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亚娜

女权主义者\独立写作者\媒体工作者。长期关注、推动中国女权运动,近期关注数字极权。热衷组织和参与公共活动,普及公民教育,擅长性别、社会、政治、传播等泛社会科学领域的话题。工作联系邮箱:mimiyana@protonmail.com

米米炸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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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为了记录在不久前的炸号大潮中,我和微信缠斗的过程。因为我在炸号后有试图去搜索别人的炸号故事,这让我意识到,即便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只是看到经历相似的人们写下的字句,也是一种安慰。

另外一个动因,是因为这两天读到端传媒上阎连科的文章《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作者苦口婆心地呼吁写作者不应放弃书写自己的个人记忆与感受,把舆论场让给那些总是用纯正抒情腔调朗诵宏大叙事的人,令我颇受震动。我严肃反思了自己因懒惰和怯懦而放弃书写更多文章的不作为,也重新为我所理解的公共写作确定了一个基础——以个人见证历史。站在这个基础上,我看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膨胀(或萎缩)的自我,从而得以在公共空间中自持。这意味着我将不再仅仅依赖自身的兴趣做事,而当自我变得虚弱时,仍然有超越性的力量驱动我振作起来。

所以,我应该写下在这次疫情中因为发声而被封号的经历。本质上我们都是李文亮的同路人,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但更多的是一群严重缺乏统计数据和调研文本的人,他们是谁,经验如何,鲜有人知,对禁言的叙述和被禁的内容一样被严厉审查,从而难以呈现和传播。

关于这次炸号的语境,请大家参考我的上一篇文章《我们的失去必须是无可挽回的| 纪念李文亮》,这里不做重复。本文着重讲述炸号之后我做了哪些动作,遭遇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


我的微信号用了超过八年,积累了近五千个联系人,所以在突然被永久封禁后,损失是很大的。看到网上有人在冷嘲热讽使用微信的人,类似于“知道这东西很烂还要继续用,不是活该吗”之类。想说最大的问题明明是墙,为什么要指责受害者呢?我肉身在墙外,上去微信感觉不过是“探监”,但对于更多在“监狱”里的人来说,在物理上,心理上,逃离都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决定人们使用什么社交软件的并不只是软件本身,而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哪里。越来越高的墙和微信庞大的复合功能(集合通讯、社交、支付、游戏、内容生产……)已经垄断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其他国内社交媒体平台也同样遵循审查机制,更是狼狈为奸形成了此局域网生态),而“控制大多数人”,一直是审查和维稳的效用所在,个体很难在短时间内左右。

想起伊朗影后Taraneh Alidoosti曾在伊朗当局承认击落客机后说:“我们不是人民,我们都是人质,数以百万计的人质。”

而正在被墙和微信所绑架的中国人,又何止百万计呢?


时间大概是在2月4号晚上,我发现自己被微信强制登出。再登入后,便看到了被永久封禁的提示,原因是“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这时微信提供给了我临时登录的权限,让我把微信钱包里的钱转出来。

我登进去后,发现收发消息和朋友圈都被限制了,无法和任何人交流,但还能够看到群信息的更新和好友们的朋友圈更新,就像有个炸号的人说:感觉像是自己死后出窍的灵魂在看着这个世界。我试着发了几个消息都无法送达。当时整个人有点急,赶紧把我钱包里的一千多块钱全转出去了(后来发现最好不要全部转出去,留几块在钱包里方便后续登录),然后一边逐一点开WhatsApp、Telegram、Signal,和一些比较近的朋友说了下被炸号的事,一边开始注册新号。

被炸号主要是因为转发敏感文章到我自己的群里,而且我的群和另外一个管理员的号都同时被炸了,幸好建群的时候有朋友同步在Tele上建了群,把大多数群成员都备份到了墙外,这让我在第一时间就联系上了他们。然后大家在被炸的群里发起位置共享,互相提醒那个群已经被炸。

(群被炸后很多成员难以察觉,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正常发言,但看不到彼此的发言,也不会收到回应。微信会区别对待海外用户和国内用户,所以经常出现海外用户可以在被炸的群里互相交流,但国内用户无法看到他们的信息的现象。但“位置共享”可以让所有成员都看到,所以一旦你发现群里有人无端发起了位置共享,很可能这个群已经炸了,或者这个人的号炸了。)

我用了被炸的原号所绑定的美国手机号去申请了新号,申请的时候微信有问这个手机号已经绑定了另外的号,要不要继续?我脑子一热就选了继续,然后这个手机号就自动和被炸的原号解绑了。

申请过程中需要第三方来帮我做辅助验证,也就是要找到另一个使用微信的朋友替我扫码才能开通账号(这还不是谁都有资格扫的,如果是大陆注册用户,需已注册时间六个月以上,如果是当地的用户,需已注册一个月以上),我把二维码发给了朋友,也很快开通成功了。

然后我把新号散发了出去,一晚上陆陆续续加了三百多个好友吧,之后便不断有人提醒我账号异常,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这个号就又被永久封禁了,理由是“存在骚扰/恶意营销/欺诈等违规行为”。

我判断应该是用了被炸的号绑定的手机号导致的,所以我就换了个回国时用的国内手机号重新申请(当时手边就只有这个手机号了),也是走完了找朋友辅助验证的流程,然后又把新的微信号散发了出去,大家的反应是:“你怎么又炸了?”但不幸的是,还不到二十分钟,微信就又把我强制登出,提醒此号被封禁,理由和之前那个一样。

满脑子WTF后,我才停止了尽快恢复账号的冲动,冷静想了想这都是为什么。最强的感觉是我被定点了——微信审查(或者网警)肯定是因为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才连续炸我的号,而且越来越快。

但也有被多次炸号的朋友说,刚炸号后急着活动很容易被再炸,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而且新号不能加人太快,否则很容易触发异常。

但不管怎样,那几天微信近乎丧心病狂的禁言强度,肯定不是日常级别。

我又咨询了下专业技术人士,对方的建议是换新手机号并且使用新手机,新号最好买不需要和身份信息绑定的sim卡(在美国还算容易),尽量避免可以被确定身份的操作。

由于这一波连续封号,我被锤得有点丧气,所以上网买了个不记名sim卡,在等待它寄到家里的时候都没再用微信,反而得了些修身养性的空闲,发现自己不发微信照样活得好好的,而朋友圈没了我还不是照样运转。

令我感动的是,一个朋友在得知我被连续炸号后,立刻在微信上组了一个“救援群”,花了很多时间把我被炸的群里所有朋友都捞了回来,大大减少了我后续加人的工作量。

然后另一个朋友借了一个他在香港注册的微信号给我临时使用,那个号上还绑着他的银行卡,我们素未谋面的,这是莫大的信任啊。

幸好我一直有个未拆封的新手机,所以我用了这个手机登录他借给我的账号(经过了他配合我发送手机验证码),终于能够正常使用微信了。

有点哭笑不得,我只不过是要日常交流而已,为什么要练成特工。但既然都练成了特工,不冲个塔就有点不值了吧。

我看了一些网上被炸号的经验后,也尝试过投诉。第一我直接搜了腾讯微信的客服电话打过去,全是自动答录,无法接触到人工服务。然后我按照被封号提示页面底部提供的“咨询客服”的链接,在有限的选择里申请了封号复核。这个操作也需要第三方的微信号扫码验证,我便直接用借来的微信号扫了,之后就需要在这个微信号里填写申请内容,字数是被限制的,没给我太多用武之地。

竟然还看到腾讯客服提醒复核申请者说:“一旦客服发现违规情节较重,将有可能对账号加重处罚,请您悉知!”

我可操你祖宗十八代吧。

大概两天之后,复核结果发到了我借来的那个微信号上,只有短短一句话,大意就是永久封禁不予解封。

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被如此傲慢地对待却无计可施。想起之前在华为251事件里,我还吐槽说,这片土地上的企业也都学到了当局的臭习性,一个个都黑手党化了。

借来的号也不敢多加人,毕竟是要还的。在等待新sim卡的漫长岁月里,我又几次尝试登陆了被炸掉的三个号,发现最后一个号是可以解封的,只要经过实名认证,也就是绑定国内银行卡。

我于是就好死不死试了试:绑定银行储蓄卡需要验证卡主在银行的预留手机号,而我好几年不在国内,预留手机号早就变了,打电话去问了银行,说必须去柜台办。然后我又换了另一个国内银行的信用卡绑定,打电话去国内的信用卡中心,成功改变了预留电话,说24小时后生效。我等了24小时候再去绑定,心想这下总成了吧?

结果微信告诉我,这个信用卡是外币卡,不支持绑定。

我还尝试问过我妈能不能在国内帮我买个新sim卡,再用她的身份注册个微信给我用,她回答:疫情期间门都出不去,营业厅也都没开门,没地方买。

还加上一句:“闭下嘴对你也有好处。”亲妈???

等到美国的慢递终于把我的新sim卡寄到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因为考虑到要匿名而且不想交每月的套餐费用,我买的这个卡不是常用的服务商的,需要上网注册激活,没想到注册后又要求绑定银行卡,我寻思着绑定美国这边的卡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至于连这个信息微信都能审查吧?结果试了几次,银行卡绑定不成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至此,令我备受蹂躏的已经不只是墙国的审查机制,而是这整个该死的现代社会了。真是难以置信,在这个处处以方便、快捷之名建立起来的美丽新世界里,我会在这么小一件事上走投无路?或者走投无路才是现实,方便快捷只是囚禁我们的幻象?互联网早就死了,死在这无休止的绑定、验证、实名认证和花样审查里。

濒临崩溃的我,钻入了死磕到底的牛角尖里。我就近搜了个家附近的手机运营商的店,直接走进去办了一张pay as you go的卡,然后装到了我的新手机上,再开始注册新的微信。

当然又遇上那个需要第三方微信号验证的关卡了,我把验证的二维码发给了至少四个朋友,反反复复尝试,他们有的是大陆注册的微信号,有的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号,而且都符合微信写明的验证资格。然而微信在跳出页面要求他们填写实名和身份证号之后,却告诉他们都没有资格帮我验证。

朋友气得不行:“我怎么就没资格了?你要了我的实名和身份证后告诉我没资格?”

所以我就算使用新的手机和新的sim卡,却倒在了这个验证上,还是无法注册新的微信号。

我还以为永远都用不了微信了,但很快发现还剩下最后一个方法没有用,那就是直接找黄牛买一个微信号。

感觉自己当场被逼良为娼。

淘宝上是早就被清理干净的,关键词都搜不到。我试着直接google了网页,果然找到了一些卖号的站子,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法确定它们是不是骗子。

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想着被骗也不过几十块人民币而已,于是联系了网页上的一个QQ号,选了一个国外注册的微信号,支付宝过去几十块钱后,对方童叟无欺地给了我一个号,并且协助我进行了手机验证。我顺利登陆上去,改了密码和绑定的手机号。

用了几天后,我才敢开始慢慢加人,并且广而告之我的新号。有朋友说:我这里有好多个你,我回答:已经可以凑一桌麻将了。

但随着加的人越来越多,又开始有朋友提醒我账号异常,我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买来的号是在马来西亚注册的,马来西亚的号竟然也有绑定银行卡的选项(美国的号是没有这个选项的),而且只能绑定马来当地的卡,这意味着我没法通过绑定银行卡来进行实名认证,所以如果微信对马拉西亚的用户的实名认证是强制性的话,这个号仍然可能在某个时候被封掉。

问题就是,凭什么微信要强制马来西亚的用户实名认证呢?这是不是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对东南亚的渗透已经到了某个程度了?

在炸号之后,不少人都主动找到我并表达慰问,谢谢大家。有几个同病相怜的朋友也分享了她们的经验,有人经过了长达三个月的不懈投诉最后恢复了被永久封禁的账号,但有的人坚持投诉换来的却是销号。还有一个盛传的案例是借微信微粒贷几百块钱再分期还款可以防炸号,好些人转发给我,但很快有个朋友说他还有四万块没还却一样被永久封号。感觉根本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全看个人造化。

网上有人说,这叫“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也有人说,审查有效的作用是因为它有边界,当它失去了界限,意味着我们说什么都是错的,对审查的恐惧也就消失了。

我再一次提交了投诉,声明如果不能拿回账号,就把证据提交给美国的律师和相关组织,坚决追究腾讯的法律责任。也不知道是不是威胁起效了,昨天我再次登录被炸掉的号——虽然依旧没有解封——但发现我有了新的权限,可以将号上的所有数据导出,包括通讯录和朋友圈,只是提交导出申请后需要等待微信的邮件。

我决定等数据拿到后继续投诉。

后来,又一个刚被炸号的朋友告诉了我一个窍门,如果把绑定的手机号换成欧洲手机号(或者直接用欧洲手机号注册),就会得到“导出数据”的选项,在“设置—账号与安全—更多安全设置”的页面里。这是因为微信在欧洲运营必须要遵守 GDPR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法案,允许用户导出自己的数据。

我试着花几美金用叮咚(Dingdong)注册了一个比利时的手机号,再把我的新微信号改绑到了这个号上,等了几分钟后果然出现了导出数据的选项。截止这篇文章写作之时,这个方法还是有效的,所以这应该可以降低炸号时的损失。

谢谢朋友的图

近年来国内的互联网公司运用“内外有别”的制度已经是常态了,对内配合当局耍尽流氓,在外却要服从别国法律的监督和约束,这给了我们一些辗转腾挪的空间,虽然这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

从我炸号开始到能够(暂时)使用微信,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不可思议的是它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摩擦。失去联系人、失去大量生活记录只是个开始,随之而来的时间、精力的消耗简直令人心力交瘁。更多的创伤体验则来自于普遍意义上傲慢的权力为所欲为却不付出任何代价,以至于更多人不得不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遍遍投入这荒诞程序中的屈辱感。

我无法忍受让这种无意义的经验存在于我的生命里,任凭它不断腐蚀我的力气,所以我必须写下来,作为一种反击。

在整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更多人在不断反击,从“微信封号”的超话,到两次“我要言论自由”、“我要求言论自由”社交媒体运动的发起——有一个据说是上海的姑娘上街举了牌,还有多个学者、公民团体为争取言论自由发起联署。而这也引发了海外联动,我看到有外媒的记者在做疫情期间微信封号的调查,公民力量也启动了针对腾讯公司的集体诉讼。

反击可能会招来更多的打压,这次的炸号,不就是我长久以来一次次挑战言论边界的后果吗?可是打压也会酝酿下一次反击。绞索不是一下子收紧的,如果无法拓宽言论的边界,起码我们让它在收紧时遇到多一点阻力,再多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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