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拉薩的濫情人

在馬原的那些藏地小說里，西藏的佛光不過是被他解構的無聊的意識存在，是被他用來形成詭譎漢話虛構作品的橫七竪八的素材。馬原從來不掩飾自己的作者身份，他大大方方地告訴讀者自己叫馬原，不是一個同名同姓的主視覺人物，不是自己矯揉造作的自我投射。此馬原即為彼馬原。馬原這樣一種坦承的態度自然而然地延伸在文本之中，同時作為作家與第一人稱觀察者的馬原在進入藏地時，總是大方地承認他不會聽讀寫藏語，他也從不掩飾同藏民之間語言不通所造成的交談場域內的尷尬，語言上的互動不存在。只有眉目傳情、肢體動作外加各類手勢，外加作者出於人之常情加以的胡亂猜測，這是馬原同藏民的互動方式。我傾慕他的這種坦誠，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在拉薩街頭遇到了類似的失效以及失效所帶來的尷尬。馬原直接地承認了尷尬，儘管長住拉薩，但他依然拒斥學習藏語，堅持以漢語同藏民作牛頭不對馬嘴的話談，這多多少少令他的作品讀來帶有些許漢語中心的不良氣息，有某種漢族男人與生俱來的傲慢態度。

有關於漢族男人的傲慢態度，我在拉薩的街頭獲得了十分具象的體驗：那天我摩拳擦掌在八廓商場買了一身藏袍，一件內襯，外面一件典型的灰色藏袍，賣藏袍的藏民奶奶拿了根紅色絲綢腰帶繫在我的腰部，經過了一陣好不煩瑣的纏繞、打結、翻轉，它呈現出了它應該呈現的造型，但是我看得眼花撩亂。外加當時已經三點鐘，大昭寺會在下午四點半停止遊客的入場，我沒有時間去學會如何穿好藏袍。當我呈現出一個非常典型的東部漢人形象：白白胖胖、國字臉面龐，卻一身藏人裝束出現在八角街地帶時；當我穿著這樣一身裝束出現在漢族遊人密布的大昭寺內部時，我吸引了眾多的目光——來自漢人男性的。你知道的，在拉薩街頭總是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誰是藏民，誰是漢人，漢人裡誰來自東部，誰是上海人，誰來自四川與甘肅。漢女和藏民都不會引以為怪，唯獨許多的漢男一定從頭到尾打量我，用一種顯然附著不友好感情色彩的目光——我想了想，幾乎是在感到疑惑之時就瞬間理解了——“自古以來都只有我去同化別人的份，哪裡有被少民的亞文化吸引，還要去穿他們的衣服的，你這個叛徒，你丟漢人的臉”。當然，馬原大概不會是那樣的男人，對於馬原來說，不同語言溝通的失效或許只是他的手法，我相信他的坦誠，故而他的不會藏語我是抱著完全相信的態度，然而他不太可能是漢人中心主義，他不過是需要那種語言的失效本身，這樣他就可以毫無遮掩地展示無語言的純粹獸性的性愛以及他無邊無際對於神域居民的胡思亂想。

想起馬原的小說會讓我想起汪老師，那時他總愛提馬原的文本，我想起文藝學課堂，想起中文系。我愛中文系，愛馬原。我也愛西寧與拉薩，我還愛香港。我基本什麼都愛，很容易就愛上。這一年光景以來，“愛”基本成為一個同我很疏離的詞，“疏離”這個詞我聽來很有語義上的張力：詞義本身表示遠離，但是詞彙的存在被用以形容一種關係；此種似乎還有一種動感，即越是曾經親密現在不親密，則越是“疏離”；絲絲線線似乎還纏繞著刻意。不過，雖然上面說到了我愛那麼多的城市，但是，我不愛北京，我同北京的關係就是一種疏離的關係。說疏離，其實是將我同北京的關係親密化了，我早已將北京歸類為是同我沒有什麼關係的城市，說“歸類”也不準確，這是自然而然的知覺，是片刻的省悟。我深刻地明白我身體上的疤痕有一些是北京造成的，這一方面自然是該去責怪我的疤痕體質；另一方面，是其中的一些至今仍會有隱隱作痛的發作瞬間。直至後來，我為了去找在北京的唐小姐共度中秋佳節，我才明白，過於我一直認為北京的某所大學是我應該去、配得上去而最終沒有成功去到的學校，這導致了我產生了一個錯覺：北京是我應該去、配得上去而最終沒有成功去到的城市。是這件事造成了我同北京的緊張關係，我們曾有無限親密的可能，但是這個可能在我參加高考那一年的五月被打破，並在我去了南京讀書之後的兩年內愈演愈烈，那兩年裡我一旦身在北京，必定要前往海淀區，去那所大學看看，去那片湖邊上走一走；然而這一年中秋的去北京，我因為將入住的酒店訂在了東邊，已經懶得再去西邊的海淀區，我只覺得遙遠，只覺得累，只願意在酒店平躺休息。真正的和解不是在法庭上達成的賠償條款，而是訴訟案的不開始或撤銷。

然而我愛在北京的唐小姐，在西寧城郊的拉脊山口哼起王洛賓的民歌時，我想起對唐小姐的愛，想起唐小姐。略顯得可悲的是唐小姐說她永遠無法離開北京，我說我在北京無法長久地生活。我大概也沒有辦法在拉薩長久地生活。我這麼說，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有時候就是要這樣不負責任地說一句。譬如吧，一年前我同一般熟識的朋友談論起北京，我說，“北京真是令人悲傷”，他問：“你問什麼要這麼說。”他的詰問分明是在表達對我這句話沒有前因後果所造成的缺乏邏輯性的跳脫的不滿，我那時起便開始覺得：是啊，如果不喜歡北京，那就得有一二三四點的不喜歡，一個不喜歡列表，從上到下按照不喜歡的程度或者其跟由的重要性排序，還要按照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進行分類。後來想想，我只管說“北京是悲傷的”而不需要任何理由，並在被質問何以這麼說的時候表達自己毫無理由，就是一種感覺，就是一種提到北京一定得這麼來一句的矯揉造作；畢竟那個詰問我的人，他只是一個平庸至極的實用主義者，一群實用主義者之間不會產生別的什麼而生生世世只得背負平庸的詛咒；但是我們這些浮想聯翩的人們中間卻誕生了普魯斯特。

在我購置一身藏裝的八廓商場，我還購置了一個轉經筒，那裡轉經筒隨處可見，而且價格極可接受，我自己的便是以六十八元的價格買下——要是我不那麽幹著帶上新買的轉經筒去大昭寺從而放棄了降價或是貨比三家的話，沒準價格會更低些。買賣轉經筒的商舖門集中在一樓，商場的二樓和三樓是國內常見的那種縣城批發市場，服裝低價無設計，並且由於自身的經營不善和互聯網經濟衝擊，已經瀕臨關門大吉。在海拔不過幾米的華東平原生活的那些年裡，我總是認為轉經筒是無價的非賣品，我認為它需要高僧大德的賜予。來到拉薩之後，看見藏民人手一隻的轉經筒，我想到高僧大德該不會慷慨如此，即便慷慨，也該管不到這麼多藏民。這大概是可以買到的，但是極珍貴，以至於每家每戶都要傾盡小半生的心血以獲得這一個，正如唐古拉山另一邊數不盡的漢人們願意傾盡所有購置房產。人們只會為了自己篤定宇宙中最有價值的事物才會這麼做。想唐小姐的時候我無法轉經，轉經筒需要誠心與定力，這種練習是很好的修煉方式，其中有複雜的規則：要順時針，要勻速和通暢，必要時配以六字心咒真言之反復。做別的想別的會立刻破壞規則。轉經筒是中介，佛也是。之所以會想起馬原，是因為我同樣地不求神拜佛，對我而言，佛是中介，我通過佛達到我，而不是達到佛。在大昭寺五世達賴喇嘛靈塔前，面對頂禮膜拜的信徒與非信徒，我暗自鎮定自若。但是寺廟和佛像的確勾起死亡之思，此類人可以描述我：如果愛某地，就會想要死在某地。在香港我就飲彈自盡，在西藏我就爬上雪山凍死。

我在大昭寺八角街轉經時有關死亡的胡思亂想，在第二天軍民路民宿裡幾個青年人的閒談中被我向他人轉述。戴藍色MLB鴨舌帽的姐姐聽我這麼一說，她開始描述近年珠峰大本營關閉系為了把雪峰上的遇難屍體拉下山的事實，「如果你凍死在那裡，兩年之後還得把你拉下山。」她話音未落，我已深知我有關藏地死亡的浪漫想像的泡影本質已經顯露無遺。我愛凍死在雪山幻想之破滅，我愛生活的此世，同樣愛我對此世的厭煩憎惡；我愛輪回、轉世、神佛，我基本什麼都愛，我大大方方地到處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