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盧溝橋事變前後親歷記（韓立才 1984年11月13日）

1. 抗戰前夕的北平

  日寇佔領東北以後，逐步向華北蠶食鯨吞，政治事件，軍事衝突層出不窮，華北成了多事之秋。1935年，殷汝耕在通縣成立了偽“冀東自治政府”，日寇在通縣駐有重兵，敵人就在肘腋之下，給駐守在平津附近的29軍以較大的威脅。當時，居住在北平的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一個個的陸續南遷。有些工廠，商店被迫停業或減員，失業人員越來越多。到大街上一走，各個胡同口，電杆上，到處貼了一些“吉房招租”的紅條子。日本浪人和朝鮮浪人趁機強行“租”房，搬進去以後，不是賣大煙賣白麵，就是招眾聚賭，不但不付房費，晝夜還不能關門，房東們都叫苦不堪。

 日寇在北平的駐屯軍經常派人製造事端，為進一步侵華製造藉口。他們派出便衣特務，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門口屙大便，到北平警備司令部門口打飛鳥。兩機關的警衛人員和過路群眾都怒目而視，義憤填膺。但是南京政府一再指示要睦鄰友好，大家只好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

 從1936年夏季開始，日寇就在北平城郊搞軍事演習。他們的步，騎，炮，工，通以及坦克，裝甲兵等各兵種，從通縣出發，要經過北平市向演習地點開進。大街上塵土彌漫，殺氣騰騰。我親眼看到，極度憤慨的沿街群眾和飛揚跋扈的日寇官兵，在表情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個主權國家的文化古城，竟容忍鄰國的軍隊在大街上作過境演習，這是國際社會罕見的事例，是中華民族的國恥！

 1937年5月以後，北平附近的日軍頻繁調動，越來越明顯的跡象表明日寇要搞軍事行動，社會輿論也呼籲北方當局要做好應變準備。當時我在冀察綏靖公署軍務處當科員，冀察綏署是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的最高軍事機關，幹部們來自29軍和東北軍兩部分。當時上班以後就議論抗日問題，大家以親眼目睹的事實表明，日本鬼子欺人太甚，我們決不當亡國奴！我是河北省鹽山縣人，距宋哲元的故鄉只有卅多華里。29軍軍部裡有很多同鄉，有時我到南苑29軍軍部裡去看望同鄉，到處都在議論中日衝突和中日戰爭的前途。青年軍官們絕大部分都是速勝論者，他們說：“日本的常備軍只有幾十萬人，我國的軍隊有兩百多萬，儘管他們的軍隊素質好，裝備好，但作戰經驗不夠；我國的軍隊在許許多多的內戰當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打起仗來都是在中國境內周旋，天時，地利，人和都對我軍有利。日寇勞師遠侵，補給困難，而且語言不通，困難重重，用不了一兩年的時間，就可以把日本軍隊拖垮。”他們還談道：”中國這麼大，把日本的軍隊都擺到中國來，一個縣裡能有幾十個日本鬼子？日寇佔領的地方越多，他們背的包袱就越重，遲早像八月十五殺韃子一樣，把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一個一個收拾掉。“聽到他們這些議論，我也覺著有道理，認為中日戰爭遲早要打起來，早打比晚打強。

 冀察綏靖公署是1936年2月成立的，29軍軍長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時很少到綏署辦公，日常行政工作委託給總參議石敬亭和參謀長付占魁主持。“盧溝橋事變”前，日寇在北平附近鬧的很厲害的時候，宋哲元到綏署講過兩次話，他是召集全體幹部講話，我也在場，講話的目的是表明態度，安定人心。他說，最近一個時期，日軍一再鬧事，時局顯得緊張，我希望大家沉住氣。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共有多少人，咱們清清楚楚，日軍就是那麼幾千人，今天往這裡調動明天往那裡移防，都是虛張聲勢，製造假像來迷惑我們。我天天派人監視著他們，不管往哪裡調動，還都是原來那幾千人。宋哲元說，聽說大家受不了日軍的窩囊氣，急於要打，這種心情我理解。關於大不大的問題，要有中央（指南京政府，下同）的指示，中央沒有明確指示，我們一個軍打起來，中央不接濟我們怎麼辦？如果是那樣，日軍在前面打，後面斷了供應，我們這個軍就處於危險境地，大家考慮過這些問題沒有？宋哲元說，打起仗來，我們這個軍毫不含糊，日軍有飛機，坦克，我們有大刀，在喜峰口各地我們是較量過的，兩軍殺到一塊去，飛機坦克就不如大刀頂用，今後局勢不論怎麼變化，我宋哲元絕不當漢奸，絕不賣國！聽了宋的講話，大家有了一個底，但仍有相當多的青年幹部有急躁情緒。這些幹部的指導思想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日寇這樣瘋狂，先幹掉他們，也許在短時期內會“老實”一些。這種想法也許是片面的，天真的，但是又可以看出許許多多的青年軍官是主張積極抗日的。進入6月份以後，日寇幾次在北平城郊演習，29軍就和他們在同一個時間演習。值得玩味的是，日寇在哪個地方演習，29軍就在日寇演習地點的兩側演習，我們一些同事把這種演習叫做肉餅式的演習。就是說，不論日寇在哪裡演習，29軍都要把他們包起來，要演習就演習，要打就打。

 綏靖公署位於北平鐵獅子胡同一號，是北洋政府的海軍部舊址。六月份綏署各大樓的房頂都塗了保護色，軍務處第一科是軍械科，積極籌備彈藥。據說，29軍在捷克購買的武器彈藥都還沒有到達。綏署及29軍的隨軍家屬都限期遷回了原籍，綏署的幹部也都停止了事假並加強了值班。

2. 盧溝橋事變

 日寇經常在北平附近鬧事，北平成為北方最敏感的地區，一旦北平的安全發生問題，綏靖公署是否存在也值得考慮。綏署人員既關心國事也關心自己的生活，為此，對日寇在北平附近的每一次軍事行動都要銳意分析。軍務處三科科長韓樹棟（字乙範）是我的本家，四科科長楊靖國（字芳洲 樂陵人）是我大哥的摯友，參謀處中校參謀楊學潛（字聽魚 河北鹽山人）是我姑父的胞弟。儘管我當時是一個中尉，可是在他們那裡聽到不少消息。1937年7月6日，日寇駐豐台的部隊要通過宛平縣城到長辛店附近演習，這一無理要求遭到了我軍的拒絕。7日我軍得到情報，日寇於當天要進行實彈演習，29軍的37師當即做了迎戰準備（當時37師師長是馮治安）。6日夜11時許，宛平縣附近有槍聲，不久，日本使館通知我軍，說他們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裡搜查，當即遭到我駐軍的嚴詞拒絕。接著日寇威脅說，如不許搜查，他們要採取軍事行動。我方為避免事態擴大，經商定共同派人舉行談判，我方的談判代表是：河北省四區專員兼宛平縣縣長王冷齋，冀察政務委員會外委會專員林耕宇及冀察綏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日方代表是綏署顧問櫻井，日軍輔佐官寺平和秘書齋藤。他們于8日晨到達宛平縣署，談判中間，日寇在宛平東西兩門外發動進攻，我軍奮起自衛，雙方發生了激戰。接著29軍軍部對守軍發佈命令說：“盧溝橋即為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官兵接到命令以後都表示決心，誓死守土，給敢於來犯的敵人以狠狠的打擊。

 原來駐守在盧溝橋附近的是29軍37師的吉星文團。“七七事變”爆發時，又增加了胡文郁團，張鴻賓團，53軍萬福麟部一個團和一個野炮營，由戴守義指揮。我軍的兵力很雄厚，雙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日寇始終沒有得逞。在此期間，全國的報紙，雜誌紛紛揭露日寇的暴行，讚揚29軍決心抗日；全國各界尤其是愛國學生，進步團體都在發表談話或通電聲援29軍抗日。所有這些行動，都給29軍的官兵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們在綏署裡，天天問戰況，議戰爭，看到全國各界都在聲援29軍抗日時，感到無比激動，我們寇里的中校李植陽（字潤亨，河北鹽山人，後來全家遷密雲），少校王德廉（字潔忱，河南周口人），上尉丁仰恒（字希晨，安徽蒙城人），梁尓昌（河北豐潤人）和中尉紀劍峰（河北人）都找科長，處長報名，要求調回原部隊參加抗日。綏署特務營請來了十幾名搶剪子磨刀子的公認為他們磨大刀，除去管飯以外，每一天給一元錢的補貼。磨刀工人聽說是磨了刀要殺日本鬼子，與他們表示光管飯吃就行，不要補貼。特務營說服他們說，你們的家屬也得吃飯，不要補貼不行，磨刀工人們興致勃勃的幹起來，幾天之內把全營的大刀磨的又快又好。

 1937年7月27日夜間，日寇由通縣等處向南苑集中，當晚宋哲元下令把29軍軍部移至北平城內。28日晨，日寇向團河及南苑發起猛烈進攻，敵人以十數架飛機支援他們的坦克，步，騎，炮兵聯合作戰。通縣距南苑只有幾十華里，敵機起飛不久即可達到南苑，我軍裝備很差，火力遠遠不如敵人，再加上沒有制空權，戰鬥一開始，我軍就陷入苦戰。駐守在南苑一帶的有參謀訓練班，軍事訓練團，手槍旅的一部分，還有剛從河南調來的132師的先頭部隊等等。總的人數不算少，由於缺乏統一的指揮，重武器又少，官兵們憑著愛國的赤誠和組織性紀律性，手持劣勢武器和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均在第一線指揮戰鬥中不幸犧牲，一時部隊裡失去指揮中心，官兵們遭到了重大傷亡。

 28日清晨我們正在綏署宿舍大樓裡酣睡，忽然被猛烈的槍炮聲驚醒。很快傳來消息，日寇進攻南苑，我南苑守軍正在進行頑強抵抗。消息傳來，人心振奮，我們盼望已久的抗擊日寇的軍事行動終於成為現實。住在集體宿舍的絕大多數都是我們年輕人，校官以上的都在市內租有民房，家屬走了，房子大半沒有退，他們仍然住在家裡。我們這些年輕人分頭聚攏，議論著戰爭打起來之後，我們要做點什麼？我們多屬於綏署剛成立時才參加進來的，沒有原來的單位，議論的結果是，如果批准了一些同事回原部隊的申請，我們就把他們的工作擔當起來，至少可以部分擔當起來，處裡的勤雜工作，我們都可以搶著幹，各科的值班我們可以包下來。我們議論的很熱烈，南苑傳來的槍炮聲越來越密集，拂曉以後，敵機開始肆虐，炸彈爆炸聲清晰可聞，我軍火力差，預料到我軍會有較大的傷亡。

 28日上午，綏署的幹部上班特別早，見面後喜笑顏開，都為南苑的抗擊日寇歡呼。從早晨開始，大街上響起了鞭炮聲，不久，全市大面積響起了鞭炮聲，這是北平各界對抗擊日寇的表態，也是對29軍愛國行動的支持。從上午九時開始，北平各公共場所及大街兩旁的邊道上出現了許多宣傳隊，遊行隊伍川流不息。學生們用血淚斑斑的事實控訴日寇的各種暴行，周圍的聽眾深受感動。我看到街道上的行人個個喜形於色，精神特別振奮，北平各界迅組織起抗敵後援會。其中包括募捐對，醫療隊，救護隊，運輸隊等，可以說整個北平市都行動起來了。由此使我回憶起1931年9月18日在北平參加示威遊行的情景：1931年夏，我在鹽山初中畢業後考入了北平市立第一中學，入校後不久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我參加了北平市大中學生聯合舉行的示威遊行，在遊行隊伍的行進路線上，萬人空巷，都站在隊伍兩旁為學生助威。大街上的所有聲音都為學生們的口號壓倒，隊伍內外，彼此會意，心連著心。前一次遊行，我是一個愛國學生，這一次戰鬥，我是抗日隊伍中的普通一兵。前後兩次我在北平市的所見所聞，使我深深的認識到，抗擊日寇不僅是北平各界的強烈願望，也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誰以實際行動抗日，誰就受到稱頌，誰反對抗日，誰就受到唾棄。

 28日下午，我和幾個同事到了東四大街上看看市面情況，見到一批批的29軍向市內撤退，每批不過幾十人，百多人，精神很疲憊，他們每到一處都受到群眾的鼓掌歡迎。剛剛坐下來，遞煙的，端茶的，送餅乾點心的，一個個接踵而來。感動的官兵們熱淚盈眶，有的群眾請他們報告戰況，帶隊的幹部即席彙報戰鬥經過，他們雖然退下來了，群眾們卻給予安慰和同情。

3. 北平陷敵

 28日夜我為了躲避空襲，宿在朋友楊芳洲家裡。29日晨我提前到綏署上班，一見大門口沒有警衛，我心裡一愣，到了辦公室，空無一人。不久通訊員朱寶元來到，一見面他就對我說：“29軍退走啦，咱們不上班啦！”聽到這個消息，我大吃一驚。我決定馬上把這個消息告訴楊芳洲。剛走到大門口，正碰上參謀長付占魁汽車來到，他一見有幾名幹部往外走，下了汽車用手一甩說：“回去，咱們照常上班。”我轉回辦公室，梁尓昌等幾個同事正在漫談。不久，通訊員雷風閣送來了報紙，各報的頭版頭條的標題是：“時局急轉直下，宋哲元到達保定“，副題是”29軍已撤離北平，阮玄武旅負責維持秩序“。看見了報紙，證實朱寶元的話是可靠的，我們幾個人心情沉重，兩三分鐘以內都默不作聲。我回到單身宿舍裡看了看，有幾名勤雜人員帶著手拉車正在收拾私人的東西，我見勢不好，立即叫了一輛人力車，把我的東西拉到友人家裡。當天下午我又到綏署看了一看，宿舍的東西一搶而光，辦公室的傢俱正在遭到洗劫，整個綏署大院都已人去樓空。我和劉宗智，王啟文，展玉信，蘇紹遊等住在東四十二條21號，我大哥韓立園從南苑退出來也住在這裡，我叔父（韓月橋，字鐵岩）在北平行醫，後來也搬來和我們住在一起。

 29軍已經撤退，日寇馬上要進城。我們這”一家七口“除去我叔父有行醫執照以外，我們這六個半大小夥子算幹啥的？首要的問題是更改戶口。原來是集體戶口的要改成分戶戶口，原來是軍人身份的，要改成其他行業。我們決心到警察局去求情。到局裡一打聽，不僅僅是我們，所有滯留在北平的29軍的官兵，一律按各自的具體情況改變了戶口。聽到這個消息，我們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向警察局表示謝意。據我所知，在綏靖公署八個處一千多人當中，宋哲元只帶走了參謀長宋梅村（山東長清人），作戰科長盧風策（保定人，保定軍校畢業）和情報科長孫綏先（東北人，東北講武堂畢業，可能是陸軍大學畢業）三人，其餘人員全部留在北平。至於29軍滯留在北平來不及撤走的，更不止此數。更改戶口是在29軍撤走以後，日寇未入城以前這個間隙裡進行的。時間短，工作量大，北平正在”改朝換代“，警察局本身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待解決。就在這種時機，把成千上萬的29軍的人員的戶口改正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行動。還有，我在北平困處了一個多月，沒有聽說哪一家房東揭發29軍的人員，導致他們被迫害被殺頭。如果不是軍民關係好，這兩件事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四十七年過去了，原來的員警，原來的房東，一定還有些健在的，可愛的員警和房東們，29軍感謝你們！

 事變前，北平的主要街道上熙熙攘攘人流不斷，日寇一進城，青年婦女及女學生在大街上幾乎絕跡。有事上街的婦女，穿著特別樸素，有的還化妝打扮的又醜又老。日，朝浪人及日本便衣特務，隨便坐人力車，這些傢伙很多不會華語，上車後比比劃劃，哇哩哇啦，人力車夫聽不懂，光挨打。日寇在市內各區都設有軍事據點，他們抓勞力構築工事。據傳說，重要工事完工後，把勞力殺掉滅口。由此我回憶起天津海河的一批批浮屍來，”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在天津大築工事，海河裡幾乎天天有浮屍，那些浮屍都是在工事完工後被日寇殺掉的。

 日寇侵佔北平以後，經常用一些軍用汽車在大街上全速行駛。車上裝的是全副武裝的鬼子和軍用物資。有一次我們看到汽車上摔下來一個鬼子，我們很高興，摔死一個少一個。哪知摔下來的鬼子”會雜技“，掉到地上能全身跳躍，我們才明白車上的鬼子都是橡皮人。又一次我看到汽車上摔下來幾個彈藥箱，箱子摔壞了，裡面的子彈全是石頭子。從這兩個怪事分析，戰爭開始的時候，日寇的兵力確實不多，為了虛張聲勢，嚇唬中國人，他們才這樣變戲法。由於日寇的軍用車在馬路上橫衝直撞，碰傷人，軋死人的事件不斷傳出，行人橫過馬路都視為畏途。在大街上，商店裡，有幾次看到”中國人日本兵“，他們是高個子平後腦勺，在體型上與東洋鬼子有明顯的不同。據店員們說，這些”中國人日本兵“多數進店後不吭聲，個別的會講流利的東北話。他們買東西給錢，不發橫，不打人，這可能是被迫徵調來的，他們沒有忘記是中國人。

 日寇進城不久，北平出現了一批新貴，江朝宗當了北平市市長，綏署經理處副處長郭子新當了晉，冀，察，綏四省統稅局局長。據悉經理處的幹部跟著郭子新當漢奸的是極個別的，該處絕大多數幹部都陸續逃到後方參加了抗戰。當郭子新粉墨登場的時候，滯留在北平的綏署人員，都罵他是29軍的敗類，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4. 逃出虎口

 住在東四十二條的我們六個年輕人都是學生成份，參加綏靖公署固然是為了謀生，也是因為29軍抗日我們才自願加入。我和蘇紹游，劉宗智三人，穿上軍裝還不到兩年就遇到這種挫折，思想上的困惱難以想像。我們為了抗日想念團體，象被大人丟掉的孩子思念家長那麼迫切，我們困處在北平真是度日如年。為了逃出北平，我們多方找嚮導，嚮導找不到，我們要混出城門去尋找部隊。熟悉情況的人說，城門門禁森嚴，對學生對有軍人嫌疑的人檢查的特別仔細，而且北平郊區各要路口上都設了關卡，僥倖過關是很困難的。正在我們焦急的時候，天天傳說要檢查戶口，我們這些假商人既沒有商業知識，又沒有哪一個商號承認我們。為了爭取店員或學徒的資格，多次計議找關係戶。商人們膽小怕事，擔心招了我們這幾個假店員，假學徒惹來是非，都不願意擔擔子。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們寄希望於平津通車。天津有租界，有海口，有親友和老鄉，只要能逃到天津，就大有迴旋的餘地。我們決心抗日是不可動搖的，無論如何不當漢奸。

 八月某日平津第一次通車。火車進北平車站的時間正好是上午九時十八分，這是日寇精心安排的。1931年日寇在東北搞了一個“九一八”，這一次平津通車，他們又安排在九點十八分進站。北平是中國的文化古城，日寇佔領北平，他們認為這是另一個“九一八”。

 平津第一次通車時，韓立園，劉宗智，展玉信乘車去天津（1938年韓，劉到延安抗大學習，爾後加入了共產黨）。那一次我要走，叔父不同意。一個是路費不足，而更重要的是擔心我哥兩個同時遭到不幸。九月上旬我和蘇紹游（樂陵人），李胥五（樂陵人），韓樹聲（我們同村人）四人同車去津。我們打扮成商人，各帶一條棉被。我戴著巴拿馬式草帽，身著深藍色杭紡長衫，化裝成典型的綢緞莊“跑外水的”，一登上火車，旅客們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講話，奇怪的是所有的小孩都不哭不鬧，好像他們都已經懂事，知道他們這些長輩們都已經不自由了。火車開動以後，日寇開始檢查，有兩個鬼子持槍站在兩個車廂門口，監視著旅客們的行動，另兩個著手檢查。檢查的重點，一是學生，二是已經化了裝的軍人。學生宣傳抗日，29軍打過他們，日寇對這兩種人恨之入骨。檢查我的時候，先摘下草帽，看看頭頂和面部有無分界線（軍人常戴帽子，頭頂白，面部黑）。接著摸手心，翻來覆去的摸，摸摸手心有無老繭，摸了左手摸右手。之後他用雙手從我的頸部一直摸到腳後跟，摸了一遍又一遍，身上沒發現問題就檢查行李。打開我的被子，從這一頭摸到那一頭，又從那一頭摸回來。檢查完畢，一個鬼子說：“買賣，買賣”，我隨聲附和說：“買賣，買賣“，我這個假店員如果頭部表皮有分界線或者手掌上有老繭那就算麻煩了。不論檢查到哪一位旅客，全車的旅客都為之擔心，儘管悶悶不語，卻都息息相關。我們車廂裡被抓走三人，後來放回一人，從表情上看，每抓走一人大家憂心如焚，每放回一人，都覺著如釋重負。旅客們雖素不相識，在殘暴的敵人恐怖之下，濃郁的民族感情，把全車的旅客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到了天津車站，天橋盡頭直到出站口都站立著兩排持槍的日寇。兩排相向而立，槍口上著刺刀，兩排刺刀尖中間僅能容一人通過。在這長廊式的刺刀中間行進，不能驚慌，不許回顧，走出出站口，我們才發現蘇紹遊”丟了“，剩下的三人雇車住到法租界的人和客棧。我們誰也吃不下飯去，三人分頭到路口上尋找。我們是上午九時許到達天津，到了下午四時終於找到了蘇紹遊。據說，他被抓進一個大倉庫裡，在二百多難友當中，半數以上是學生，其餘是軍人。蘇紹遊說，和他挨在一起的都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鬼子檢查別人的時候，他們溝通了情況，學生們同情他，都證明他是商人，所以他被釋放了。

 抵津的次日，我和韓樹聲到罐頭商店找到我們的同學蔡維光，向他打聽29軍的情況，準備從陸路尋找部隊。蔡找了一些熟人做了調查。據說，29軍正在滄州以北作戰，日寇從海上運來不少援軍，天津郊區又被他們佔領。每個路口都設置了盤查哨，老弱婦孺經嚴格檢查後可以放行，青壯年一律不許通過。蔡維光說，連日暴雨，由陸路逃離天津既危險又不好走，不如乘輪船去青島，經濟南再轉津浦線，我們採納了維光的建議，決定坐輪船走。下午韓樹聲，李胥五到太古公司買票，不久他們回來了，說是輪船公司不賣票，怎麼說也不行。我們合計了一下，路費不多，不能久停，要抓緊時間尋找部隊。於是四個人一起到輪船公司。賣票的是兩個中國人，都在四十歲左右，一邊扇扇子，一邊喝茶水，態度非常悠閒。我們要求售票，他們說開船日期未定不能賣票。我們問他啥時候能定？他們讓我們明早八點去公司聽消息。當時在場的除我們四人以外，還有七八個要求買票的，都得到同樣的答覆，我們只好回來。

 第二天我們六點多鐘就到公司門口排隊，前邊已經排了六七個人。上班後還是那兩位值班，站在前邊的人問他們賣票嗎？他們說客滿了，大家要他拿出登記簿來，他們不拿。買票的人越來越多，群情激憤，非要他們公開登記簿不可。他們馬上改了嘴，說是一個單位包下來了。大家又問是哪個單位承包的？我們自己去聯繫，他倆誰也不說，很明顯是他們編造的。旅客們你一言我一語，說的他倆很窘，於是又改耍花招，說是優待從北平逃出來的人員，對軍人學生實行優待，讓這些人先買票。我們四個人立即站到前邊去，並說我們是29軍的，請按優待辦法售票。他們說，光說話不行，得拿出證件來。我們說，鬼子檢查的那麼嚴格，誰敢帶證件啊！他們說，沒有證件不能說明身份。我們為了解決船票問題，光對他倆說好的，於是把在北平的遭遇，火車上的檢查，我們今後的決心，向他倆如實傾訴，希望得到他倆的同情與支持，趕快給我們解決船票。在旁邊買票的人們都感動了，可他倆就是無動於衷，一定要我們拿出證明來才解決。我們立即找蔡維光，請他想辦法證明。蔡維光陪同我們到了輪船公司，行前他們單位給蔡開了證明信，證明蔡維光是罐頭商店的人。蔡維光說，請賣給他們四張票，這四位都是我的同鄉，出了問題我負責任。賣票的說，需要請示公司領導人。蔡說，這是正常業務，不需要請示領導。當時等著買票的人都氣憤極了，有的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在國家有災難的時候，為了一張船票你們為什麼這樣枝節橫生，刁難自己的同胞？有的說，這些年來日本帝國主義把中國欺負的夠受了，凡是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都應該熱愛自己的祖國，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你們仗著外國人的勢力，借著賣票權，給自己的同胞製造麻煩，這樣做對誰有利？大家都理直氣壯的向兩個賣票的說理，他們理屈詞窮，不得不被迫賣票。站在先頭等著買票的那幾位主動後撤，讓給我們四個人先買。從天津買到青島的船票本來是五元一張，他們說最近漲了價，每張船票十五元，我們這才明白，他們一再變卦，一再耍花招，目的就是為了提價。我們拿到船票以後，蘇紹遊用手指著那兩個賣票的大聲斥責說：“你們兩個都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

 9月某日我們乘船向青島進發，統艙裡絕大多數是從北平逃出來的學生和軍人。輪船在海河裡徐徐前進，兩岸上和在海河當中乘舢舨遊弋的日寇，紛紛向輪船上起哄，鬼子們諷刺中國人乘外輪南逃。站在船舷上的同胞們，有的怒目橫掃，有的大聲還擊，水天一色，一望無際，有的學生議論說，海水是純潔的，等到這次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候，要通通把日寇逐出國土，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的祖國將會加速建設，展翅雄飛！

 輪船進入了山東海域，船上發佈消息說，青島有情況，改到煙臺登陸。到了煙臺在虎頭崖靠岸，當地沒有碼頭，旅客由小船接運。當我們見到國旗在岸上高高飄揚，一個個兩行熱淚奪眶而出。我和幾位同行者同時在小船上起立，脫帽，向國旗深深的行了一個鞠躬禮。我們默默向祖國彙報，您的這些赤子們在淪陷區遭受了一個多月的淩辱與折磨之後，現在又回到了您的懷抱。親愛的祖國啊請您放心，您的這些孩子們將重新拿起武器，在今後的日日夜夜裡為您的尊嚴和榮譽，與敵人展開頑強的戰鬥！

 到了煙臺，我們在蘇紹游的大哥家裡住了兩天。之後，我們各背起一個大包袱徒步西行。經過黃縣，招遠，掖縣到達灘縣。農村裡表面上是平靜的，成年人，特別是知識份子都非常關心抗戰，每到一地他們問長問短，渴望我們介紹一些平津的情況。在這種時機，我們有意識的把日寇的暴行和淪陷區群眾的苦難告訴他們，藉以提高同胞們的愛國心，堅定他們抗日救國的信念。由於此前盧溝橋敵我雙方的對峙，加上報紙宣傳29軍抗日的事蹟，各地群眾對29軍表示讚揚。可以看出，廣大群眾都是贊成抗日的。當他們知道我們是29軍的軍官時，都表示慰問和歡迎。在灘縣，我們乘火車去濟南，火車上秩序還好，從淪陷區逃出來的人員一律免票乘車，也都不要證明。實行這一辦法，使淪陷區逃出來的人感受到親人的溫暖，感受到祖國的熱愛。火車上有許多宣傳隊，絕大多數宣傳員是從平津逃出來的學生，他們很會演講，也都有親身經歷，講起來有血有肉，感染力很強。

 我進入鹽山初中的那一年，正值北伐軍近抵濟南。由於日寇挑釁發生了濟南慘案。我們學校裡自編自演濟南慘案話劇，學生們激起了強烈反響。這一次又因為日寇侵華，迫使我們到了濟南。舊恨新仇，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將永無寧日。在濟南車站上，我們巧遇到軍務處的戰友丁仰恒，我們高興極了，情不自禁的熱情握手，都想爭取用最快的時間，最簡短的語言，把別後的情況向自己的戰友傾訴。在濟南探知敵我對峙的第一線就在滄州以北，宗哲元的司令部駐在泊鎮附近，當天我們乘軍用車到達泊鎮。宋哲元的司令部駐在泊鎮中學。此時，29軍已擴編為第一集團軍，由宋哲元任總司令。原來屬於29軍的第37師，38師和143師，分別擴編為77軍，59軍和68軍。由於連下暴雨，泊鎮一帶及其以北地區一片汪洋，北方船隻極少，弄幾塊門板連結起來，湊合著陸地行舟。當時麵粉兩元錢一袋，雇民工往前線運麵粉，每袋運價一元。前線上沒有蔬菜，農民的柴禾淋濕了，第一線的官兵吃頓熱飯也不容易。前方越是艱苦，官兵越團結，軍民越融洽，抗敵意志也鍛煉的更加堅強。據彙報，戰壕裡水深及腹，遇到水淺的地方，同班戰士都互相讓位，聽到這些消息，我們極為感動。到了前方，我們受到的教育更深刻。到總部報到以後，韓樹聲，李胥五分撥到副官處，我和蘇紹遊分撥到軍務處。軍務處處長是孟紹濂，他是個同盟會的會員，為人篤厚，能以身作則，我們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開始了新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