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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失联人权律师常玮平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绿4岛

双倍人生

双倍人生

原创 常玮平 绿4岛 3月3日


一场疫情,如一场爱情,过后一片狼藉。我窝在已经脱审一个多月的车里,刷着手机,排队等验车。至少阳光是公平的,没有因这十年的老车而更不明媚,也没因这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而不温暖。只要心够大,逃离这返城复工的节律,懒洋洋晒着太阳,也算一种上等的幸福了。

 

然后我低头看到了SY发来的信息:今天是YZ的忌日,我好难受,上着课都想哭。

 

沉默和叹息。在过去这一年中,有很多人说要给我一个拥抱,而那一刻,我好想给SY一个拥抱。我没想到我已经在没有你的世界里又过了365天,就像我没想过我会在三十来岁的年纪,不忍下笔,但又怕被岁月洗刷得连痛感都无存,也是对我们兄弟几十年情谊的一个交待,终于还是坐在电脑前,要写几行有关你的文字。

 

YZ是我小学同学,长得圆圆实实,很壮的那种。嗓门很大,似乎从不知窃窃私语为何物。他初到江西农业大学时,给我寄过来一张相片,手持雪球要仍将过来,脸上满是挑衅的笑容。这是我们兄弟间的问候方式。那张照片,和他写给我的信,都还在,我却再也不敢拆开。我尤其记得其中一封信里,他说,玮平,对不起,我说我和SY是同学,其实我们是网友。那封信,我当时看了就泪崩。他初时可能觉得找个网友做女朋友有点不靠谱,怕我笑话他,后来又觉得兄弟该坦荡荡,又写了那封信。我怎么会笑话呢,你看你和SY多相爱,你们的两个宝宝多可爱。

 

他父亲是数学老师,让上学早,到六年级时,年龄尚小,就留了一级。我们这才在一个班。所以小学的大多数时间,我只知他是周老师的儿子,无甚交集。而我们一旦认识,就成了好友,最好的朋友。对真正诚挚的感情,缔结的时间先后长短,从来都不重要。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接受中国学校教育的时间加起来有16年,这其中一半的时间,我都是年级第一,此后长期寻底,维持着一个不算太打脸的成绩,但基本和那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第一无缘。长于教师之家,YZ学习是很好的,尤其是数学,他经常为某道题怎么解绞尽脑汁,但我们两个人却从没有“好学生”之间的瑜亮情结,而是一见如故,亲如兄弟。这大体和YZ身上那种纯真、热情的气质息息相关。那种不设防、掏心掏肺对人好的品质,让每个人都无法见外和拒绝,也让每个人善良的人都必然将其吸纳,除非在一个特别世俗自利无趣的人看来,他这些品质有点儿傻。

 

这猜他这种气质或许跟他的幼年经历有关。虽然那时还小,但我们也知道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亲戚们都很照顾他,他也对走亲戚很上心。他在这种广泛而替代性的爱中学会了爱别人,作为回报,他也时刻要将自己最好的一面、最珍贵的东西与人分享。他对他婆很孝顺,也为驻在新加坡工作而没有参加他婆的葬礼而难以释怀。正如我有时候看到我爸给我儿子辅导作业时有一种这爷孙恍如父子的错觉,他婆对他的疼爱,大约也是一种母爱的替代吧。

 

在有大把时间可以消磨的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一起上学,一起下学,一有空就要到对方家里去找,一玩就刹不住,不管是打篮球还是偷偷去东湖市场二楼打电子游戏,都是不尽欢不回家。小学毕业时,一群小孩儿,为赋新词强说愁,在各自的留念册里写下一些肉麻的话。除此之外,当时流行全班同学每天轮流去某个同学家里聚会,一群小孩儿勾肩搭背浩浩荡荡的走在路上,是真正的hang out,也是真正的快乐。那时的我们都相信,我们的未来无限。我更早就认定,我们兄弟,一定会携手在这个世界,非常体面的镌刻上我们的名字。

 

大学毕业后,YZ去了北京一家行业前茅的玻璃幕墙公司。我辗转做了律师。他那么不惜力的人,干工作必然是好样的,很快派到广州南站项目。我去广州时,他和SY来接,手里拿着一罐王老吉,那似乎是我喝凉茶的初体验,后来在陈家祠等景点逛了逛。后来他又被派到新加坡,待了几年。甲方是日本人,要求甚严,但YZ却还是能拿下来,外语也练得颇好了,后来在高铁上,他给我讲他的收入,在当时是颇高的。再后来被竞争对手公司挖角儿,做其海外项目的储备人才,但塞班岛和其他地方的项目都没去成,竟至于回国后在这个新公司有些受冷落了。

 

去年正月十五,YZ给我发了100块钱的红包,我回了一句,你这也太土豪了吧。心想,立即给他发太突兀,过两天,我再回一个。我不知,他因为只拿到三分之一年终奖和年前买了房而财务几近崩溃,我也不知,一向重信守诺的他,本以为拿了年终奖可以把亲朋的借款还清但因为单位突然变卦而让他一时竟然连修个车的几百块钱都困顿。SY后来给我说,他给我发红包,是想着如何向公司主张权利的法律问题的“咨询费”,但他总是宁肯自己硬扛,也决然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转脸又给SY说,年还没过完,不好打扰玮平的。他终于没有打一通电话,而我也傻不唧唧的,没回过去。不想这就是我们兄弟最后一次对话。我后来无数次隔空跟YZ说,可我并不是什么别人啊,你跟我客气什么?

 

正月十八早上八点,SY的电话来,说YZ出事了。我当时以为他可能失足摔了一下。但形势已经急转直下,进了ICU。第二天,我定了机票,去了杭州,高铁转苏州。我到的时候,周老师和阿姨已经到了,哭成个泪人。我忍着,安慰着。我和YZ一墙之隔,但我见不到他。医生来,说找家属谈话。我也去了。我现在依然记得那个场景,太残忍。开口第一句,医生说,最好的情况,就是脑死亡。我这一路来,脑海中分分秒秒都有千千万万个假设和期盼,却都敌不过这一句。整个人里里外外被摧毁了。我不知道后面医生说了什么。但我没时间悲伤,没资格悲伤,我已经管不了眼泪要怎么流,也顾不上胸口憋得难受,我还要陪着SY。她躲过YZ父母的面,蹲在墙角哭得扶都扶不起来。两个孩子还在家里等爸爸妈妈。我去家里,贝贝非常亲昵跑过来跟我说话。我还是见了YZ最后一面。他身体依然温暖,但已经听不到我的话了。躺在眼前的这个人,我好想骂啊,你怎么能这样?你在凌晨四点半纵身一跃的最后时刻能给我发一个晚安,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这世界残酷,但我们得坚强。为什么不是我们兄弟痛殴那些傻逼,而是我们现在生死殊途,我骂你你都听不见?

 

我们小学同学的保留节目,每年回家,都去大河滩点一堆野火。漫天火焰中,我们彼此看着各自又饱经了一年风霜的脸庞,聊着天,最后撒泼尿,大笑而去。唯独去年,我因自己律师执业被卡的事,自己都不经意,但现在想来却是处于一种抑制的状态。我既没再呼朋唤友去点火,也没有给没回家过年的YZ打个电话。而这一个疏忽,就变成了永别。世界上的事,各有因果。说起来,客观上,有些人,欠我的不是一个证,而是一条命。今年,我们几个同学,依然点了火,但没有去大河滩,而是去YZ的坟头烧了点儿纸。世界上最没心没肺的生物,就是坟头的草。我记得那天YZ的骨灰回来,我也从西安追到凤翔,只赶上坟头刚攒好,突兀的让人心如刀绞,如今已泯然众坟之中。今年疫情,大路封闭,小道上散步的人熙熙攘攘,我每次路过三队的坟地,我都在给你说,造化弄人,YZ啊,谁能想到我们兄弟之间,如此收场。

 

好在SY没有被击垮。卖了苏州的房子,今夏要带两个孩子回长沙生活。我也不想去苏州,不想听那些从苏州打工回来的人说起我们曾一起吃过的藏书羊肉,不想再去范仲淹故居,我带着你去探访过的林昭墓,不想去都市之门,不想忽然体面起来的你,要在那里请我吃的一顿沙拉。那是我们吃的最后一顿饭。我不想记得,你曾说,你也在减肥,我不想记得,这个世界上,曾经有那么美丽的灵魂,那么健壮的体魄,那么好的一个人,我不想看到自己忘了你,这个世界也忘了你。我真的不想。但我更不想你就变成一个坟头,安静的就像从来没来过。我必须要忍着泪水把这点儿残存的记忆写下来。我对不起你。我自己还不能执业,也没有代理你去维权。

 

YZ,我虽说骂你,但怎么可能呢,我不怪你,不然我枉称是你——如你自己给SY说的——最好的兄弟。谁都不容易。在那一刻,你肯定也是无法再忍受了。你也是个受害者。在过去这一年中,我终于知道头疼是个什么滋味,也见过一些未曾想像到的奇异途景,还经常假颜欢笑于这世间,但我时刻提醒自己,我见过你,我就不能忘记美好。我肩负着使命,我要活出双倍的、精彩的人生。

 

YZ,你值得那样的人生,我们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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