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沟渠

清明节，是一个纪念死者的节日。大学教授、纪录片制片人艾晓明从家乡武汉出发，跨过一千五百英里来到夹边沟，是为了记录一位劳改营幸存的老者，他要竖一块墓碑。多年前，劳改营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林场，但几十年来幸存者们会定期回来祭奠死去的亲友。2010年代中期，当局宣布此处是军事禁区，并在敏感的时间点布置警卫人员。

“你好，我们可以进去么？我们可以去另一边么？不行？你看一下，我只是一名艺术家。那我可以在这里朗读一首诗么？”

就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她一样，个子不高、圆脸上有一双倔强和锐利的眼睛。她微笑着，用亲切的口气说话，很显然她有自己的目的。她肩上挎着摄像机，镜头对着漫漫黄沙。摄像机前后摇晃，时而拍到本地保安的廉价帆布鞋和迷彩军裤--这是政府发给招募劳工的松松垮垮的制服。他们不理睬艾晓明。他们也许刚到这里，就是为了不让她和幸存者们进入这个区域。他们沉默不语。

“如果你们觉得没问题的话，就过来制止我，因为你们没说可以也没说不行。我都闹不明白你们啥意思。我们就是想要进去纪念一些人......他们不该死去的。”摄像机在春日的阳光下前后摆动，黄土地跟着晃动，那人的鞋也一样。

“非正常死亡。他们是我们的前辈。”

她找到位置把摄像机扛到肩上，把镜头拉近一个褪色的牌子“酒泉夹边沟林场。“（注1）

她的镜头越过牌子，能看到两部黑色轿车和更多神情严肃的保安。不用三脚架的摄像机晃得厉害，通常这是水平太业余的标志，可对艾晓明和其他地下制作人来说，这却是影片真实性的标志。这不是什么大制作电影。实话说，压根就是零成本，连差旅费都是艾晓明自掏腰包，她的助理则都是志愿者。这不是国家出品而是来自人民的创作：民间、草根。国家可以花巨资装备最新的摄像机和装备，从全球聘请最顶尖的团队来进行宣传。而民间创作得使劲省钱，国家决不会给你一分钱。

也许几百年后，有人会在某个硬盘或某个云存储上找到艾晓明的影片，并重新发掘出它的价值；就像莫高窟在二十世纪被重新发现一样。发现者会试图找寻当初拍摄者的目的。是在遗址上的冥想么？还是记录被遗忘的历史碎片？也许影片本身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建造的一种墓地，用来纪念他们死去的亲友？如果这是真的，那些死者真的是艾晓明的祖先么？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的死因是什么？

要理解夹边沟的世界，就要进入一个暴力时代，那个时代充斥了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饥荒，对千百万中国人的迫害。艾晓明对这个时代再熟悉不过了。（注2）

艾晓明在武汉长大，她的外公是著名的唐生智将军，在二战中抗击入侵的日本军队。他服务的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军队，而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这意味着人民共和国初期他的家庭处境艰难，所有和国民党有关的人员都被视为嫌疑分子。曾经荣耀的家族被牵连和迫害。八十高龄的唐将军被逮捕，被狂热的造反派殴打，死在狱中。他的女儿也就是艾晓明的母亲，精神失常，艾晓明的父亲也被殴打、羞辱，扫厕所的工作干了好几年。

这一系列事情的起点就是1966年，艾晓明12岁。她试图改造自己适应社会。她服从政府，批判自己的父母。她入了党还考上了大学，并成为文革后文学专业第一个女博士。她在大学教书，培养未来的领导人。她为人低调。

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对党的所作所为很难不产生疑问。八十年代是生活回归正常的年代。她父母平反后在武汉定居，她和丈夫儿子住在北京。有一段时期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示威时到达顶点。

这段时期，艾晓明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也开始了解中国专制体制的弊端。她广泛阅读东欧知识分子的书籍，尤其是米兰昆德拉，并把《小说的艺术》翻译成中文。后来，当她想到夹边沟劳改营的时候，她就想起昆德拉的这段话：

被惩罚的人们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荒谬的惩罚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被指控者为了找到内心的平衡，不得不合理化自己承受的惩罚：我罪有应得。不仅这裁决的原因无法找到，甚至连裁决都根本不存在！要上诉、要假释，你都先要被宣判有罪！被指控者只能苦苦哀求被宣判有罪！

艾晓明在1989示威中基本是个旁观者，她在文革的经历让她对可能的后果产生了疑虑。九十年代她离开过度政治化的首都，到南部城市广州执教。她在广州的工作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中国举办之后。她去了田纳西州的西沃恩南方大学留学一年，并注意到父权制社会和专制社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党要反对女权，虽然它的官方说法是支持妇女权益？

她也找寻其它表达自己的方式。学术著作固然重要，但在中国出书很麻烦。她回国后，注意到了纪录片制片人胡杰的作品，胡是地下历史运动的关键人物，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谈到他。

对艾晓明和其它一批电影制作人来说，数码摄像机是一个转折点。以前拍电影，只能用昂贵笨重的摄像机，要么你有强壮的肩膀，要么配上沉重的三脚架。只有政府开办的演播室才能拍摄，成品只能在政府运营的影院和国家电视台播放。

数字技术让摄像机变得很小，也更廉价。便宜的摄像机也有图像稳定软件，让拍摄稳定的画面变得更容易。新设备看上去和普通游客的相机类似。文件可以直接拷贝到电脑上编辑。影片可以在电脑上播放，也可以通过优盘共享，或者通过文件共享服务放在网上，还可以通过VPN轻松上传到境外网站上。2004年，艾晓明帮助胡杰拍摄了她任教的班级表演"阴道独白”，迅速掌握了如何使用摄像机。同一年，她开始制作自己的影片。

她的其他老师是国际荧屏上的巨星。在美国短短一年时间里，她定期在图书馆翻找，一天观赏两三部电影，直到深夜。现在她更是带着学习的目的在看电影。2000年后的十年，中国的地摊上充斥着廉价DVD，最常见的就是世界知名导演们的合集。她看了克洛德·朗玆曼关于大屠杀的影片，法国新浪潮导演比如戈达尔和特吕佛，还有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我对这些经典电影着了迷，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注3）她告诉我。

胡杰几乎从来不出现在自己的影片中，艾晓明正好相反，频频出镜。在拍摄年轻女教师黄静被害案的影片中，她请来黄静的母亲谈话，并参与了请愿团体要求政府干预案件的审理。

她几乎半年到一年就要拍一部电影，她进行密集的现场拍摄然后回到广州或武汉的家中做后期编辑，顺便也花时间照顾父母。她制作了关于汶川地震的影片，这次地震死亡人数高达六万；还有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的影片；还有那些为基层民主而努力的本地代表。她2014年来河西走廊的时候，已经拍了二十多部影片。

她听说夹边沟已经好多年了，她觉得必须在幸存者离世前记录他们的故事。但过去并非她的焦点。影片记录历史事件，其中大部分公众从未知情，但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以试图为劳改营死者竖立一块纪念碑缘起，戏剧冲突由此展开。在过程中揭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信息，大部分从未被拍摄过，可她最感兴趣的是事件和今天的关联和呼应。

“我的影片从现在开始，而不是过去，”“她说道，“为什么他们要建造纪念碑，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人不能被遗忘？”

1957年，共产党已经执政八年，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深远。四年内战打败国民党之后，他们再次统一了中国。党取消了外国飞地，只留下香港和澳门两处殖民地。在党的指挥下，中国和美国在韩战中对峙。党夺取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党给了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还搞了扫盲运动。党实行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政策，建设钢铁工业，铁路和桥梁。

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点：肆无忌惮的国家权力。在毛时代，党把每一项工作都视为暴力斗争，部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另一部分是来自党内无休止的斗争、清洗和肃反。毛需要敌人。最容易对付的就是地主阶级。即便许多小地主只有几亩地，他们仍然被丑化成吸血鬼周扒皮。政府派出工作组去煽动怒火。地主在批斗会上被揭发、殴打、折磨、羞辱并杀死----有些被活埋，就埋在他们本来拥有、现在却成了不义之财的土地上。

国家还宣布各种传统信仰都是”封建迷信“。政府取缔了算命先生、游方僧人和其他一切几百年来作为宗教信仰而存在的传统角色。他们和妓女、吸毒者一起，被送去劳动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私人企业全部国有化，私人房地产也全部充公：所有的农田和空地，江河山川，峡谷草场、沙漠森林----中国广袤土地的每一寸都属于国家。共产党统治的初期，和之后暴力泛滥的相比，被视为黄金岁月，就在这黄金岁月中，被国家各种运动迫害致死的人数大约是两百万人。（注4）

毛的敌对势力清单接着就扩大到共产党内一些最坚定的成员。经济快速增长，但毛还嫌不够快。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次大跃进，但党内某些人在拖后腿。毛以前也搞过肃反和清洗，但这次并非针对特定的个人或派系。毛认为整个管理机构都要推倒重来。

因此1956年他发动了称之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这词来自孔子----”让百花争艳，让百家争鸣“；意思就是，允许人们发言和辩论。有些人非常谨慎，除了歌颂党啥也没说，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发表了意见。总体上，他们的批评是建设性的。一些人说政府应该和人民多协商。另一些人说干部太官僚主义。有一个人说中国不应该搞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搞人民民主专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版本。有些人觉得号召大家发言从一开始就是引蛇出洞的阴谋。也有人说开始是真心的征求意见，但党被批评的数量震惊了。无论如何，毛的反击是猛烈的。批评者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威胁了左派的革命。大学、智库和国有企业被要求挖出这些祸害。为了表明对此事的重视，党宣布百分之五的人要划为右派。如果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找不到这么多右派，那么这个负责人自己就是右派。全国上下开始了一场彻底的扫荡，主要对象就是知识分子。

后来被称为反右运动的这次事件，开启了之后二十年的恐怖和混乱。至少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也有数字说右派有一百八十万。对于一个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国家这个比例似乎不高，但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是极少数。大学、高中、研究机构和政府官员是重灾区。成千上万人被送进了劳改营。剩下的人噤若寒蝉，为了避免同样的下场只能一切听党指挥。这也开启了一个口诛笔伐、告密盛行、唯唯诺诺、鹦鹉学舌的时代。

刘天佑坐在沙发上，这是一间简陋的水泥墙壁单元房，墙上挂着书法----这意味着主人是一位谦逊的读书人。为接受采访，他穿着一件西式的蓝色T恤。他已经七十二岁，头发染过并且梳得一丝不苟。艾晓明教授来采访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他为此做好了准备。

“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是老大，那时候刚满十二岁。有一天晚上，父亲在和母亲说话，我被吵醒了，我还能记得他说的话。”

他眯起了眼睛，带着眼泪拼命眨眼，试图控制自己：这个故事得好好讲完。他强迫自己睁开眼睛，抬头并前后晃动脑袋，调整自己的声音。之后艾晓明编辑这段影片时，插入了一段河西走廊的风景。起伏的山峦、沙漠、灌木丛，用此替换了刘天佑说这一段话时的表情和动作。

“父亲说，‘现在也没法跑了。我会被抓走。我被抓走后，找你弟弟，让他帮忙一起带孩子。要是我能回来，我们还会相见。’”

“我太小了，不懂他在说什么。”

艾晓明把镜头切换到张西华，她出生于1950年。她一头短发，皮肤被河西走廊明亮强烈的阳光晒得黝黑。她为了采访穿了一身粉灰的衣服，还戴了一条珍珠项链。和其他人一样，她住在一个老旧的单元房里，有大大的银灰色暖气片。艾晓明并没有说明，但按我们理解，对受害者家庭没有任何赔偿。张西华诉说了她父亲离开她们去夹边沟的故事。

“我能记得他离开家的那一天。我大概八九岁吧。我正在外面玩。”

她开始流泪，但又强笑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她不停摇头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失态，不要当着摄像机。历史终将记住我们。也该轮到我们了。一定有人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看到这段影片，并理解在她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在沙发上来回摇晃，仿佛契合着她家庭苦难的节拍。

“爸爸走出门的时候，有个男人跟着他。我记得特别清楚。爸爸拎着一个行李箱。他看到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就走过来把我抱起来，抱得紧紧的，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

夹边沟非常不起眼，也非常触目惊心。清一色的木制营房，用来关押囚犯、作厨房、当劳改营指挥部。因为坐落在戈壁滩上，它不需要建围墙----没有交通工具你压根走不出去。有人试过，大部分都死了；尸体也被狼群啃得七零八碎。也有人走了一两天后又回来了，恳求宽大处理。还有一个更偏远的卫星营地，那里的囚犯每天干一些毫无成果的工程，比如在干瘪的河流之间开挖运河。那里的人都住在山洞里或者就在沙土上刨一个浅坑，晚上就用灌木树枝遮挡取暖。只有最年轻强壮的人幸存下来。

囚犯多数都是本地的官员，几周前他们还主管着这一片中国的偏远角落，也有部分来自外地，最远的来自上海。夹边沟的官员如此之多，一名县长来这里以后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市县乡各级干部的会议，召集之前不曾通知罢了。“----当然他们必须出席会议。党正在自我毁灭，也把中国社会带向深渊。

把敢言的官员清理得一干二净，所以当毛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后果就益发灾难性了。这场运动起始于1957年末毛出访莫斯科，出席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的盛典。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因为攻击斯大林已经惹恼了毛。斯大林被毛视为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应该被推下神坛----尤其是因为这让毛的地位也变得不稳：甚至伟大的斯大林都会被清算，那毛更不在话下。更糟的是，苏联刚刚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让毛的成就黯然失色。

毛回到北京后，急于确立中国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1958年元旦，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全面出击“，取得”更大胜利“----这口号意味着放弃稳妥的经济发展策略，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取得更快的增长。

毛召集了一连串的会议来推动他的计划，这也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生态。他好几次大发脾气，指责反对“大跃进”的领导人是反革命----也就是反对毛和这个国家。和他之前的领导方式如出一辙的是，只要他决定了，就没人可以制止他。

让反对者们都闭嘴后，毛开始要求公社提高产量--这些公社在几年前的暴力土改运动中把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甚至所有的农具比如耕犁和锄头也属于公社。社员都到食堂吃饭，共用所有的农具、牲畜、庄稼，分配多少食物由国家规定。第一个实行的公社在河南省，被恰如其分的命名为斯普特尼克公社。

地方领导收到指示，要求支持那些离奇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新办法，比如密植。如此才能有放卫星一样的收成----谷物的产量如同天文数字一般，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记录。

这样做当然会导致一堆错误夸大的统计数字，本来也没有其它害处。但如果国家按照这个数字向农民征粮那就太糟了。他们必须交给国家那些并没有产出的粮食。种子和口粮被收缴、粮仓也被搜刮一空。农民没有吃的，也没有种子可以再播种。

与此相伴的是同样荒唐的增加钢产量的方案，就是搞土高炉----简易的烧木材的泥窑试图把铁炼成钢。明知无法生产出真正的钢材，地方领导们照样命令农民把铁制农具都丢进了熔炉，仅仅是为了达到毛提出的全国性的目标数字。

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口粮、没有种子，也没有农具。

饥荒无可避免的来到。1959年，对于这一系列事件谁来负责，毛在关键的庐山会议上遭到了问责和挑战，他肃清了对手。被会议的恐怖气氛笼罩的地方官员们，变本加厉的推进毛的错误政策。高达四千五百万人在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恶劣的饥荒中丧生。（注5）全国各地大量的村落就此空无一人，幸存者告诉艾晓明，夹边沟这样的劳改营情形更为残酷。

“我们的食物配额被减到一天四两。厨子和教导员们先吃，我们就剩下三两。只能做成糊糊。早晚各一顿，怎么活呀？”

“有人出主意吃麦秸秆。把秸秆切碎，在锅里炒熟，再碾成粉。最后把秸秆粉倒在煮好的粥里。我们说这没法吃，但教导员坚持这么干，还说这当然可以吃。‘牛马可以吃草。也可以干重活，套犁拉车都行。吃秸秆就是发明创造。’”

“我们每个人都严重便秘。没办法，只能互相帮助，用树枝把屎掏出来。只有这个办法。有时会出很多血。地上一个血泊。就是这么惨。”

“很多人因为便秘死了。”

“人们接连死去。没完没了。仿佛大家抢着要下地狱。”

食品邮包通常决定了生和死的命运差别。斯计财（音译）是在劳改营办公室工作的囚犯----这份工作让他活了下来----他负责处理来往邮局的信件包裹。他如此回忆1959年2月的春节。

“他们边吃边哭，他们都朝东面跪着。我不懂，为啥都哭着向东跪？后来我明白了，他们大部分来自兰州，”那是甘肃的省会。“他们是给亲人们下跪。你啥也做不了，只能听着他们哭。”

“他们碗里放着一点食物。我就问那是啥。我能闻到味。事实上闻着还挺香。我就问：‘你吃的这是啥？’他们不告诉我，所以我就去瞅一下子。都是黑和红的碎片。黑的是腰子。他们会说：‘你要来一口么？‘我又问这是什么。他们让我尝尝。我吃了一点。味道确实不错。他们叫我不要告诉别人自己也吃了。这是被抛在荒野的尸体。没别的法子。也没法埋葬。冬天的土太硬了。大概有两百具尸体就直接抛在沟渠里。成群的野狗和狼群来啃食。尸体层层叠叠。囚犯也来了。他们想从尸体上割点肉，但肉都被啃完了。只搞到一点内脏。那就是我看到的红色的。那是肺。”

“夹边沟的教导员一个都没死。他们的家属死了么？他们的家属从镇上到劳改营来，因为镇上在饿死人，到劳改营能吃的好点。他们吃的是谁的粮食？我们的！”

“你看看现在的孩子。他们觉得你说的不对就会顶嘴。过去人们会这样么？不可能。雷霆雨露，都是党的恩德。你怎么能分出好人和坏人呢？党告诉你这些都是坏人。然后你就把他们当坏人对待。你现在可以对他们提出质疑，因为你占据了道德高地。我也可以提出这些质疑：‘你就没一点人性么？你怎么不站出来反对呢？’那时候的人们压根想不到这些。你还能怎样呢？你还能去责怪这些个人么？”

党从未纠正反右运动、大饥荒或者夹边沟发生的事件。幸存者从劳改营释放后，继续戴着右派的帽子生活了十五年，直到1978年党宣布对这些案件重新审查。这意味着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大半时间都在从事卑贱的体力劳动，还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再次迫害。作为补偿，大部分幸存者收到补发的五百元人民币（注6），也就是不到一百美元。

部分原因在于反右运动的总指挥是邓小平，他成为了毛的继承人。许多回忆录被封禁，相关讨论也被严格禁止。和文革对比，更多人声讨了文革，党也承认了错误----也许因为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也受到文革的迫害，或者是因为文革的规模要大得多，更难掩盖。还有一点，对党来说，承认毛犯下了一次严重的错误，也就是文革，要比承认他曾经制定过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要容易太多。

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这样的沉默被打破了。2000年，出生在河西走廊的作家杨显惠（注7），发表了对夹边沟幸存犯人的系列采访，为了避免审查，他声称这是短篇故事。杨显惠1946年出生，劳改营设立时年仅12岁，之后他在乡间劳作时与幸存者们相识。他因此得知他中学的校长，1958年神秘消失后，已经死在劳改营里。他总计进行了一百多次采访，以小说的名义发行了两本书。正如杨显惠自己在一本书中的解释：

“作为一个作家，我把调查得到的故事不加掩饰如实呈现，是为了打开被尘封四十年的一页历史，是为了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审视我们前辈的历史意味着同样审视我们自己。”（注8）

杨显惠的作品和之前关于毛时代的描述对比，是逆转和背离。八十年代还处在文革的余波之中，党的忠粉、文革的受害者们创作了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小说来掩盖艰辛的日常生活。许多小说的结尾都是充满希望的政治和社交关系的重生。早在1986年，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抨击这种“伤痕文学”就是对过往历史的虚假叙事。

对比而言，杨显惠已经偏离了党规定的和解路线，他的系列采访完全是“非官方口径”。他的作品揭露如此彻底，因此激发了至今仍在喷涌的各种情感抒发。2004年，导演王兵购买了杨显惠作品的电影版权，并花了近十年采访幸存者。2010年，他发表了同名影片《夹边沟》，叙述一个来自上海的女人千里迢迢奔赴夹边沟寻找丈夫的故事。她发现丈夫早已死去，大部分尸体也被囚犯同伴们吃掉。王兵2018年制作的纪录片《死灵魂》，是对幸存者进行的长达八小时的采访录像。另外，很多幸存者也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用电脑写下自己的历史并通过邮件分享，或者到海外出版发行。

许多曾经的狱友都认识到了一党专政的固有问题。即便他们自己就曾是党的忠诚分子，亲身经历残酷专政也让他们反省和反思。有些人试图遗忘过去。但很多人成为深刻的批评家，用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削弱国家抹去记忆的努力。

艾晓明努力对准当下的风格在幸存者张岁清（音译）的故事中最明显。在影片的第五部分，他刚抵达兰州，决定立一块墓碑。他开始联络老朋友和其他人，一个一个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这次的小型抗议。他打电话的每个人都这样答复：不方便说话。有时候电话那头的亲友直接插话，说这人病了。艾晓明拍摄了这个过程。她把镜头推的非常靠近贴在张岁清耳朵上的电话机。

“你们那时候有几个人？”张问道。

“七个。”

“活下来几个？”

“两个。”

张岁清穿着驼毛外套，正装衬衫和夹克，头发剪得很整齐，精心梳理了分头。好像一个正在谈生意的老企业家。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要是我们不受欢迎我们不会再打扰你。我挂了，再见。”

接着又打了更多的电话。艾晓明把摄像机换个角度指向黄河，春天从青藏高原融化的雪水让水位很高。柳树飘摇，像半透明的绿色凉棚笼罩在宁静的河水上。过去似乎已经过去。接着一个叫浦毅业（音译）的男人说了最近的一段经历。

“我退休前碰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问我怎么才能去夹边沟。我问他从哪里过来，他说从徐州来。我问他找谁，他说他在找父亲。我问他谁是你父亲。他说父亲的名字是杨万华（音译）。我认识这个人。他曾经在传染病防治站工作。他是个医生。他死在了高台（夹边沟的卫星营地）。我又仔细端详了这个年轻人。他长得很像他父亲----就像是复刻的。”

“我说‘别去了，你找不到他的。’”

“他说‘我必须得去。我母亲叫我来的。她每一天都在哭，从早哭到晚，想我父亲。’”

浦毅业把年轻人打发走了，那里没有什么能给伤心的寡妇带来安慰。这样的故事太普遍了。早在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许多妻子都试图自杀。还有妻子绝望地寻找丈夫的遗体，想按照传统习俗带回家乡埋葬。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很多配偶都千里迢迢到河西走廊试图寻找妻子或丈夫的踪迹。对许多妻子来说，哀伤永不会结束。

其中一位妻子叫俞丽英（音译）。她曾挖掘了好几个坟地，最后认出自己丈夫的遗骨，是凭借牙齿、比普通人长一点的中脚趾和被沙漠保存下来的夹克衫。俞丽英和另一位亲属用衣服裹好骨骸，放进一个包里，偷偷搭火车回家。她十分紧张，两天没吃没喝，直到返回河西走廊东部的城市天水。怕在大站被检查行李，她多坐了一站在一个村庄小站下车，然后翻山越岭步行返乡，最后搭到一辆过路的卡车。“这就是他终于回到家乡安息的故事。”她这么告诉艾晓明。

六十年代早期，营地的官员试图掩盖非正常死亡。他们用红漆把死者的名字刷在石头上，然后把石头放进沙漠，假装这是个寻常的墓地。有囚犯死亡，这就是他们的坟墓，这不是挺正常么？风沙把红漆都打磨光了，墓碑接着也消失了。风沙继续肆虐，把埋藏的尸体都暴露出来，这样就曝光了大量的死亡人数。1970年起，酒泉市在这个区域建立了农场，主要是养羊来吃掉灌木丛。有个志愿者说他进去沙漠看过，到处都是骨骸。

后来艾晓明发现，兰州医学院派了几辆大卡车，带着上百名当地民兵去挖掘坟墓并用箱子装走了尸骨。尸骸用绳子捆扎成一堆。有些尸骸已经木乃伊化，保留着头发和皮肤。有些附近的村民也趁火打劫，偷金牙。其它地方也有放羊娃拿着骸骨玩闹的。

在艾晓明的影片中，她步行穿过这块沙地，拍到露出沙土的颅骨、股骨和肩胛骨。大多数骸骨并不完整，只剩下这些大块骨头，被漂白的骨殖在河西走廊的烈日下闪闪发亮。艾晓明拍的很慢，徘徊在这些尸骨之间。

张岁清的计划是号召大家打造一块墓碑，让家人亲属可以在这里悼念死者。2013年他几乎做成了这事；当地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同意他建一座环形小石墙，围绕中间一块方尖碑。建筑完工了，一块黑色的墓碑竖立在沙漠中：

罹难者遗骸墓碑（衣冠冢）

背面，用黑色刻着：

来自兰州的五十七名受难者

夹边沟幸存者、友人、亲属 谨立

当地政府马上就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习近平发布了声明，不允许否定毛时代。（注9）这个声明的含义清晰明了----几年后回头再看，这就是习对地下历史运动的第一次出击。突然之间，悼念就变成了敏感词。张岁清和这些亲友的出发点也许是真诚的，但墓碑的象征意义----纪念成千上万被党迫害致死的无辜人民----实在太强大了。没过几天，整个建筑就被拆除了。张岁清抢救下的石碑的一角写着“立”字。他做的一切都遵纪守法，但他的作品被毁了。

艾晓明的观点很明确：（注10）文革中“打砸抢”那一套，她和她的家人亲身经历了，但文革并不唯一，也并未结束；党就是用这一套常规武器来对付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尤其当他们竟敢触碰共产党的历史。

一位长者李景航（音译）概括了许多幸存者的感受。他们并非要和党作对，但党从未接受他们弄清是非曲直的愿望。他是天水中学和师范学院十一名教师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在艾晓明的纪录片里是个很特别的人物，他经常侧躺在床上，像一尊盘坐的菩萨，他的眼睛紧闭，似乎在沉思。另一段影像中他坐在椅子上侃侃而谈。

“现在墓碑被砸了，也就意味着没有夹边沟这回事。换句话说，遗忘过去。人类不再需要保存历史。如果这样，那你就得问问什么定义了人性？做人意味着什么？”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艾晓明的主要助手是张岁清，（注11）那个建起了墓碑的人，那个一直试图纪念死者的人。当2017年影片在香港首映时，张先生已经癌症晚期。医生推荐的化疗需要六万元人民币，大约一万美元。他和妻子无力支付，只能购买一些无济于事的廉价药物。当张岁清在兰州奄奄一息的时候，艾晓明正在武汉家中观看首映的视频。几年来，她一直受到政府的限制，无法去香港旅行。朋友们帮她设置了一条连线，可以实时观看首映式，外界可以看到她的作品让她感到欣慰。通过电话和短信，她把观众们的反馈传达给张岁清。之后，她还给他寄了一幅书法作品。那是一首诗，苏东坡的《定风波》，苏东坡就是那位在赤壁傲视帝王的诗人。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她没写最后两句，那是每个上学的孩子都读过的诗句，那样就略嫌鲁莽。其实，这句没写出来的，才是真正让人获得平静的消息：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