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关于武帝和卫霍

所谓用人原则，我觉得更多是后来人们去历史的时候思考的问题，可能在武帝眼中，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复杂。武帝为人雄才大略，却也刚愎自用，不容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而带领那么多的军队在汉初的背景下其实是很犯猜忌的，毕竟细柳营的事情就在眼前。去打仗，第一，是没有政治风险，第二，是绝对能控制，第三，才是有才能。能用的人就几个来源，内廷和外廷，内廷有刘姓和外姓，外廷就是朝臣，宦官可能内外都沾点边，当时还不构成势力。内廷里面，刘姓是不行的，血缘亲但是政治风险太大，老的外姓，窦婴和田蚡已经证明经营时间太久，驾驭不了。外廷各种路径上来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更不值得信任，所有扶持一些既有血缘关系，又没有政治风险，还能控制的人，没有比卫家更合适的了。我觉得汉武和阿娇闹掰，可能不单纯是色衰而爱驰，更多的是要摆脱姑姑的控制。至于卫青或者什么的是否有军事才能，其实放到后面考虑的，打仗当然是个技术工种，但是，朝廷还有战将，只要大将军不糊涂能从善如流，其实未必非得是军事才能最好的人。那么多亲戚，试试看看，能用就重用，不能大用就占个位置，哪怕负责安保也是好的。试来试去，卫青和霍去病出来了，武帝自己可能一开始都想不到。很多时候贤啊亲啊这些原则啊条条框框，可能未必真的是决策者当初纠结的问题。卫霍成了，想扶植李广利，这时候实力对比已经不一样了，武帝觉得他可能带兵过去就行了，只是没想到李广利能那么拉。所以，我觉得，历史人物可能没我们想的那么复杂，他们可能不会纠结我们纠结的问题，也不知道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

原文地址

扫墓狗叮当龟 ：贴旧文1：慧眼识才和任人唯亲

满屏的长辫刚刚偃旗，《汉武大帝》又被炒了起来。年初才观看了一场“盛世大联欢”的国人，抚今思古，自是对于那个标记了我们民族的朝代有着更高的热情，一时街谈巷议，蔚成时髦。笔者脱离电视久矣，未得躬逢其盛，然而近日翻看《汉书》，竟也有了几分感想在此。

汉武其人，向称雄才大略，一生众多建树，最耀眼的自是武功。征匈奴，定西域，收百越，臣朝鲜，可谓伟烈丰功，赫赫千古。《汉书》纪赞不言武功，只是东汉的偏见，故而班固一概抹杀。汉武北征匈奴的战绩在我们农业民族对抗游牧骑兵的历史上，实乃难得的扬眉吐气之事，是以劳民伤财亦成小节，并不能妨碍“封狼居胥”代代传颂不衰。

然而细究起来，汉武能成就此等功业，大概也颇有几分运气的作用。单看那两位威名千古的北征将军之出身“裙带关系”，即可推一二。卫青与霍去病，一为武帝卫皇后同母弟，一为卫后姐之子，卫青因姐见用，初入宿卫，元光六年（公元前128年）拜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只是四路军中的一路。领军万人，斩首虏只数百，战绩并不惊人。然其时北征艰难，同去其他三路均无功，士卒尚多折损，卫青的成就便显得突出。当时赐爵关内侯，第二年（元朔元年）再出雁门，所将兵已增至三万。以后历年征战，七出绝塞，收河南，置朔方，官至大司马大将军，三子封侯，位极人臣。卫青治军既严，行事谨慎，出必有功，可说是第一流的武将，得佐武帝，适逢其时。但卫青的登台，有多少是看在当时圣眷正隆的卫夫人情分上，就难以说清。卫青为人淡泊，初立功封侯时年不过弱冠，已有行事低调之名，假使不是身份特殊，恐难有机会一展拳脚。而汉武帝当初是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小舅子身上的将军潜质而大胆起用，还是为博美人一笑而做的顺水人情，实可考量。

霍去病的脱颖而出，则相对明朗。“以皇后姊子（是时卫子夫因生刘据，已封后），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少年人锋芒毕露，一战即“捕首虏过当”，勇冠全军，“冠军侯”之名遂立。霍去病始侯在元朔六年，其时汉武帝三十五岁，即位已逾十八载，正是大权在握、雄心勃勃的时候，霍去病的勇猛锐气无疑极投合上意。霍去病是只有过年少岁月的将军，自十八岁从军到二十三岁死，一鼓不知反顾的锋锐从未减损，凡出塞六次，所携皆“敢力战深入之士”，累斩首虏十一万余级，已远远超过卫青的成就。卫霍之功业堪称得时，亦成就了汉武帝千载威名。后人只赞叹汉武帝的亲戚素质如此之高，或感慨幸运女神对“失节仆妇”卫老太婆毫不势利地眷顾（赵翼《廿二史札记•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但于“任贤”还是“任亲”之间一直杂缠不清，卫霍两条兼备，似颇凑巧，我们要溢美汉武，就不妨说他是“内举不避亲”。

然而这样理想化似有不妥。“武帝三大将”，卫霍居前，后期还有个李广利。其实广利其人功业非小，张骞死后西域的臣服，多赖“贰师将军”威名。然此人前有将兵数万两年不克一小小郁成，被武帝怒遮玉门不准回来的丢脸；后有临阵心贰，兵败投敌的变节，因此颇不为人所称，史书上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得任完全是由于汉武帝“欲侯李夫人”。因汉高祖与群臣有约非有功不侯，而人又言大宛的贰师城微地易取，所以特意赏给他立功的机会。司马温公编《资治通鉴》到此，痛切批评以“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的“军旅大事”，“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于檄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因此说汉武“无见于置将”，是虚守祖训而不知大节的自作聪明，则让汉武帝的崇拜者实难置辩。广利出征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其时卫后之宠衰久，霍去病和卫青先后去世，正逢卫氏中衰。李夫人苦心孤诣，把自己青春健康的美貌永留武帝心中，“欲以深托兄弟”，果然收效，广利成为汉武朝后期的显贵，凡十二年。

汉武之于广利，任人唯亲之意大现，几乎成为典型。由此反推，怎能不对卫霍之用的动机有所怀疑？诚然到了广利时期，汉武功业既广，雄心渐衰，被“高处不胜寒”的寂寞缠绕，行事多有任性处，不能与前期相比。然而付军旅大事以私其所爱，怎么看都像是习惯为之。或者可以认为由于卫霍的表现太好，使汉武帝对自己的择将直觉产生盲目信任，也未可知。

中华帝国的任人唯亲，与其说关乎政治道德或智慧，不如说是文化使然。秦汉以降社会大变动，贵族势力崩溃而帝国草创。秦末动乱，泗水亭长刘邦“威加海内”，造就“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是一个大事件，彻底改变了帝国政府的性质，从此后政府成为“国家”的代表，并逐渐走向精英化——即由社会精英组成。而另一方面，皇室由于皇帝的存在及世袭传承而成为唯一的贵族，逐渐在帝国的政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皇帝虽然“以国为家”，但实际上与代表“公室”的政府并不能经常保持一致。政府，或说官僚系统是拥有独立性的，“其言莫予违”的君主独裁并非合理的政治常态。这种情况的造成，可能缘于皇帝在理论上既拥有对帝国的绝对支配权力，同时又承担唯一的绝对责任。换句话说，“国”即是“家”的同时，“家”也是“国”。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国家代表的“皇帝”之间发生了分化，且由于官僚系统一经形成，既具有类似利益和责任的“趋同”性而表现出主观的能动作用，所以该分化便逐渐成长为皇帝与政府的矛盾，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对立”。

一方面，皇帝建立官僚系统以承担帝国的政治运作；另一方面，皇帝通过和官僚系统的斗争来调整自身权威实现的程度。考虑到帝国的基础必须稳定以及行政效率需要保证等问题，皇帝在这场斗争中并不经常是优势的一方。皇帝的“斗争”努力，往往使帝国政治呈现出一些特色。比方说，任人唯亲。

这里涉及的，首先是忠诚与效率的平衡这一古老问题。忠诚和效率是皇帝构建政府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因为这二者几乎能够体现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而虽然效率的低下可能会给帝国带来灾难，但缺乏忠诚的（或被皇帝认为缺乏忠诚的）政府显然对皇帝的威胁更加巨大和直接。明显的，绝大部分皇帝会选择把忠诚放在首要位置，即首先要用“信得过”的人，贤愚在次。至于什么人是“信得过”的，“疏不间亲”本是古训。

政治学上有个规律：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无论有否干预的合法性，总能对决策产生某些影响。回到我们的话题，由于贵族势力的被消灭，皇帝作为至尊就成为权利同心圆的唯一圆心，而且这种圆心基本可以说是每一代皇帝的“个体”，围绕他晕染出来一个权力扩散的范围，至少是进入视线“待选”的范围。受到皇位世袭制和社会的宗法性文化影响，被划入该范围的主要便是：亲族。

这样看来，壮年的汉武帝，在魏其武安相继去世，天下大事尽归己手的重要时期，意欲开疆拓土，其用人视线首先落于自家亲戚之上，几乎是很自然的事。而武帝自身的政治智慧和他一以贯之的对经营强大皇权的努力，使得他不会考虑曾深为掣肘的母族和有篡位危险的本族，而选择出身低贱、没有背景的妻族成员。武帝后期对李广利近乎任性的宠信，恰恰反映出其一人独尊的不可抗拒性。终汉武一朝，任人唯亲的行为一直以强大的皇权为背景，所以其恶化所能导致的外戚专权及其他威胁皇帝权威或帝国稳定的后果，可以不进入本文的讨论之内。汉武最后对钩弋立其子赐死其母，做得很绝，他是不愿意任何事物的发展超出自己控制的人。

本文的题目“慧眼识才和任人唯亲”，是被放在汉武一朝强大皇权的背景下讨论的，强调的是后者，真正关注的却是这个联合谓语结构的主语。一褒一贬，无论褒贬，尽归斯人。这是当年“盛世”的景观，千载之下，何由评说？

（参考主要《汉书》篇目：《武帝纪》《卫青霍去病传》《张骞李广利传》《外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