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的记忆碎片（十七）

十七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互联网还很不发达，我完全不知道老邓南巡，也不知道这件事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等我95年回国探亲时才发现，仅仅3年功夫，人大红楼的那个诗人小圈子就不存在了，大家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创业的创业，当年那种淳朴的理想主义氛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溃不成军。

我们那群人当中，只有老王还住在那间宿舍，他仍然在人大教外国文学，性格还是那么温润乐观，可就是多年的不规律生活把他的胃搞坏了，整天胃疼。广天则因为给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配了乐，在国内红了起来，到处给电视剧写插曲（记得有一部《敌后武工队》是他作的曲），忙的不亦乐乎。他的理由也很实际：革命必须先吃饱饭，革命者也得养家糊口。

那时广天和小宇已经结了婚，在一幢普通的筒子楼里安了家。屋子很小，但两人很快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去那间小屋找他们玩时的情景，因为没有空地儿，我们仨一起盘腿坐在大床上，广天给我唱他的新歌，我给他讲美国见闻。记得那天广天为我演唱了《我的朋友京不特》和《三十里铺》，我都很喜欢。因为他俩都是烟鬼，聊到深夜后整个屋子像是着火了一样。

广天还给我讲了他和新朋友黄金刚一起搞汉藏和声的事情，我这个乐理盲居然听懂了，只是我觉得依靠这样一种纯理论上的东西来振兴中国民族音乐好像不太现实｡

除了教外国文学之外，老王还在人大开了一门选修课，请一些名人去讲课。广天去讲了一次，我亲眼目睹了他在演讲方面的才华。那天他还在课上第一次唱了那首《圣人孔子》，真的是非常好听。下了课老王突然对我说：“你也来讲一次吧，就讲美国摇滚乐历史。”我先是推辞了一阵，后来不知为什么居然答应了。我那时真是太年轻了，不知天高地厚。

音乐讲座需要放音乐，可我只带了那100首美国民歌，讲摇滚就不够用了。广天自己也没有那些磁带，但他对我说：“我认识一个很牛逼的人，我自己那盘磁带没有推荐给过他，可他却写了篇很好的乐评，说这是今年唯一值得一听的唱片。他带你去他家找找看，你需要的唱片他应该都有。”

那天晚上，广天带着我走进一幢在北京随处可见的那种火柴盒宿舍楼，开门的是一个瘦小干枯的人，带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走进屋子，却发现卧室里到处都堆满了CD和磁带，简直就是一间音像制品批发仓库。

“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晓峰，写《对话摇滚乐》的那位。”广天的介绍一下子就把我和眼前这个陌生人拉近了许多，因为我曾经在上海出版的《音像世界》杂志上读到过王晓峰和章雷写的“对话摇滚乐”系列文章，但因为当时听不到文中介绍的音乐，所以印象不深。

其实那时候我在美国已经开始订阅这本《音像世界》杂志了，最爱读的就是一个叫邓迪（或Dundee）的人写的唱片评论，每次读完我都会按图索骥，去找唱片来听。这个邓迪就是王晓峰的笔名。

说到乐评，美国的《滚石》杂志当然更权威。那时我刚刚开始读《滚石》，那上面的乐评非常多，但我不确定每一位作者的口味，不知道该相信谁。王晓峰的乐评相当于一把尺子，我发现他说好的CD一般都是我喜欢的，他说差的一般也是我不爱听的，我心目中的乐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一直认为，所谓乐评其实就是唱片的广告，唱片永远是第一位的。我读乐评的目的就是从中寻找好唱片，并让自己事先有个公正的预期，既不错过好音乐，又不被宣传误导而浪费时间和金钱。所以我并不喜欢那些太过文艺的乐评人，那叫喧宾夺主。我对于乐评人的要求其实就一点：口味恒定。只要你口味恒定，即使你我口味不同也没关系，你说好的我不买就是了。

印象中第一次见到王晓峰时他很腼腆，话不多，说话时不爱看对方，盯着地，后来稍微熟悉了之后他的话才多了起来。当我把需要的歌曲目录给他看之后，他立刻敏捷地在“唱片山”上上蹿下跳了一番，很快就把我需要的几首很冷门歌曲唱片找了出来，我这才相信了广天的话：“晓峰没有的唱片一般在北京市也就找不到了。”

第二天晚上，我生平第二次站到了人大的讲台上。讲课前我还煞有介事地准备了一个讲稿，可一上台我就晕了，只好东拉西扯，把自己在摇滚乐历史书上看来的一点皮毛贩卖了一番，内容无非是布鲁斯怎么兴起的，黑人怎么坐着火车来到芝加哥，布鲁斯怎么又和乡谣合并，最后成为摇滚乐……等等，既缺乏故事性又缺乏趣味性，台下听众肯定听得两眼一抹黑。最后时间还没安排好，摇滚乐还没发展完呢下课铃就响了，只能草草收场，白白浪费了听众宝贵的90分钟。

不管朋友们事后怎么评价，我心里知道那次讲座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它让我意识到自己对美国音乐只知道个皮毛，根本没有资格去当别人的老师，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顺便插一句：这又是一个从小看老的案例。最近几年好多人来鼓动我做视频节目，我也大着胆子在搜狐试了几期，彻底失败，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善于在公开场合讲话的人，这毛病直到现在都没改过来。

我们那个诗歌小圈子里有个人叫朱凌翔，人大毕业的，当时已经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我去找他，问他有没有可能在北京音乐台办一个民歌讲座节目。朱凌翔接过我递给他的那录有美国民歌100首的4盘磁带，看了一眼，对我说：“你先去拉赞助吧，有了赞助一切都好说，没有赞助肯定不行。”

这回轮到我两眼一抹黑了，你让我去哪儿拉赞助啊？！

就这样，我到处碰壁，感觉我曾经如此熟悉的那个北京正在离我远去。不过有一件事还是让我挺高兴的，忘记是谁跟我说，中关村有个酒吧里有一对夫妇在坐台，唱民歌唱得非常好，于是我就慕名前往，第一次见到了小娟和黎强夫妇。后来我们成了笔友，我回国后我们又成了朋友，直到现在。

那次回国我只待了3个星期，临走前我又和广天深聊了一次，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起他准备向戏剧界进军，把音乐和戏剧结合在一起，做中国的音乐剧。我听了十分不解，劝他把精力集中在音乐上。万万没想到广天的那次“改行”后来会在北京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一部《恋爱中的犀牛》和一部《切•格瓦拉》让他终于成为京城文艺圈的红人。

【题图是当年的小娟和小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