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之后，“京津冀一体化”再思考

​一场天灾，让河北涿州沦为“护城河”。

尽管很多人都还在质疑这次泄洪为何如此突然，是否还有更优的选择，但自疫灾以来，一个争论越来越频繁地浮出水面：在“京津冀一体化”的一盘棋之下，谁的利益总是被牺牲？在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7500万河北民众、2100万北京人、1300万天津人的福祉如何发展？更进一步说，“京津冀一体化”接下来该怎么办？

局部不可忽视

网上有一个梗，含蓄地道出了“京津冀”的层级关系：“Jing Jin Ji，少一点，再少一点。”

也就是说，这仿佛是一个同心圆体系，从里往外，资源逐渐递减，越往外的圈层，处境越差。不仅如此，越是外围的还越是需要服从调配，首先满足核心部分的发展和需求，有所超越更是不敢想了。

天津原本在近代曾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但现在早就没人还这么认为了，因为很明显地，北京才是。

1958-1966年间作为河北省会，天津的繁荣一度仍在北京之上，但在直辖之后，失去了河北省作为自己的经济腹地，天津的发展反而陷入自我孤立。

明眼人都能看出，天津和河北之间的经济发展缺乏协同性，因为它们都只能是北京的配角。

至于河北，更有一个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河北人羡慕河北以外的任意一个省。”

“知乎”上有河北人曾一语道破：“不协调多少还能自己发展，协调了就更得看别人眼色发展了。环保，限产……把你最引以为傲、最赚钱的产业压住了，而且是不讲情面一刀切。我家乡的小县城冬天汽车要限号，为什么？肯定不是因为车太多，道路太拥堵，每天限什么号是跟着北京来的，你猜是为啥呢？”

在这个“大局”之下，从行政层面传递下来，交给河北省的头等任务，首先就是保障、配合北京。

这样一来，当地的很多政策势必就没有自主权，它仿佛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他者的需要。

这种“拱卫心态”在当地社会已扎下根来，不少河北人还颇以此自豪，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北京不是“另一个平级的省份”，而是地位不同的“首都”。

河北在历史上也曾号称富庶，重工业、矿产、粮食，样样不缺，但时至今日，哪个都不算多出彩。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很关键的一点是：当地的这些生产，重中之重不是自身的发展，而是保障北京在紧急时刻不会断顿。

这里面的关键是：“一体化”到底是谁一体化谁？

在这“大局”中，像涿州这样的河北城市，乃至天津，首先要摆正位置：你们都处于一个“被一体化”的位置，要服从大局听指挥，甚至不应当有自己的特殊地方利益，而要以“大局为重”，换句话说，你是一体化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历史学家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一书研究的虽然是他的家乡淮北，但他所揭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在国内具有普适性。

他指出，从清代到近代，所谓“东南三大政”（漕务、河务、盐务），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集中于淮北地区，尤其是明清两代以保证漕运为最高原则，为保证大运河的运道，淮北的自然生态、农耕条件、水利优势都不得不为之牺牲，“这种治水方略注定要牺牲淮北地区的利益，以保证‘全局利益’。”

其结果，是淮北社会长期、普遍的贫困化，“伴随着生态的衰变，淮北地区的人文精神与民风习尚也在发生堕落。崩溃的生态培育出了畸形的人文素质。”

为什么看起来是“一盘棋”的协同发展，最终产生的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其中的问题或许在于，政治经济学优先于市场经济学。“有形之手”的强干预，其着眼点本身往往就不是为了哪个地方的经济繁荣，而是旨在服务于更大的目标。

这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确有利于避免重复建设，有效调配资源，但规划永远无法替代市场，良性政治的要求仍然是赢得民心。

两种不同的一体化

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近二十多年来，京津冀的差距正在拉开，所谓“环北京贫困带”并不只是一句笑谈。

前两年，我曾去过河北燕郊镇、昆山花桥镇，它们分别贴近北京、上海的边界，可以说直观地呈现了这两大都市的“外溢效应”。

燕郊号称“河北第一镇”，自2013年“北京通州将成为城市副中心”的概念提出后，购房者如井喷式增长，当时看上去楼市一片繁荣，一度高达3.5-4万元一平米。然而，你在街上能明显感知到它在城市建设上与北京的差距，不像花桥几乎与隔壁的上海嘉定区没什么分别。

最近两年，环京地区的楼市跌幅领跑全国，最深跌幅超过6成。在地民众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主要房地产开发企业如华夏幸福、福成集团等，更是遭受重创。

从2000年到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在考虑到人口变动的因素之后，北京的人均GDP增速比全国平均快了10%，但天津则慢了16%，而河北更是慢了29%。7400万人的河北，前两年经济总量一度被2100万人的北京所超越。

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记得，直到2000年，河北的人均GDP仍比全国平均值高出12%，甚至压北方经济强省山东一头，但到2019年已落后全国平均值35%，在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26。

以北京为基准，2000年京津冀的人均GDP是100:72:37，但到2019年已变为100:55:28，这还是在北京人口大增的情况之下，三地的差距仍在拉开，意味着人口聚集的速度赶不上资源聚集的速度。

相比起来，江浙沪在同期的差距则逐渐缩小，走向“共同富裕”：上海的人均GDP一度比江苏、浙江都高出一倍，但这二十年来却不断收窄，像苏州甚至实现了对上海的反超，这还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首次。

同样是经济一体化，长三角有何不一样？

乍看起来，某些方面是类似的：江浙皖都承接了不少上海“外溢”的机会，也都承认上海是本地区的经济龙头，但那也是要考虑自身利益的，有好处才愿意主动和上海接轨、或承接产业转移，往往是互利共赢的；但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给人的感觉是：河北、天津对北京没有讨价还价一说。

在网上有个形象的段子：

长三角：我们准备卖条船给洋人

上海：我来提供钢材

常州：我来提供阀门

苏州：我来提供缆绳

南京：我来提供动力

杭州：我来提供电子设备

然后大家快乐地一起赚钱

珠三角：我们准备卖部手机去非洲

深圳：我来提供元件

东莞：我来提供厂房

广州：我来提供人才

然后大家快乐地一起赚钱

京津冀：我们准备做个App赚钱

北京：我来提供人才

北京：我来提供场地

北京：我来提供资金

北京：你们周边把环境搞搞好啊

也就是说，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相比起用行政指令的“有形之手”来安排经济活动，更多地通过市场这一“无形之手”进行协调合作并实现互利共赢的。尤其是随着现代经济越来越复杂，这种方式的一体化更能辐射带动不同地区的发展。

魏丽华、李瀚林的论文《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回顾与展望》对比了京津冀和长三角，在综合协调、经济协调、公共服务协调和开放协调这四大维度中，测算了7项相关指标。

结果发现，2011-2019年间，除了收入协调、开放协调之外，余下的GDP协调、财政协调、消费协调、教育协调、医疗协调指标值均大于长三角，且其协调水平呈下降态势，必须加快破除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解铃还须系铃人

从国际和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区域发展经验来看，有效市场的建设离不开有为政府的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但首先需要主导者集思广益和多向思考。尤其需要广开言路倾听民间呼声，深入调研理解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顺势而为科学决策。

此次灾后重建，其实也是重新思考“京津冀一体化”的最佳时机。

如何才能实现京津冀的高效协同？

有提议干脆津冀合并，河北省会迁至天津，这样天津重新获得河北作为经济腹地，还能更好地整合资源，引领全省发展；还有人说，不如京津合并，成立一个4000万人的超级都市，这样天津可以全面对接、融入北京，真正实现“一体化”，再作为一个增长引擎带动周边。以上种种想法，都需要科学细致的沙盘推演，而非大手笔一挥。

这样激进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短期内恐怕很难获批（至少，1997年重庆升格直辖市之后，再无省级单位调整），但它确实真实地传递出一个社会现实：在国内，协调资源的最好办法首先是行政边界的调整，但跨行政区的协同发展就往往比较困难。

相比起来，在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在跨区域乃至跨国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得多的作用——如纽瓦克作为纽约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上其实属于新泽西州；东京都市圈包含一都三县（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在欧洲，法、德、瑞士三国交界地带以巴塞尔为中心，协调发展，边界丝毫没有影响资金、人才和货物的流动。

人家连国境线都没有妨碍彼此的合作共赢，那国内更没有理由不破除行政壁垒。任何一个中心城市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周边的塌陷对它而言也未必是好事，因为社会自主发展带来的支撑力量，才能源源不断地孕育出经济活力。

时至今日，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反思：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是实现1+1+1>3，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激发各方参与者的积极性，顺势而为、人心所向，路就通了。

那不是要“谁一体化谁”，而恰是要尊重各方利益，在市场上实现双赢，才能做活“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