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仰的人，常常從正面去看待「信心」這回事：對於有信念的人，怎樣維持其信心？對於不信的人，怎樣使他們相信？這其實不限於個別宗教，也可見於其他信念或遠象，不論是天下大同、普渡眾生、社會公義，還是生態平衡。

墨西哥電影《納扎林》（Nazarín）則反其道而行，從反面發出有關信心的詰問：有信念的人怎樣失去信心？不信的人因何始終不相信？

《納扎林》的導演路易士．布紐爾（Luis Buñuel）除了是超現實主義大師，亦因他的電影屢屢攻擊天主教而聞名，所以其不少作品都因「褻瀆」而被禁。

有趣的是，1959年的《納扎林》卻獲得了天主教的認同，幾乎要頒奬給布紐爾。他這樣回應：「感謝主！我仍是個無神論者！」這部電影以一個神父的信仰歷程為主軸，對宗教的描寫模棱兩可，結局開放，由觀眾自行詮釋，也可刺激人反思信仰的底蘊。

人們面對苦難和不公義之時，上帝在哪裡？

對於此世的苦難和邪惡，基督教通常有兩點回應：一，訴諸〈約伯記〉，這是個奧秘，假使上帝回答了，人也不會明白。這樣居高臨下的答案當然令很多人加倍難受，轉頭就走。

二，耶穌基督降世，親身承受人間苦難與邪惡，從而救贖世人。這回應強調神與人同甘同苦，比較貼心。

兩個重點結合起來，信徒即便在此世承受苦難與不公，不須問因，只求結果。只要忍耐、懷著盼望，等待天國降臨，皆大歡喜BBQ。

但這才是問題的開始。

在布紐爾這部電影裡，納扎林神父一心效法基督，與貧困受苦的人同住同行，被偷被騙也謙和忍耐，收受奉獻轉手施予他人。是不是很「貼地」？他反而惹來周遭的人埋怨、敵視和毁謗，可謂衰到「貼地」，被貶如地底泥。

但從另一個角度說，納扎林的清心和堅持，去到一個連教會都覺得過份的程度，所以在其他人眼中，反而更覺得他清高「離地」。他越走近群眾，便越像一個靠近的光源般刺眼。他在別人的地盤工作，分文不收，只求食物，在其他工人眼中便是「做壞個市」，令他們更難與僱主爭取更好的待遇。

納扎林只好離開，但已引起了地盤的勞資糾紛，甚至可能有人喪命。

雖然布紐爾以超現實主義成名，但《納扎林》的風格相當平實，僅有的超現實筆觸可見於這一幕：妓女Andara與人爭執期間殺了人，負傷躲在納扎林神父家裡。於病榻之中，她彷彿看到牆上的耶穌滑稽地張口恥笑她。雖然神父一邊庇護並照料Andara，一邊對她曉以大義，她並未從他身上體驗到基督的憐憫和平安，反而在罪咎及惶恐中感到被輕蔑。

後來她為了躲避追捕，不留痕跡，更一把火燒了神父的寓所。

「與人同苦的神」是荒謬的嗎？

基督紆尊降貴，與人同苦，為人受罪，不是人人都會覺得這是偉大，即使認知其良善也不一定認同並跟從。

其實「耶穌與人在苦難中同行」這一套，正與很多人對救主的期望相違。他們不需要多一個人一起受苦受難，而是祈求確實的解救。誰能消災賜福，就相信誰是救主，不論對方是十字架、紅太陽、老大哥還是The Matrix。

雖然納扎林致力於學效耶穌基督的樣式，卻不盡然。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紀初的一個落後地區，雖然納扎林性格看來老套兼老實，卻有現代人的思維，視神蹟醫治為迷信，只管叫人「有病就睇醫生」。

有一次，一個女病人在彌留之際，納扎林只能再三請她歸信天國的福音，但對方不要天堂，只要愛人在身邊。

另一次，他被一群婦女請求為病危的孩子禱告醫治，他勉強為之，眼看著那些婦女各自顯出的激動表現，視之為迷信而非「聖靈充滿」的他有點困惑和愕然，孩子卻真的痊癒了。婦女當中的Andara和她的妹妹Beatriz相信納扎林是聖人，決定跟從他上路，卻令其他人對他誤解更深。

納扎林的困境帶出了有關信仰的內部矛盾：超越性的信念針對現在的難題而產生意義；不必談宗教，若人聽到張家輝講「你而家冇，但係將來會有」便感到振奮、變得積極的話，便已經體驗到一種信念的力量。

另一方面，人們又往往根據現實的果效來察驗何為信實。納扎林的良善誠實和逆來順受，即便在個人層面來說是德行，卻無法改變現世的苦難與不公。那麼即使人們認同他「活出基督的樣式」，但這樣式是「無用」的。

人的信心因何破滅？

《納扎林》是對耶穌事蹟的戲仿，但這不是說布紐爾使用他拿手的嘲弄戲謔手法來攻擊權威（如他在其他作品中所作的），而是納扎林的表現成為了對耶穌的戲仿，而布紐爾平實地描繪出來便足夠了。例如Andara和Beatriz像門徒中的馬大和馬利亞姊妹，隨後警察接報捉拿納扎林一幕，又如耶穌於客西馬利園被捕。

戲仿使這齣戲的立場顯得曖昧，天主教以為布紐爾浪子回頭，但其他人則指《納扎林》其實是有關宗教信仰之破滅。

電影結尾是關鍵：納扎林信心失落，最後又恢復了盼望。問題是，他的信心因何幻滅？最後恢復的是哪一種盼望？納扎林被捕後，遭其他囚犯欺凌，耐性到達了臨界點：他確實鄙視那些惡棍，但按教義要寬恕對方，卻自問分不清鄙視與不寬恕。

這時另一個囚犯出刀相救 — — 與試圖動武護主但遭否定的Andaran及使徒彼得的事例形成反諷。但更諷刺的是，這個囚犯令人想起與耶穌同釘十架的「善良的賊」，而納扎林也試圖叫他歸信基督，結果反而是自己被對方一句話動搖了自己的信念：「我作壞事，你作好事，但同樣在這裡敗壞！」

納扎林一直竭力活出基督的樣式，結果人們所見證的，卻是這個信仰與現實人生毫不相干。

最後灰心喪志的納扎林被單獨押著上路，路上有個小販送他一個菠蘿，他起初不接受，旋即改變心意。有論者指出，這象徵了他終於放下清高的聖人心態，以平常心接受恩惠。但這刻所恢復的，是他對人間美善的信心，而非宗教信念。

但這結局始終是開放的，主角可能藉此察覺上帝同在的徵兆，或反過來說，他對人性的希望亦未必能持久。

《納扎林》是一個有關信心失落的故事，回想主角在戲中幾個「破綻」，或能幫助我們體察自身信念的脆弱之處：

一，納扎林為何根本上否定奇蹟治病，視之為迷信？在無神論者眼中，宗教信仰就是迷信，對信徒來說怎樣區分？有其他信念的人也差不多，他們的理想在其他人眼中只不過是「膠」。

二，納扎林對欺凌者從心而發的鄙視令他難以寬恕對方，但叫他最難寬恕的其實是自己，繼而心志頽喪。

三，說「當好人和壞人沒有分別」，是哪方面的分別？立志行善者能否以促成這種分別為目標？

延伸參考：布紐爾的反（思）宗教電影
1. 《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法國，1930年。
這齣戲是布紐爾與著名畫家達利合作而成，全片如夢境一般，由沒有現實邏輯結構的敘事組成：把一名主教被掉出窗外，把耶穌描繪成虐待狂……布紐爾因此片在法國被封殺，轉到墨西哥發展。
2. 《泯滅天使》（The Exterminating Angel）。墨西哥，1962年。
一群上流人士不知為何就是無法走出大屋，其中發生種種荒謬之事。戲裡的建築物可以象徵社會階層，也可以是宗教和政治意識型態，在危機之中，是安舒區也是籠牢。
3. 《沙漠中的西蒙》（Simon of the Desert）。墨西哥，1965年。
苦行僧西蒙長期在石柱上修行，但他見不到上帝，反而魔鬼成了常客，用各種方式誘惑他，最後一起跨越時空去了紙醉金迷的現代世界。

（原載於《時代論壇》17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