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港府強制隔離措施之前回港

我是一個內地生，現在在香港上學。決定從家回香港的路上，就知道自己一定會被罵，內地生和本地生都會。直到確認自己安全度過了隔離期才敢寫下這段經歷。

本來是打算2月9號回來的，能和家人久違地度過正月十五。突然看到了港府決定8號開始回港的人都需要被強制隔離，當時具體的消息也沒有，不知道會被放到哪裡隔離。不知道是我有密閉空間恐懼症還是因為人嚮往自由的天性，腦子裡浮現的是封閉、狹小、無法流通的畫面，我改簽了動車票，提早回港。

我為什麼要回來？雖然學校停課了，學校的郵件鼓勵同學不必返校。我回港的理由首先是想要更自由的互聯網（啊我真的好討厭牆），在家的VPN斷斷續續，但是課業（一些課需要用facebook等群組溝通，需要查很多牆外資料）、實習還有我對各種牆外社交媒體的需求，讓我想要快點擁抱香港。很多時候只能用香港的電話卡開漫遊，一個月的電話費就會上800。其次是想要一個更有效率的學習環境，我有種對於空間的強迫症分類，在家=休息放鬆、和家人一起做很多事情，在學校=學習、充實自己。詢問了我親愛的室友，她過年沒回家，一個人做飯很寂寞，她也想我回來，一起度過大四最後一個學期。當時，想快點回到學校和正常學習生活的想法充斥著我的大腦。

說了長長一段理由，其實也不是多麼到生離死別，或者不得不來的萬分重要的理由。來的前幾天，學校的樹洞不停地有帖子發出來批評改簽回港的同學，他們說這是不負責任的傻逼，明明可以買更好的VPN，自己找安靜的地方學習就好了，何必非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自己的感染風險，更會給宿舍本來一直留著的同學帶來感染風險。

我是其中一個傻逼，樹洞的話讓我內心煎熬。動車發車的前一天晚上，我沒怎麼睡著。我害怕，如果我真的感染了，或許我年輕沒事，但是會不會給香港帶來社區感染，如果我身邊的朋友因我而感染，內疚之情會今生也難以消弭。但是又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我在家呆了超過14天並沒有感染，沒接觸什麼人，沒有什麼症狀，唯一可能感染的地方就是動車和關口。爸媽和我說這個概率可能和我遭遇車禍的概率差不多，想好了就回去，想要學習也很重要，而且你並沒有違反什麼規定，港府沒禁止你回去，你回到宿舍嚴格自我隔離就好。

我又問了舍友一次，她怕不怕我回來會感染她。她說，說實在的，有一點點，但她說她也知道我回來感染的概率很小，發來的微信消息還是讓我快回來。

我沒有想清楚此時該不該回去，又想又害怕，我說不清楚。票早就在瞬間的決定下改簽了，像被什麼東西推著一樣，告別父母，上了動車，口罩一刻也不敢摘下。只到確認周圍沒人，才摘下一小會口罩，迅速往嘴裡塞一顆媽媽準備的草莓，讓肚子撐住6個半小時的動車。

從動車站打的前往深圳灣，的士司機戴著口罩，但是和他聊天他一點都不怕，他覺得這都是命，該感染就會被感染，做好基本防護措施之後，該怎麼生活還是要怎麼生活。可能沒人能掌握完所有的信息，完全成為經濟上的理性人，何時何地都在賭博，只不過有概率大小的問題。

深圳灣過關的時候比動車多人多了，人多到空氣很渾濁，我有點暈。在跨境巴士上，斜前方有一個小孩暈車，吐在了車廂裡，他們一家看上去是會說廣東話的新移民。到站停車後，司機拿來酒精紙巾清理，司機和其他乘客很寬容，沒有很驚慌，在和這家人討論消毒紙巾有多難買。

拖著行李箱穿過商場去搭地鐵的路程，我感到很害怕，很心虛。我感覺被人看著，目光會讓人的安全感降低，我主動走到偏僻的地方。港鐵上有人看到我，走到了稍微遠一點的地方站，距離不遠不近，好像也不想讓我覺得我被排斥。宿舍的阿姐很好的接待了我，給我量體溫，聊幾句，我聽出她其實也不想有人回來，但是也沒有規定讓人不能回來，「大家特殊時期都需要一點空間」，她說。

和舍友的生活變得有點尷尬，舍友的媽媽視頻時讓她不要和我說話（但這幾乎不可能，我們都話癆）。一開始我舍友還會和我說，我們背對背說話，不需要轉過來面對面，隔得遠遠的吃飯，我在宿舍也戴著口罩，每次量體溫都很害怕去看數字。5、6天過後，就一鍋吃飯，和平常無異。

不過這十四天以來，我都沒有出門，很內疚地讓舍友自己一個人拿著行李箱買回一週所需要的食材。隔離期過了很多天之後，漸漸地抓不住當初很害怕，埋怨自己的心情了。

我的媽媽在我到港的當天給舍友發了很長的文字，大概內容是對不起她，給她帶來害怕，但也不知道怎麼辦好，所以讓我帶去了很多好吃的，讓我給她做飯。舍友的媽媽看了我媽媽發的話哭了，覺得大家都不容易。

並沒有遊戲一樣的清晰的提示數據，告訴你做這個選擇有多少概率會發生A事件，多少概率會發生B事件，即便有關生死。像任何時候一樣，只能在眼盲的情況下摸著石頭選擇未來的一個分支。

詢問了身邊和我一樣在強制隔離回港執行前回來的朋友，問他們為什麼要回來，似乎大家都沒有特別十萬火急的理由，就覺得總覺得要回學校的，早回來比較方便，確實也提到網絡的原因。

可不可以只是因為「想」，在不違背規則（例如政府的規定）的情況下，個人基於一些自己的理由和判斷就流動呢？畢竟每個人判斷什麼事情是重要的理由的基準是模糊的。

人們正常自由的生活和嚴格防控疫情的取捨應該由誰來做出？如果我真的不幸被感染了，甚至造成中大的感染，我肯定會被指責，但是在不知道後果也不知道概率的時候我該不該做出這個決定？還是說，應該批評制定政策的港府，它的做法會讓我產生做出某個決定的incentive？我是不是像肖戰的粉絲利用舉報和牆的規則一樣，成為了規則和權力的幫凶，幫著在專家意見下不封關的港府？

我假想過很多次，自己成為了這個罪人。

被指責為了這些「簡單的理由」回港，就犧牲幾百萬人的生命，會不會對一個人來說過分沈重？因為沒有人想被感染，可是惡意和壓力輕易會導向在某個地域引起傳播的這個人。我開始好奇因自己感染導致家人感染的患者的心情，我想到了那個懷疑自己感染而離家出走，讓家人不要尋找自己的爸爸，真苦。