吧。

母亲想了想说，后天吧，你明天烧点水好好洗洗，明天早晨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钱，你自己出门买点饭吃。

说完母亲起身离开了，顺便带走了我的垃圾桶，一并带走的好像还有我的睡意。这天晚上我失眠了，因此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很晚。我睁开眼睛看见桌上有一张卷着的十元钱，还有床边的垃圾桶套了新的垃圾袋，被清理得很干净。

三

第一次跟母亲去工厂时我穿着一件宽大的T恤衫，头上戴着黑色鸭舌帽。我那两年很喜欢戴帽子，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留刘海的缘故，外伸或是下耷的帽檐可以很好地盖住我宽大的额头。母亲临走时给我裹上一件外套，是她多年前的工作服，胸口上缝制着前年倒闭的印染厂的标志。从家到工厂有二十多分钟的路程，我坐在她电动车的后座，盛夏清晨的风灌进我的脖子，我打了一路寒战。也是那一次我才真的了解，为什么母亲总是喜欢给我裹上与季节不相配的厚衣服，我突然有些心疼她。

我在这座城市的旧城区生活了15年，可我并没有去过家以外的很多地方。路上母亲告诉我每条街道的名字，我才发现自己除了家附近的几条街巷几乎一无所知。后来我到外地上了大学才知道，每个城市对于道路的命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母亲的工厂在城郊新建的工业园区，周围新铺的道路都起着“富强”、“宏伟”一类响亮的名字，跟周围的荒凉气氛十分不协调。崭新锃亮的路牌孤零零站在一堆杂草中央，背后是并不富强的破败平房和泥洼地。

还是小城市啊，我想。

突然母亲的电动车拐了个弯，离开了沥青路面的车身开始颠簸。她顺着一条土路骑进路北一个不大不小的厂房，跟碰见的一个女人亲切地打招呼。到停车场下了车子后，母亲向我介绍了邓阿姨，一个母亲在家谈论过许多次的，身材矮小、满头乌发的女人。那时候我已经一米六五，站直以后跟母亲几乎一样高。邓阿姨比我们矮了大半头，热情洋溢地夸赞了我的身材和长相，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邓阿姨和母亲停好电动车，各自在后轮和电瓶上加了好几把锁。然后我们一起进了车间。

四

2011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在那年前后，母亲所在公司的孙老板决定将工厂转型，专做纺织品加工的海外贸易。那段时间正赶上我们这里的印染厂倒闭，大量跟母亲一般年纪的女工失业，加上新厂址附近还有几个村子，能吸引来不少农村妇女务工，于是孙老板开始扩大招人和车间规模，一张张世界各国的订单随之到来。

那时母亲偶尔会往家里带一些好看的枕头和小毛毯，大都是一些原料优质而被不小心做坏了的瑕疵品，孙老板的老婆就把它们转成内销，或是对像母亲这样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员工低价销售。在我初三准备中考时的一个晚上，母亲曾很兴奋地送给我一条漂亮的蓝色羊毛毯，她对我说这是法国毛毯，原本是出口给国外婴幼儿商品大公司的，因为多做了几条，她就偷偷拿了一条回来。我摸了摸，手感确实很棒。母亲说那条毛毯我可以用来写作业时盖腿，但我一直没舍得用。长大后我想起来时去找，发现已经没有了。我问母亲，她说这两年老家生的小孩太多，需要送不少的礼物，就在某次把这条毛毯包好送给了我表姐刚生的小女孩。

你想要我就给你钱自己去买，她说。我说我就随便问问，然后就走开了。

事实上，即便已经时隔多年，我依旧没有忘记自己当时从母亲嘴里听见一连串外国国名时的兴奋感。那些遥远而又陌生的名字：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在那个年代出生的穷人家小孩看来，都是十分美好的地方。其实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仍然戒不掉这种可耻的媚外情结。当母亲对我说他们最近又接了一个美国单时，我会觉得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苦干的绗缝工人，而是如此厉害，浑身散发着光芒。这是一种扎根于年代的自卑，可喜的是，在中国未来的几代人里，这种自卑正在逐渐消失。

五

这是一家专做纺织品加工的工厂，车间的编排顺序基本按照加工工艺排列，厂房里头阴冷，有新染的布料味道，闻着很舒服。我跟着母亲和邓阿姨进了厂房，路过裁剪和单绗车间，来到办公室门前，在那里我认识了母亲之前提过的、跟我一样大的小婷。我俩相仿身高，都扎着高马尾，长得精瘦。那年暑假我体重也就九十斤出头，她看上去比我更苗条和结实。小婷的妈妈是一名缝纫工人，她从一旁的缝纫机上走过来，跟我母亲和我客气地打招呼，母亲也寒暄了几句。

我跟小婷迅速交换了年龄、各自的初中和qq号，这就算认识了。突然在小婷身后走过来几个推着小车做搬运的男孩子，他们跟小婷是同学，家住一个村，小婷便跑去跟他们打闹。她妈妈看到后说，你家孩子真听话，文静。母亲却说，活泼点好。其实她俩暗地里都在互相挑对方孩子的不是。过了一会，邓阿姨放下东西走过来，让我和小婷跟着她一起去缝纫车间，我们就正式开始干活了。

回想那段时间，我和小婷好像把什么能干的活儿都做了一遍。套被套、帮缝纫工人扯布、叠枕套、打包和写标签，做得最久的是后三种。我记得在厂里的厕所附近有张挺大的桌子，上面铺满了刚刚锁好边的枕套和床单。这里的老板娘就教我们把它叠成小方块，放进透明结实的包装袋里，然后在前面的口袋塞上华丽的效果图。这是个轻松的任务，老板娘偶尔会跟我们两个聊天，她不说话的时候我们就都专注于自己手上的工作，各自想各自的心事。

孙老板我也见过几次，他一般都是在我们跟老板娘一起叠枕套时出现，来跟他老婆说几句工作上的事情，顺便“慰问”一下我们两个埋头苦干的小姑娘。

相比小婷，孙老板看上去关注我更多一些，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母亲长得漂亮，还是因为大家都传我在这些孩子里读书最聪明。我在前面说过，我干活的这里靠近公厕，有次我的母亲路过我这里去上厕所，孙老板接着也朝着厕所走过去。我便开始紧盯着远处那两个肮脏的门，观察他们到底多久才会出来，是分开出来，还是同时。那时我对男女的性事一窍不通，尽管知道男女厕所结构应该是独立的，但我总感觉母亲有可能会走进一个暗门，被里面大腹便便的孙老板猥亵。如果有其他男工人进去，我同样会不由自主这么想，毕竟她手机里的那条短信还让我耿耿于怀。这也是我每次独自叠枕套时默默考虑得最多的一件事，我感到无比卑微和羞耻。我不停在头脑中丑化位高权重的男性，这里的女性在他们的压迫下拿到工资回家，然后接着受到另一个男性的压迫。每次这么想时我总能看见母亲很快地走出来，急匆匆走向她的工作岗位。然后我便会松一口气。

每次路过时母亲都会向我打个招呼。每当看到她整齐的工作服和头发，我都会不由自主想去拥抱她。

六

2011年7月23日，省教育厅出中考成绩的日子，也是我跟着母亲打工的第五天。那天发生了两件让母亲笑得合不拢嘴的事，一件是我得到了全优的中考成绩，比一起干活的所有孩子加起来都要好；另一件是她的同事宋喜凤，宋梅和宋楠的姐姐，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显然母亲更关心的是我，但后一件事让她笑出了眼泪。

那天下午两点半，邓阿姨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她的电脑前，边整理桌子边说：“我给你们找张纸记成绩，你们一定要记好。”然后递给我们三张打废了的工艺单，我们将它对半撕开，一人半张攥在手里。等到教育信息网爆满的前几分钟过去，我们终于打开了输入考号和身份证号的页面。六个人都咽着口水，小婷推我一把：你学习好，你先查！我于是听话地输了两串数字，用旧鼠标摇摇晃晃按下确认。新页面打开时延迟了两秒，然后便出现了一个全部写着“优秀”的成绩条，末尾写着“一中统招录取”，我听见后面所有的小孩发出一阵惊呼。这时母亲也拿着手机赶过来，问我是什么结果，手机那头是父亲焦急的询问。我说全优，一中考上了。她连忙激动地向父亲汇报，两人开始商量今晚要买什么酒、做什么菜来庆祝。他们的语气默契十足，亲密无间，好像把这几天的冷战和争吵都全部抛到了脑后。

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促进家庭和谐的力量，我为此深感自豪。我知道这天晚上母亲又会夸我是他们的骄傲，父亲又会借着酒劲贬低他之前同学和同事的其他孩子，以我的成绩来凸显他的教育观点多么成功，而我又会一声不吭地听着，吃掉好多饭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会对我格外温和。

那天下午邓阿姨给我放了假，工资照付，我却坚持要去缝纫机前帮忙扯布。这主要是因为我意识到小婷他们对我的态度开始有些异样了，因此尽量避免在他们面前搞特殊。工厂一共有两个缝纫车间，一个是小婷妈妈工作的地方，三四十台机器分两列排布在正常的流水线上，环境宽广明亮；而我要去的另一个是在工厂边一个低矮的小平房内，里面有六台旧缝纫机，地上堆满了因为批量太小不能上流水线的、需要手工锁边的原材料。平房里光线很暗，没有一点外面现代化的气息。

我还记得，那个平房恰好在隔壁高大厂房的影子里，平时十分阴冷潮湿。即使是盛夏，我也要穿上母亲厚重的旧工作服去到里面工作。里面操作缝纫机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女工，她们那段时间在做需要压许多花边的华丽窗帘，因为缝纫机太老、料子太窄容易卷进去，于是需要一个人——也就是我，帮忙扯住另一头并将它叠整齐。那个窗帘的成品图我在工艺单上见过，这批窗帘出口美国，一条的售价大概是这里每位女工大半个月的工资。我喜欢让我帮忙的那个年老的缝纫工人，我喊她张姨，她经常边工作边用方言对我亲切地讲话，我走神出了错她也从来不会责备我。张姨的眼睛很大，眼球布满血丝，干活的时候特别专注。

那时我还不懂中国的劳动力有多廉价，对巨大的贫富差距也没太多概念。但我确实会时常思考一个问题：美国那些能够买得起这种窗帘的富人们，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机械化的产物吗？当他们知道这种窗帘是中国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和一双还未成年的手用最老式的缝纫机一条条边压出来的，他们会怎么想？是会嫌弃还是会同情我们？…还有一个我比较关心的，就是他们拿到窗帘的时候会不会洗？因为现在这种布料铺满了那个阴冷的小房间。我一开始还小心翼翼不敢碰到，后来见女工都肆无忌惮踩在上面走，我也就不再那么躲闪了。张姨对我说，只要表面上看不出污渍就好。女工们的任务就是给这些布料锁边做出花纹，她们对于这些成品的去向、它们未来的归宿毫不在意。她们在意的就是自己如何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保护关节、如何少喝水少上厕所、如何争取更多的活计来保证自己的基本工资。

我想到自己当时会看一些有关劳动、剥削与阶级的名著小说，但那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我每次看完，除了里面要背诵的名句和穿插的色情描写几乎不记得任何东西。而在很多年后的今天，当我读到一本小说中女主角的一句“我发明机器的原因就是为了不让人类再去干这种又累又恶心的活儿”时，我都会产生共鸣，然后对这位不知名的作者肃然起敬。

令我惊讶的是，那天下午张姨也问了我的考试成绩，她跟我母亲一点都不熟。当我说出“所有科目都是优秀，考上了一中”的时候，我期待着房间里的所有女人都抬起头对我说出表扬与祝福的话，但是只有张姨轻轻回答了句“真好”，其他细小的声音都淹没在了六台机器发出的巨大响声里。我有点挫败，于是立刻低头关心手中的活计。过了一会儿，张姨突然又叮嘱我，让我上了高中继续好好学习。她说，这个厂里有不少跟我差不多大的姑娘，她们一般都是附近村里的孩子，初中毕业家人就不让她们继续上学了，这里面就有她的大女儿。不过，张姨说，这也怪她们自己本身学习不中用。她们毕业要么就来这里干活，要么去附近其他的纺织工厂，赚钱打扮自己。过不了几年，她们就会结婚生孩子。张姨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离我很远，声音逐渐变得飘渺，以至于最后我都有些没听清。但我还是点了点头，张姨就不再说下去，继续盯着缝纫机，给手中深红色的光滑布料锁上一条条暗边。

对我来说，那天下午查到成绩的喜悦并没有延续很久，它就像突然烧起的一把火，在那个阴冷潮湿的屋檐下、机器的轰鸣声和张姨水一般柔软渺远的话中逐渐熄灭。快乐终究是短暂的，一切都还要回归平静。

那天下午下班后，我照例在停车棚等母亲，过了几分钟，我看见她和邓阿姨一起向我走过来。她俩应该正在交流一件十分好笑的事，我看母亲眼角都笑出了泪，但还是拼命捂住嘴，强装着镇定。等到她们来到我面前给电动车开锁时，旁边又来了一个姓赵的女人，她好奇地低声问我母亲：宋喜凤到底拿到了个什么东西？

宋喜凤、宋楠和宋梅是一家三姐妹，都在这里的单绗车间做工。宋梅最小，跟我同龄；年龄最大的宋喜凤那年也只有十八岁。当时我被夹在她俩中间，听见母亲小声告诉她：一盒优酸乳！两人笑了一阵，那个女人假装叹了口气，然后满意地推着自行车回去了。

路上我问母亲：你们说什么优酸乳？

母亲说：我们车间的宋喜凤，你认识吧？就是那个烫着头发的胖子，宋楠她姐姐。她在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人，那人收了她三百块钱，说是要卖给她一部手机。宋喜凤就给他转了钱，结果快递寄过来，一拆开包装，发现只有一盒优酸乳，你说笑人不笑人？她还求你邓阿姨不要跟别人说。唉，你看她，小学都没毕业，在这里干活，找了个同村的男人，年底就准备结婚了…

母亲一路上兴奋地说了很多，好像也不太在意我到底有没有在嘈杂的车流声中听清楚她的话。等到我们回了家，母亲停好车子，又一次把话题引到了正轨。她盯着我说：你可要好好学习，今后千万别跟宋喜凤一样，变成别人嘴里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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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想起写它是因为上了国际贸易课，想起自己2014年暑假确实跟我妈一起去她的工厂玩过几次，就想把自己的见闻以及思考过的内容记录下来。

我做事都挺虎头蛇尾的，之前写过的内容多少都有点真实的记忆支撑着，但到后来纯靠自己编的话，就写不下去了。那时候的我把一切都看得很简单，我还记得那个假期我自以为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目睹了加工一条被子的所有流程。但现在想想，好像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如果真的要加个结尾，大概内容应该就是把前面的线索都交代一下。查完成绩的那晚我来了例假，以后就没再去打工；爷爷奶奶回家了，我告诉了他们这个好消息；我在一个时机跟母亲谈到发现了她的外遇，然后她表示了自责与懊悔，父亲有了新工作，我们一家人的关系与经济状况得到好转。对我自己来说，我开始将少年不谙世事的叛逆转为一种青涩的成熟，开始准备关于高中和未来的一切。大概就是这些。

我是一个生活经历与想象力都极其贫乏的人，或许之前受到几部小说影响，我有想过揭示某些社会现象，但是由于实践积累太少，写出来总觉得很幼稚。我曾经还纠结过把整个情节写得细碎平常一些，还是多一些戏剧的转折。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这要看我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我决定还是不写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了，因为我也不怎么会写。我现在唯一的本事，就是把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添油加醋地记录下来。

因此近期还是多读书吧，不再尝试自己写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