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一战》 摘抄笔记整合

点题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宗明义地提出，“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竞争与冲突的必然性，即国家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将引发战争。修昔底德陷阱既不是宿命论，又不是悲观主义。相反，它让我们超越了新闻头条和政府的言辞，认识到北京和华盛顿必须妥善处理结构性压力，以此构建和平的双边关系。

中美领导共同点

• 都被一个共同的抱负所驱使:让国家再次伟大。
• 都把另一个国家视为实现梦想的主要竞争对象。
• 都为自己独特的领导能力而自豪。
• 都认为自己在振兴各自国家的事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 都已经宣布了艰巨的国内议程，要求进行根本性变革。
• 都支持国内彻底根除腐败的计划，并直面对方尝试采取的手段，以达到各自的目标。

中美差异

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性思想(glasnost)——思想的开放——形成鲜明对照，习近平要求意识形态上统一，加强对政治话语的控制。他坚持媒体应该大力倡导党的利益。但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犯了三个致命错误。他在改革国家经济之前放松了对社会的政治控制。 他和他的前任允许共产党腐败，最终内部塌陷。他将苏联军队“国有化”，要求指挥官宣誓效忠国家，而不是党及其领导人。

中国想要什么?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再次伟大。十多亿中国人最深切的渴望不仅是使得国家富有，而且要实现国家的强大。事实上，他们的目标是中国足够富强以至于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中国利益并给予中国应该得到的尊重。中华民族的“盛世”辉煌，即清朝衰落之前的那个时代，现在已成为当代中国自豪感的源泉。因此，这个具有强烈回首过去意味的用语“复兴”(rejuve-nation)——对习近平的“中国梦”来说如此重要——也可以翻译为文艺复兴的“复兴”(renaissance)，这并非巧合。 与此同时，“勿忘国耻”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口头禅，用来培养以受害者身份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党通过唤起人们对过去在日本和西方铁蹄之下的耻辱来创造团结感。同时，它还通过激起这种耻辱感来界定中国人的身份，这种身份与美国现代性完全不容。儒家文化反映了一种民族精神，它强化了权威、等级制度、个 人权力和利益的从属地位、共识的重要性、避免对抗、‘爱护面子’，以及普遍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的地位。 中国遵从孔子的第一戒律：“恪守本分”。对于中国人来说，秩序是核心的政治价值，除此以外便是混乱。和谐秩序是由一个等级制度所衍生的，社会中的每个人不仅处在一个位置上，而且知道自己的位置。 习近平想要实现三大目标：保持经济奇迹，培养出热爱国家的公民，以及在世界事务中不再向其他国家卑躬屈膝。

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并将人权神圣化”。 美国被称为“传教士国家”(a missionary nation)，一个被这种信念所驱动的国家，即“非西方人民应该致力于实现民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人权、个体主义、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并在其制度中体现” 。“这种独立的精神激励着美利坚民族，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是而且一直都是他们确立的原则。与金镣铐和肮脏的富裕相比， 他们更喜欢贫穷的自由，他们将捍卫自己作为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老威廉·皮特说。 “当美国人失败的时候，他们会振作起来，重新开始。美国文化就是从零开始，然后打败你。为此，你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源自他们的历史。他们进入一个空旷的大陆，并充分利用它。”李光耀说。

是否会有战争？

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5000年历史的文明重返辉煌并不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实现的条件，它需要经过一整代人努力管控而营造出长期环境。当各方慢慢认清事实或决心抵制中国时，中国已经准备好使用其经济实力的“胡萝卜”和“大棒”——根据需要采取购买、出售、制裁、投资等手段，直到它们达成一致。

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大战略涉及五大目标：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化中国以及破坏中国的领导力。这是建立在“一个极深的‘现实主义’的中国结论基础上的，即美国将永远不会放弃其作为具有支配地位的区域和全球大国的地位，并将尽其所能保持这一地位”。

“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上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崛起国的自大不断膨胀(“我说了算”)，开始期望要求获得相应的承认和尊重(“听我讲”)，并要求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我坚决要求”)。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既有大国会将新晋大国的这种自负看作对自己的不尊、忘恩负义，甚至是挑衅或者威胁。一个如何利用“守成国综合征”的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利用夸大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对现状变化的恐惧来挑起鲁莽的反应。

在调整现有安排、制度和关系以反映均势变化时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所称的“过渡性摩擦”(tran-sitional friction)。在这种互动中，崛起国通常认为制度的变化不够快，并将拖延看作守成国决心遏制它的证据。而守成国认为，崛起国过于雄心勃勃，要求调整的速度超过与其匹配的实力或者超过了安全的范围。崛起国通常将自己看得比实际更温和，并且更容易认为潜在对手有恶意动机。因为国家永远无法确定彼此的意图，所以它们只能转而关注实力。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的“安全困境”提醒的那样，一国采取的防御性行动对于其对手来说往往看上去很险恶。一个崛起国对守成国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可能会大打折扣，估计不足，因为它“知道”自己是善意的。与此同时，其对手甚至会将其善意误解为过分要求，甚至是威胁。

你们和我们一样明白，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关系中才有权利可言。在现实世界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则必须忍气吞声。国家利益不言自明。国家的生存权和不受他国恫吓自主作出决定的主权是谈论国家安全的试金石。导致战争的因素：利益、恐惧和荣誉。荣誉它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的自我意识(a sense of itself)、国家应得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国家自豪感。

克劳塞维茨教导我们，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其他手段的延伸。当对外政策、外交和谈判手段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确保国家的利益之后，陆军、海军和空军可以用其他手段继续施加影响。

命运掌控着双手，但人才是游戏的玩家。

在一个被“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约束的竞争中，没有国家可以赢得核战争，但这不是问题的终结。自相矛盾的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表现出愿意冒着输了这场战争的风险，否则就会在博弈中成为输家。如果军队的直接干涉会有导致国家灭亡的风险呢?在此情形之下，必须探索替代性方案。因此，他们发明了“冷战”作为战争的新手段，想方设法减少主要战斗人员之间的直接交火。

美国的民主正在显现出致命的症状，这些症状的根源在于公共道德的衰落、合法化和制度化的腐败、教育程度低和注意力分散的选民以及目标是“博眼球”的媒体——所有这些根源都因数字设备和平台而恶化了，这些数字媒介哗众取宠，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

李光耀指出了中国不易改变的一系列障碍：法治的缺失、对地方的过度控制、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化习惯；一种“通过警句 和4000年来的文字来塑造思维，让人以为所有值得说的话都已经被说过 了，古人说得更好”的语言，以及无法“吸引和吸收来自其他社会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