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虚虚实实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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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破坏性力量确实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是否无处不在,以至于你所遇到的所有坏事都是它干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我已指出,“境外势力”其实是一种阴谋论,但仍有不少人相信“境外势力”确实是有的,何况如今国内外环境如此复杂,提高警惕并没有错。还有人则坦率了表露出一种可能是更普遍的情绪:看了半天,还是没明白究竟有没有境外势力。对此,我的回答是:那么,以前有“阶级敌人”吗?

某个破坏性力量确实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是否无处不在,以至于你所遇到的所有坏事都是它干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好比你家有个死对头,他甚至也确实有可能在处心积虑地搞破坏,但如果你连自己家头疼脑热都怀疑是他搞的鬼,那恐怕也高估了他的能耐。

当事件过程不明晰时,人们常常很容易把它归结到某个最熟知的主谋。就像在“9·11事件”之后,“基地组织”暴得大名,以至于世界各地再有什么恐怖袭击,世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会猜想:“那会不会是基地组织干的?”到头来,不仅各路恐怖组织乐于利用它的名头造成更大的心理效果,甚至基地组织有时也乐于利用这种心态,认领本来不是它制造的袭击,仿佛它真的无所不能似的。

基地组织基地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么想的人都“愚昧无知”,倒不如说是一种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一种有情可原的直觉。它也不完全是出于恐惧的过度反应,因为人们对自己崇敬的英雄人物也常常如此。

在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神出鬼没地惩处、暗杀出卖苏格兰利益的人,民间吟游诗人们到处传颂,把所有这样的事都归到他头上。不仅如此,在此之前人们就传闻他有7英尺高(2米13),以至他也自嘲说根据这种传闻,“他会眼冒金星烧死英军,还从屁股放出雷电——但我就是威廉·华莱士”。

这与谣言心理学非常相似:当事件发生,人们不清楚内情,但又急于想要了解,此时,最好有符合他们原有理念的简单解释。也因此,他们不仅会乐于采纳那种说法,无暇细想,常常还会有一种“果然不出我所料”的恍然大悟,并由此更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原有的信念——就像中世纪的人如果相信一切坏事都是撒旦和女巫干下的,那么对他来说,种种迹象只会不断巩固这种信仰。

现代人已渐渐不再那么相信超自然力量,但社会运作却更复杂了,对人们来说,如何分辨那个操纵性力量的虚虚实实,反倒变得更难了。1979年伊朗君主制垮台后一度担任总统的阿布尔·哈桑·巴尼·萨德尔曾回顾:

很多伊朗人动辄骂英国人。如果下雨了,那是因为英国人想要下雨;如果是某个首相自己做了些坏事,那么,也是英国人让此人当首相的。在整个伊朗的大城小镇,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发生了一件犯罪案,人们都会认定背后肯定有英国人的阴谋诡计。

在1907-1951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波斯的确可说是英国的一个附庸国,英国势力是真实存在的,英国外交官们甚至决定着由谁来统治这个国家,但殖民部官员从未在那站稳脚跟,更没到能完全操控其内部所有事的地步。这反映的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对外国势力的一种反感情绪

我昨天在文中也已经说了,这些忧虑未必只是空穴来风,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头脑中所设想的那个“虚拟世界”,并不就是现实世界,而很多人往往就是搞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分。

因此,如果争论“境外势力”究竟“有”还是“没有”,很可能会模糊焦点,导向没有结论的争吵。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信念保持一定的怀疑和反思,承认自我认知和理性的有限性:我们所以为的,究竟是否就是事实?

20世纪的反犹主义,曾带来深重的悲剧,但为什么那么多甚至是杰出的头脑,也都对此深信不疑呢?那或许是因为,在一个复杂多变的转型时代,人们又看不清楚前因后果,而犹太人确实在社会上拥有着与其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力,这就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靶子,让很多人相信,自己所遭受的不幸,都是因为这群该死的异类在暗地里操纵所致。

这样的推论要成立,需要三个必要的前提:信息过程的不透明性;跳跃性的论证过程和逻辑链条;以及社会不满情绪的存在。由此构成了一个自洽的闭环,因为既然是“阴谋”,那当然是不透明的,于是只要你怀疑,那么甚至不需要证据,就能认定其中存在着问题。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所表明的,一旦你怀疑,就难以跳出自己的情绪,觉得对方怎么看都像是嫌疑。

在对“境外势力”的控诉中,像这样的心态也不时可见。有人深信,成都高中生坠楼事件的悼念活动中,有“境外势力”介入,理由是当时有台湾腔的人去献花。且不说这可能是川渝普通话发音近似,即便真是境外人士献花,也可能只是个人行为,这与“操纵整个事件”仍有着巨大的差别——换言之,这里看起来有“证据”,但其逻辑论证其实是跳跃的

这与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不够透明、缺乏对证据和程序的尊重,都内在相通。人们既不耐烦检视自己的证据,更不去想自己所指控的对象具体通过什么方式操纵事件,仿佛它只要在场就能神秘地起作用。这个敌人不仅虚虚实实,而且还自相矛盾:按说如果它的一切作为都逃不过大众的眼睛,那这也就谈不上阴谋,更不可怕了,但它却仍然投射着所有的恐惧。

宽泛模糊的“境外势力”,不仅能有效地团结起境内的共同体,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好处:它没有明确指称谁才是那个真正的敌人。不像冷战时代美苏都明确对方是敌人,这样的模糊不仅将世界分成“内/外”两个部分,而且在将矛头指向外部时,又不必在外交上尴尬地冒犯任何一个邦交国

不管怎样,这本身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极好切入点。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曾说过,不管后世学者如何不相信鬼的存在,但对怕鬼者来说,“有鬼出现乃是一件事实;因为他就是被教导以那种方式进行思想的”,他说:“毫无疑问,这纯粹是迷信;但是这种迷信却是一件事实,而且是我们所考虑这一局势中的关键事实。”

由此反观中国社会,恐怕也同理。虽然我们如今也早已不信还有什么“阶级敌人”,但对曾经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父辈们来说,那不仅真实存在,甚至无处不在;也许有一天,下一代看待今天也会作如是观,只是不知道,到那一天,他们的恐惧所投射的对象又将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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