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睿谬 | “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如何才能找到避风港？

研一在图书馆借了《上学记》，紫皮的，封面好像也是丰子恺（或者是同画风画家，好像他女儿也有相同风格的画作）的漫画。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何老对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和吴晗在日军轰炸即将来临，两人走向防空洞的对照描述，前者拄伞临危不乱的姿态虽仅为文字描述，却成为我对其人形象的脑中定格。后来，看到许多对何老的采访，当时内心感慨可能更多的是：活得长的确有助于学术研究或贡献！（对于政治家来说或许相反）说几句就笑几句的性格应该是何老的长寿密码。再过了几年，就看到他逝去的讣告，不是很惊讶，毕竟这几年离去的知名学者太多，但也正是太多学者的逝去，预示着一个时代已经彻底谢幕。

但是他所经历的“时代”真的谢幕了吗？作为“社会人”，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时代”。我很喜欢何老对自己的评价——作为“旁观者”的“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一个引自《浮士德》灯塔守望者的说唱：“To see I was born, to look is my call”（我一生就是来观看的）。本书的执笔记录者文靖认为“大时代”在这个“小人物”面前是败下阵来的——“它，配不上他”。当然，何老的选择是“明哲保身”，一种自古以来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在大时代下的“生存之道”。回顾思想史，道家在使用、儒家也使用，法家更在使用。但是这种保全“自我”在文靖看来是“自由精神与独立头脑”，“自我”不是自己拿去参与或成就时代的工具，而是良知与价值，当然，还有这一切存在的前提——活着。尽管毫无个人尊严的“大时代下”活着是多么地煎熬（书中提到了杨超，何老难以想象人居然有两次自杀尝试的毅力）。

《上学记》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文史圈内的其人其事，你可以说此书是民国以降文史知识分子生活史的第二季，似乎就和娱乐圈内的八卦一样，读起来新鲜且刺激。但当你看到那些五花八门的口号、标语、事件……我不知道在采访何老时他的心情是怎样，我相信这种能让人极其不好受的感受是可以实现“代际传染”的。文靖对《上学记》的定位是“一本谈‘幸福’的书”，社会险恶但人却满怀理想；《上班记》则讲的是“荒诞”，社会“新”却人性恶。直到现在，很多系统性的恶一直没有消失，较之于良善的恢复速度，恶产生的速度要比想象中更快。

人物访谈类的书籍读起来会比较轻松，而且融进去后会代入采访者的视角，有一种“历史再现感”。何老喜欢引经据典，令我兴趣盎然的也正是这些文革时期各式各样的荒诞口号和典故。我作为改开后出生的小孩儿会有间接的熟悉感，它们可能存在于我们生活中那些逐渐斑驳的背景板，时不时还会换个形式再次抛头露面。他用所谓“封建旧时代”的典故与“大时代”的荒诞、乱象相互照。因此，读者便能感受着同一典故的“三重再现”——那些习以为常的“封建”观念似乎“永远走不出”或“随时还都在”——无论是古代、现代还是当代。这股贯穿千年的戕害不断复现，十分窒息，甚至能够让人不得不做出本质主义的界定——似乎在这个国度过活的普通人只能是成为一出出悲剧，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时代之痛；似乎只要诞生在此地，不是留下创伤就是成为致伤的一环，没有余地。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历史学者对于自身所经历的历史史实的观照，并对身处其中的其它学者有所记录和评价，并对那一个“大时代”的历史作了切身评价。也是本书让我理解了为啥何老属于历史系而不是哲学系。很显然，不同于伯林的“思想史转折”，何老是自知之明的，而且这种态度一以贯之于他的学术以及做人的真诚性上。他在评价李学勤的时候说：“聪明是李学勤的一大优点，可是他的缺点也在这里。聪明过甚，思想变得太快，往往也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了。”无论是在大时代下浮沉生死的社会修罗场，还是被时代牵扯至今的学术象牙塔里，“聪明”从来不是什么褒义词。

这时代很大，却大的没啥新意；这里有些人物很小，却小的真诚。我一直对上一个大时代及其瓦解抱有感性与知性的兴趣。如果这辈子与学术还有缘分的话，我会尽可能写一部八、九十年代史。不仅仅是因一些时代残存而怀旧，也有对东亚民主化进程的思索。就人生而言，新的大时代或许也是上一个大时代的2.0版本已经到来，然而，新的它是否允许你成为一个新的观照者呢？或许从类似《上班记》的个人史中总能够找到一点儿适合当下的生存范本、保全之道，尽可能的远离“系统之恶”。“时代”面前只能如此这般无力？何老很喜欢帕斯卡“思想苇草”的比喻，弱者也能保持其特有的韧性，只是，原子化个体的今天还能找到“大时代的避风港”吗？

书中记载了何老带谢国桢去峨嵋酒家品尝后者所喜爱的干烧鱼，大众点评上搜了一下，非常幸运的是该餐馆在北京开设已不止一家，解封后有机会去尝尝这条鱼“三重再现”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